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络论战，左靖不参与，持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但他坦言欧宁的“碧山共同体”只是一个虚词，没有组织也不可能有组织。“每一个来到碧山想做点事情的人，都可以算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这些外地来的老板享受我们的资源，我们村有这么好的生态田园风光和古民居等，他们也要为我们村做点贡献。
——— 村支书朱显东
碧山村，这个黄山脚下的古村落，这几天因为网络上的一场论战突然火了一把。
2011年，几名艺术家选中了碧山村，在这里买房定居，怀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他们提出了一个叫“碧山计划”的乡村建设梦想，希望建立一个“碧山共同体”，“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其间，他们在广州做碧山计划展览，在碧山做了一期“碧山丰年庆”活动，开办书局，帮助个别农户做可持续农业。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处在一种思考的状态。
一群知识精英打算搞乡村建设，却遇到了另外的知识精英质疑。7月2日到7月6日，在碧山参访过一天的哈佛女博士周韵，在其新浪微博上连发17条微博和长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质疑“碧山计划”是精英对农村建设的一厢情愿，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
碧山计划发起人欧宁于7月5日发出《回应@一音顷夏(周韵)对碧山计划的质疑》，为碧山计划辩护，周韵又于7月6日凌晨发表《回应欧宁》一文，在微博和豆瓣网站上引发网友为两派“站队”，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唯有碧山村，始终沉默。
论战“漩涡”：精英与农民，谁的乡村？
七月流火。黄山脚下的碧山村刚过了油菜花季，大片碧绿的农田里，水稻和玉米正热热闹闹地生长着。这个占地58.5平方公里、统计人口达2907人的村子，看不到多少人，一些还走得动的老人都下地去了，充满徽派建筑特色的村庄安静得像一幅水墨画。网络上的论战甚嚣尘上，而南都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却看不到痕迹。
村里山脚下的猪栏三吧，是欧宁的朋友、艺术家夫妇小光和寒玉在碧山村购下的第二套民宿酒店，原来是一个旧油厂，墙上还残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他们喜欢买下村民眼里破烂不堪的古民居。上一套买下的房子还是一个猪栏，所以才取了“猪栏系列”的名字。但经他们买下改造后的酒店房间均价千元以上，平日里，酒店不允许村民进入。
7月2日，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40多人来到碧山，就在猪栏三吧的会客厅里，欧宁做了一场分享，PPT是全英文版的，提到做碧山计划的手稿是M oleskine(源于法语鼹鼠皮，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笔记本之一)品牌的笔记本。
首次接触“碧山计划”的哈佛女博士周韵很快有了自己的判断：所谓“碧山共同体”是精英分子对田园生活的想象，它将真正的农民排除在外的。
小光也不认为猪栏酒吧属于碧山计划的一部分，他向南都记者坦言：“我们就是做生意的，但对碧山也有贡献。村民看到我们改造老房子开民宿赚钱了，也跟着做，村里有两家农家乐就是学习我们做起来的。”
学员还参观了碧山书局，南京先锋书店碧山分店，由村里的汪姓老祠堂改造的小资情调书店。可是来书店的都是外地人，本村人只是偶尔进来翻翻书，从来不买，英文书更不会去碰。
网络论战后，有人专门跑到碧山“朝圣”，还在书局留言本上写下欧宁和“一音顷夏”的主要论点。书店对面一间老宅的主人方先生主动问南都记者：“你知道他们在网上吵架了吗？”那天周韵来过他家，跟他聊过天。但他说：“看不懂，反正艺术家与学生都和我们没关系，农民是种田的。”
