讲台上的王世明本报记者张鹏摄
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4年,中断了教龄,他至今没有转正,他认为,“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
如今,他的工资只有400元。而当年与他一起代课的教师转正后拿到了4200元。
王世明“出名”,是因为一张黑白照片。崇山峻岭之间,一个人扛着一根几十斤重的木头回家。他的眼前,几乎没有路,只有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这根木料是建完学校后剩下的,因为代课教师工资低,村民们便把这根木料送给了他。
这张摄于几年前的“木头抵工资”的照片,至今还时不时被网民翻出来,流传一阵子,感动一大批人。去年,他被评为“最美乡村教师”,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王世明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
王世明是1980年在郭家湾村当上代课教师的,当时他18岁,初中刚毕业。王世明清楚地记得,工作的第一年,他每月的工资是17.5元。两年后,他结婚了,陆续生下3个孩子。他的工资涨至每月40元,多了22.5元。
郭家湾村周边的几个村学,几乎被王世明教了个遍。教学条件一个比一个艰苦,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走的山路也越来越多。
这些山路,王世明再熟悉不过。宕昌县地处甘肃省南部,紧接青藏高原边缘,群山环抱,地广人稀。宕昌是甘肃出了名的贫困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十年九灾。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3年的岷漳地震,宕昌县均未能幸免。
在孤岛般的邓家山,王世明一待就是9年,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学校。邓家山孤悬在山巅,200多口人,几乎都是文盲。邓家山小学最多的时候一学期有40多个娃娃上学。
村里决定集资给学校盖新房子,听说这个消息,王世明高兴得像个孩子,“房子是给学生们盖的,我也要出把力”。
因为代课教师工资低,邓家山全村同意,给王世明分了两亩山地,以补贴家用。当年,两亩山地收了600多斤麦子,王世明把麦子卖了,全部捐给村里建学校。
房子盖好了,听说乡上搞退耕还林,可以分到一批树苗。他又赶了十几里山路,把树苗拉来,种在了校园的四周。如今,当年他亲手种植的这些落叶松已长到五六米高,亭亭如盖,守望着这座已经废弃了的校园。
丈夫的苦,没有文化的妻子郭社莲最清楚。那条山路,时常有蛇虫出没,秋天的荨麻最毒,被“咬”上一口,瘙痒难受。最苦的是冬季,大雪深过脚踝,滑倒摔跤是常有的事。“雨天一身泥,冬上天天感冒,经常掉着鼻涕。”
在这条山路上,王世明独自走了9年。他一个人,带三个年级,既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既是音乐老师,还是生活老师。
山里人家,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学生们的书本,教学用的粉笔,都是王世明每年从县城买了,再用背篓背上山的。在崎岖的山路上,如果能碰见荡牛的学生家长,王世明还能轻松些,沉重的书本可以驮在牛背上。
但大多数时候,山路上除了他,就是他自己的影子。
学生们的学费,一时收不齐,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书的时候,王世明只好拿自己的工资先垫上。缺的部分,先打欠条欠着。刚开始,新华书店的人不认识王世明,不肯拖欠,后来知道了这个代课教师的事,对方破例给他走了“后门”。
王世明没学过音乐,除了能吼两句秦腔,其他的歌一唱嗓子就把他“出卖”了。为了给孩子们上好音乐课,他就对着收音机、电视机学,“学会一首教一首”。
在邓家山,他为师严厉是出了名的。每当王世明家访出现在学生家里的时候,正在看电视节目的学生,一见王老师来了,便迅速关掉电视机抱起书本。
一看是王老师来了,村头很多人都招呼王老师到家里喝茶。王老师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顺便走进了刘仇女家,她忙招呼大家坐下,倒完水,立马就要生火盆做饭。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换心。“王老师把我们邓家山的娃娃全部都带大了。”刘仇女端出烙干的馍馍,笑盈盈地说。她的两个女儿也都是王世明的学生,如今早已出嫁。
在邓家山,村里的孩子他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大的大了,出嫁的出嫁了”。邓家山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王世明教出的。
邓家山的9年,除了上课,王世明还要自己挑水做饭。面粉和菜都是从家里背来的,他的饭几乎顿顿不离洋芋,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顿肉。
山里孩子的早餐,大多是啃干馍馍。王世明大清早起来就要忙着给孩子们烧热水。遇到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孩子,王世明还要招呼学生们和他一起吃饭,左右都是洋芋饭。
9年间,王世明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没有一位适龄学生辍学。
事实上,在去邓家山小学教书前,为了养活3个孩子,他打过4年工。妻子郭社莲回忆:当时,家里的口粮是以荞麦、青稞为主的粗粮,细粮很少。即便如此,面柜也要空了,“日子紧困得很”。
1989年,王世明跑到青海刚察县的露天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每月赚100元。白天挖煤,晚上他帮不识字的工友写信、读信。 “不识字的出门人,太遭罪啦!”他感慨道。
