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尘肺病农民问题已成为本世纪最严峻的中国问题”：600万尘肺病农民的“数量极其巨大”和“处境极其悲惨”，可“救助极其尴尬”。
这是大爱清尘发起人、前调查记者王克勤为走过三周年的大爱清尘发布的一份针对尘肺病农民的调研报告而写下的文字。
这份调研报告，是大爱清尘对中国尘肺病农民调研的第一份专业报告。王克勤希望此报告能让大家了解中国尘肺病农民的现状，同时也期望这份报告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推动公共政策方面的完善。
记者行动影响政策改变
一个记者的采访，可以启动更多人的联合行动，不仅给底层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还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改变。
王克勤：从创立大爱清尘的2011年，我们就提出要做调研。为什么等到现在？要有人、要有钱、要有力量，各种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才能干。
京华时报：为什么这么强调报告的作用呢？
王克勤：要说尘肺病农民这项目，实际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大概在2005、2006年的时候，我做的一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报道，引发了公益和慈善的推动行动。这个行动的最终结果，是推动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血液管理办法》的出台，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实现感。
一个记者的采访，可以启动更多人的联合行动。这可以动员起来，不仅给底层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改变。
京华时报：那你现在对尘肺病的关注，是要追溯到艾滋病的政策？
王克勤：其实，更早一点。我刚毕业，就是政府机关的干部，我是当秘书出身的。我认为仅仅报道是不够的，真正给更多人带来好处的是公共政策的改变，而这改变是需要高层开会去拍板，而拍板需要大量调研，同时需要舆论压力。
京华时报：这是你在做秘书时的体验？
王克勤：当年毕业，我作为中央组织部选拔的后备干部到中共兰州市委，给领导做秘书。在犄角旮旯写会议记录，整理材料，写建议案。我的政府经历，让我知道政府是怎么决策的。
后来我到甘肃经济日报，经常给省政府的常委会上提案，曾经也影响过甘肃省的部分政策。再到北京的中国经济时报，它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纸，是国务院的智囊，参加过好几个调研组，写过调研报告，最后国务院出台政策。
京华时报：你是不是希望每个选题都会对政策有所影响？
王克勤：不是每一个都这样，当看到一些报道确实有这些体量的时候，有重大性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对这方面去考量。
能救一个是一个
现实中，只要让我们救命就行，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
京华时报：那尘肺病呢？
王克勤：尘肺病患者的数量，保守数字在600万，一个人最低需要1万元的经济救助，那就是600个亿。没有一个公益组织能筹得了。而600亿，也只是满足他们的规范治疗，没法解决他们一辈子的问题。
京华时报：所以把它上升到国家层面，像当初艾滋病问题那样？
王克勤：对，欧美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已有成功的范例，我们要去借鉴和学习。大爱清尘成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不仅研究中国的尘肺病问题，同样也去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和模式。
京华时报：大爱清尘，目前更多强调的是它的寻找和救命。
王克勤：对。我们一起步就清楚这是国家的责任。但在现实中，只要让我们救命就行。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高高扛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奔走在乡村田野去救命。现在情况很好了，中央财政开始支持我们了。
京华时报：与记者相比，做公益有哪些新的感受？
王克勤：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原来做记者，特立独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单兵作战，卧在一个乡或村里调查，十天半个月的。跟剑客一样，仗剑走天涯。有压力，报社和总编辑扛着。现在管理带团队，就知道周围的环境比一个人仗剑走天涯还难。
京华时报：在互联网时代，大爱清尘如何做公益？
王克勤：微博是大爱清尘的立身之本，大爱清尘的项目传播，工作的推动、团队的交流、志愿者的发展，包括组织救援、善款的透明等等，都可以通过微博来运行。
首先，新媒体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微博第一时间把现场的信息传播给受众。其次，微博作为媒介有动员和组织功能。第三是微博的互动功能，这是此前传统媒体不具备的，通过互动可把资源和人力组织过来。
这是大爱清尘2011年重要实践的经验。现在，微博依然成为大爱清尘的工作传播平台。目前，大爱清尘的传播策略已做了调整，由网络传播全面进入传统媒体传播。
□链接
93.2%的尘肺病农民工从未签订劳动合同
患尘肺病农民工从事的高粉尘工作关系到工人的健康状况。调查发现，在工作中没有戴防护面具的尘肺病农民工占到62.67%，其中74.16%的人表示未佩戴防护面具的原因是用工单位没有提供。
单位的安全防护缺失。超过八成的用工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以及制定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
与全国农民工平均水平（41.3%）相比，尘肺病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仅为6.8%，93.2%的尘肺病农民工从来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仅有8.4%的尘肺病农民工办理过工伤保险。
农民工申请赔偿和获得赔偿比例低。尘肺病农民工只有25.72%的人申请过赔偿,这其中82.7%的人没有获得赔偿。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争取赔偿平均花费6529元，花费最多达90000元。
尘肺病农民工中仅有29.5%已经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支持，其中92.4%的家庭每个月可以得到低保的金额在400元以下。
近90%的尘肺病农民工日常生活中出现心情焦虑和沮丧；其中近6成的尘肺病农民工对未来没有信心，56.1%的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对未来没有信心。节选自《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大爱清尘没了我才正常
我希望哪一天，大爱清尘没了我，这才是正常的，但现阶段不行，还在一个创业期。
京华时报：为什么还要回到传统媒体？
王克勤：原来我们是希望通过传统媒体打出一片天地。当时是受客观因素影响，我们无法用力。如果早期我们使用传统媒体，大爱清尘的规模要比现在大得多。
京华时报：但现在纸媒却在衰落呀。王克勤：不，不，纸媒的衰落我不否认，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爱清尘的服务对象是中国的尘肺病农民，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忘记为农民出发。尘肺病农民这样的群体，获取信息的最大通道是电视。所以我们去年底研究大爱清尘的未来传播策略，要全面覆盖省市县三地电视台，让大爱清尘的公益片所看到，让尘肺病的常识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京华时报：走过三年，你的感受是？王克勤：我一直坚持的一句话，就是任何时候，只要你认定这个事情是正确的。那就再艰难，有阻挠，你都可以把它消化。对生命的不放弃，这是最根本的道义。这些年我的力量来源是同情心，再没其他。
还有，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客观的。你应该视挫折为正常现象，而后你就会有比较泰然的心，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去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京华时报：如果没了王克勤的大爱清尘，会是什么样呢。
王克勤：我希望哪一天，大爱清尘没了我，这才是正常的，但现阶段不行，还在一个创业期。我觉得5年或10年后，那时去王克勤可以成为现实。这三年大爱清尘刚起步，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是我的公信力一直在背书，我在利用整个中国包括在新闻界建立的公信力，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管委会主任领导的秘书长负责制，我只不过是发起人，在未来的几年里，管委会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选举，我可能就不再是管委会的主任了。到时，我就是一个志愿者。
京华时报：除了大爱清尘，你还有其他的公益想法吗？
王克勤：这点我跟其他人不太一致。一个人在某些领域要有所建树，必须具备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是对从事的事业满怀激情，第二是专注，专心把一件事情做深做透，第三是执行力。
中国有上千万的尘肺病农民，如此巨大的体量，我哪有其他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已经极其不容易了。我觉得用一辈子的精力，能把尘肺病的问题解决好的话，是自己内心很喜悦、很舒心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