午后，欧宁坐在家中的会客室里喝茶看书，身后是开放式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小院子里的凉亭和柑桔树、罗汉松。这是一座占地四五百平方米的徽派大宅，里面精心装修过，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他家的装饰和村民完全不一样，摆满各地淘来的家具和书籍，三年前从北京搬家过来的时候，足足装了9辆货柜车。关于那场辩论，他不否认自己的精英主义思想，而且也不认为需要抹平它和农村的差距。
碧山计划的另一个主要参与者左靖，最近正忙着装修他在碧山的第二套房子，准备把《碧山》杂志编辑部搬过来。对于网络论战，他不参与，持一种“清者自清”的态度。但他坦言欧宁的“碧山共同体”只是一个虚词，没有组织也不可能有组织“每一个来到碧山想做点事情的人，都可以算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而另一个当事人周韵，已经回到哈佛继续攻读她的博士学位。对于这次论战，她给南都记者的回应是：“我把我认为不好、值得商榷的方面和原因讲出来，这很自然。如果在谈‘共同’谈包容的同时，用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那生成的是新的不平等、区隔和排除；在谈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时，也不应该带有一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农村该有的样子’的想象与俯视心态。”
那么他们争论的焦点———碧山计划，在实施3年之后，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行动：知识分子构建“碧山乌托邦”
碧山计划，是欧宁的一个乡村建设梦想。
1969年，欧宁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农村。他小时候非常讨厌农村，讨厌家里的贫穷，渴望通过自己努力永远地离开农村。在苦闷的青春期，欧宁通过写诗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
与此同时，安徽农村青年左靖也在他的中学老师郑小光的引导下开始写诗，他给湛江诗友欧宁通信。1987年，这几位诗友从全国各地赶到南京聚会，当时还有另一位诗友——— 寒玉，后来成为小光的妻子。
欧宁后来成为艺术家，因2003年拍的纪录片《三元里》在圈内出名，在北京买房定居，终于彻底离开了农村。但离开了农村的欧宁，反而对农村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大量阅读了很多乡村建设实践方面的书籍。
从2006年开始，他决心找一处农村来把积累的理论想法落地。他一开始走访了云南、四川的乡村，当他来到皖南地区时，马上被这里的风土人情迷住了。于是他想起了中学时期的安徽诗友左靖，现在已经是安徽大学的副教授，又约上小光、寒玉夫妇，找到了碧山村。
2011年6月5日，欧宁在广州时代美术馆的展览中宣布“碧山计划”启动，他作了一个“碧山共同体：如何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的演讲，表示希望为观众提供一种以文艺形式参与乡村建设的初步思路。
对于“共同体”，欧宁的解释是“所有共同生活在其中的人，有共同的价值观”。
艺术家和村民，能形成“共同体”吗？
不管怎样，搬进碧山村后，欧宁和左靖按照自己的理想开始行动了。2011年8月26日至28日，欧宁动用了自己全部资源，在碧山村举办了首届“碧山丰年庆”。
丰年庆邀请了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以及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办学术研讨会，举办乡土生活作品展览，还有当地戏曲和舞蹈的演出活动等。其间左靖启动了“黟县百工”项目，带领安徽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调研考察了90项黟县传统手工艺，一本以此命名的书正准备出版。
欧宁打算把“碧山丰年庆”作为碧山计划的长期执行项目，但不料才到第二年，丰年庆正准备开幕时，突然被县政府紧急叫停，且没有给出确切的原因。
知识分子的雄心勃勃第一次遭遇现实的打击，这对欧宁的影响非同小可，“碧山计划”也因此放慢脚步。他坦承：“自己想的比做的多太多，因为很多问题涉及村民组织，要面对政府，不确定性太大了。”
而碧山却悄悄地在艺术圈内出名了，陆续有艺术圈内人在村里买古民居改造翻新，目前已经有20多户。