除了当过矿工,王世明还上新疆拾过棉花。可无论是在黑漆漆的煤场、还是在看不到头的棉花地,他都渴望再回到讲台。他坚信:“要走出穷山沟,必须要学本事。没文化,出去只能卖死力气。”
1993年,毛羽山村邓家山社办村学,一个月只有40块钱,没有老师愿意去。妻子对王世明说: “为了不识字的娃娃都能识几个字,管它有钱没钱。”当时,3个孩子渐渐长大,需要有人看管。王世明最终决定上山教书,在邓家山小学,这一待就是9年。
2001年,邓家山教学点撤并至毛羽山小学。那一天,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这个“光杆校长”的心头:他担心以后学校离家远了,会不会有学生到了上学的年龄,不去上学,成为文盲。
王世明爱看电视剧,当看到《亮剑》里的李云龙拿起大刀喊冲杀的时候,他便感觉心头一热。
“英雄是能够为百姓谋利益的人。我没有干出什么成绩,做得不够好,只能教山里孩子多识几个字。”王世明说。
2001年,就在给邓家山小学捐粮建校时,王世明的大女儿考上了陇南师范,一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要5000元。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这位父亲犯了难。
按风俗,孩子高考考上了大学,家长应该摆谢师宴。他也想请大伙吃顿酒,但无奈囊中羞涩。最后,还是女儿学校的校长出面解了围:“王老师啊,这个面子给我,你就不要请了,我来请。”
临分别,这位校长还特意叮嘱王世明:“不能让娃娃不去念大学!”
王世明一连跑了好几天,亲戚、同学那跑了个遍,才借到200元。“连路费都不够,咋能供孩子念书啊。”回忆往事,王世明不说话了,用大骨节的手,揉着湿漉漉的眼窝。
从亲戚家借钱回家中的那天,王世明一个人独坐在立交桥边,足足呆坐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还是远在新疆的儿子,知道消息后,向战友东拼西凑,凑齐了姐姐的学费。送女儿上学的那天,王世明用塑料袋一层一层包裹着5000元,小心翼翼地交到了女儿手上。
命运似乎和王世明开了个玩笑。按照后来的国家政策,“凡是1984年以后一直在岗的代课教师都可以转正。”而因为从1989年到1993年中断的4年,王世明无缘转正。
王世明也参加过几次考试,都不理想。现在,他已经彻底错过转正的机会了。按照最新的政策,转正的代课教师需具备大专文凭,并且要通过普通话考试。眼看着,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人评价,这个“最美乡村教师”成了“一刀切”政策的“牺牲品”,被制度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他不仅“最美,还最悲情”。
如今,王世明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用他的话说,这个家“贼来不怕客来怕”—客人来了,发愁拿不出啥招待。
妻子郭社莲煮了几个鸡蛋招待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不速之访”。至今,这个家使用的灶具是火盆。做饭时,烟熏火燎的,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
有村民曾当面对王世明“冷嘲热讽”:“你干代课教师有啥意思呢,一个月的工资不如我们打工一天的钱?”
王世明的回答冷峻如铁甲:“人各有志,我爱这个职业。我相信老天会睁眼的,我不能前功尽弃。”也有人问他后悔当了代课教师吗?他答:“君子怨命不怨天。”
但他毕竟渐渐地老了,2007年,他戴上了一只150度的老花镜,无论批改作业,上课,还是周末回家喂猪,这只棕边的老花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
因为2013年被评选为“最美乡村教师”,他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他看了天安门升旗,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在航天博物馆见到了“英雄航天员”景海鹏、翟志刚,还到了北京大学听教授讲留守儿童的课……
每一项安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回到宕昌后,他很少向学生和旁人讲起。他被自己的自卑打败了—“虽然我是最美教师,但是我是一个代课教师。上电视讲话的是我,其他人条件都比我风光,而我是穷山沟的土包子,活人的差距太大了”。
实际上,头戴“光环”的王世明的生活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
学校照样会时不时地停电。在微弱的烛光下,王世明垂着头说:“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我打50分,不及格。作为丈夫,我打30分,家里的农活儿全靠妻子一个人做。作为儿子,我打20分,老人有病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隔着一米多远,记者仍能感受到眼泪马上要从他的眼眶里挣脱了。
山里寂静,突然雷声大作,大雨瓢泼。“作为老师,我最起码打60分。”这一次他没有停顿,语气坚定。
大女儿郭冯燕师范毕业的时候,王世明恳求女儿:“要懂得吃水思泉。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你,你必须为这个地方服务。”
原本有机会外出闯荡的郭冯燕,最后回到了老家,在临近的乡下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老师。不过,女儿的工资比王世明每月400元的工资翻了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