当艺术家遇上农民：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与老百姓无关？
从艺术家们入住村里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和村民的矛盾就开始产生。猪栏酒吧有一阵子有客人来，晚上拉胡琴唱戏，隔壁人家的妇女晚上9点被吵醒了，就在晚上两三点时站在窗口敲破脸盆，把猪栏酒吧的客人也吵醒了。
猪栏酒吧前面有一块水泥地，原来是隔壁另一户人家的晒谷场，可是猪栏开张后，客人经常把汽车停在那边。于是这户人家用水泥砖把空地围了起来，不让他们停车，后来村委出面协调，让猪栏酒吧每年给这户人家1000多元钱赔偿。
欧宁坦言，他和农民交流确实很难，他认为在农村缺乏有执行力的人。
来碧山旅游的人多了之后，他想鼓励村民把自己家改造成民宿，有个木匠已经动心了，他说已经准备开始收拾家里的老房子，但担心营业执照的问题，想找欧宁帮忙。欧宁一口答应下来，但是过一阵子木匠就没有消息了，忙着给修房子的左靖家做木工，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忘了。
而在66岁的村民汪寿昌眼里，艺术家对于碧山有另外一种意义。这个1966年的返乡知识青年，从近年来开始画碧山八景，记录村史，他现在是碧山书局的一名管理员。南都记者到访书局的这天下着小雨，老人坐在书局一楼书架前的沙发上，看着潺潺雨水顺着四面屋檐汇聚到天井。
他把艺术家也当作“新村民”，“他们帮助修复了启泰堂，应该记录到村史里面”。
他在碧山书局有一本专门的日记，记载村里每天发生的事情。但他既不打算交给艺术家做展览，也没打算自己出版，“他们做他们的，我做我的”。
在碧山做了20多年村支书的朱显东，把这些来买房的艺术家当作碧山的资源。他直言不讳：“欧宁左靖没搞什么大气候出来，他们那些事情跟老百姓无关，老百姓种的是田，他们看的是书。但是，这些外地来的老板享受我们的资源，我们村有这么好的生态田园风光和古民居等，他们也要为我们村做点贡献。”
最近，村里搞“亮化工程”，主要的街道都要装路灯。老百姓不愿意交电费。村里就找这些外地来买房子的“老板”开了一次座谈会，让他们一个人负责一段路的电费。欧宁掏了5000元钱，左靖因为买了两套房子，“认捐”了1万元钱。
朱显东还说服欧宁花10万元钱买下了欧宁家隔壁一个荒废的房子，希望他做成“村史博物馆”，还可以免费教村民学电脑。
欧宁有点后悔第一次“认捐”答应得太爽快了，“但是我现在住在这个村子，又不得不和村里各种复杂的关系打交道”。
他合上正在看的那本书，透过玻璃幕墙望了一下院子，他在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庇护者》。
专访
欧宁：被架到社会良心的高地
2011年，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碧山计划开幕式上，欧宁宣读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计划在碧山村创建的‘碧山共同体’，起自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对过度城市化的批判立场。它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M utual A id)精神，减低在城市中盛行的对公共服务的依赖，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鉴于今日农村社会的迫人现实，我们决定把这一构思付之实践。”
此后，除了20 12年的碧山丰年庆外，艺术圈内很难再听到关于“碧山”的故事。3年过去，微博上一场关于碧山是谁的共同体的论战，把“碧山计划”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7月12日，南都记者来到欧宁在碧山村的家中———一座精心修缮过的徽派古建筑。
“其实周韵批评的那些事情，我很早就意识到，但是意识到跟你能做到真的差很远。与民同乐、真正跟农民在一起，连梁漱溟那样的大牛都做不到，更何况我。”3年多的乡村实践，欧宁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欧宁：最初的想法由我提出。2007年我忙完大声展后，就想找一个地方做乡村建设。我跑过四川、云南的农村，到了皖南之后非常喜欢。因为左靖的老家在这边，我约上他，当时是请他当向导。2010年，我们决定开始启动碧山计划。但小光他们的猪栏酒吧毕竟是做生意的，比较谨慎，没有参与。
欧宁：计划就是project，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工作，持久地、长期地做一些跟村庄发生关系的事情。我搬来这里住的目的也在此。共同体应该叫做公社，英文是B ishanC om m une。这个词虽有点大，但他主要是指共同生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比较理想化。
南都：那它是一个N G O吗？
欧宁：不是。我们不依附政权，对商业公司比较谨慎，也不走N G O的路线。
南都：周韵质疑，这到底是谁的共同体。你怎么看？
欧宁：我希望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但现实是，它既不是我的共同体，也不是村民的。所以我们影响不了农村的发展，我们的声音很微弱。村委的人只是希望从我们这里捞点钱。
南都：你们最初的设想是现在这样吗？
欧宁：不是的，我想的东西跟我可以做的东西差很远，乡村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部分都很难实现。2012年政府取消了碧山丰年庆，也没有说到底能不能做，所以过去一年半我们没做什么。之后我也没有运作大的事情，因为不知道政府态度怎样。
南都：从2012年到现在你做了什么？
欧宁：从2013起我帮隔壁南屏村的一个村官张昱，在碧山做有机农业种植试验。她最早是在淘宝开店叫做村官菜园，就是在黟县地区收集一些农产品，在淘宝上卖。我给她的支持主要是理论方面，比如说我带她去北京参观石嫣的“分享收获”社区，然后让她去参加上海召开的全国C SA大会，然后有时候给她一些文章，帮她除过草。
欧宁：这个村子有2900多人，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就算跟我们来往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大道理我不跟他们讲的。在农村，解释没有用，你要做出来，碧山书局一开出来，他们都明白了。不然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其实周韵批评的那些事情，我很早就意识到，但是意识到跟你能做到真的差很大的距离。要真正做到与民同乐，跟农民真的在一起，连梁漱溟那样的大牛都做不到，更何况我。
南都：周韵的批评主要指向你的精英主义倾向。
欧宁：我承认我是一个精英思想很严重的人。但是，其实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因为我选择来农村生活，我在努力去融入农村社会。我搬来这里就意味着我不是一年来几次，搬来这里跟村民的交往就变成一种生活交往，而不是一种工作交往。
我每天要搬东西，就要找人帮忙，帮忙就要请他们吃饭。有时候要找人帮我打一个火桶，有时家里没有盐就要去隔壁借一下。这种就是很自然的生活交往，跟以前为了做调研敲人家的门差别很大。
南都：与3年前相比，你的态度似乎悲观了不少？
欧宁：农民现在很重视经济，你要搔到他们的痒，就要搞点钱出来。有时候我觉得很累，因为对碧山的报道很多，还有人拍我的纪录片，这些报道推着我，不得不去扮演一种角色。所以我想干脆就自己玩得了，加了很多乌托邦的想法。
我的思想一直在变化，有时候心情很黯淡，因为你真的要做跟农民发生关系的事情，真的很难，不仅在实际操作上难，还要遭受非议，真的很烦。你被迫要扮演社会的良心，你不能骂农民，不能指出农民的缺点，因为很多人把农民神化了。
乡村的复杂程度超出民国时期
南都：一提到乡建，大家总会联想到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先行者。你们走的是同样的路子吗？
欧宁：民国时期的乡建跟现在的条件相差很大，比如说梁漱溟，他在河南时，因为冯玉祥对乡村建设感兴趣，就让他在河南建立一个乡村研究院。军阀韩复榘也支持他，就给他一个邹平县去做实验，甚至行政制式都可以由他改变。
我们最早做碧山计划的时候，引用最多的就是民国时候的资源，现在被别人拿来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不是乡建，说你跟民国时候的不一样。但是，你仔细看，梁漱溟和晏阳初那个时代遇到的难题跟我们很相似。其中一条就是跟农民的融合问题。晏阳初在定县的时候，定县的人并不喜欢他做的事情。晏阳初曾经给定县的棉农提供贷款，因为这个影响了定县200多家钱庄的生意，那些钱庄的人联合起来想要把晏的平教会赶出去。
梁漱溟在《我们的两大难处》里也说到，我们知识分子想动，可是农村不动。他在邹平的实验，当时别人也批评，知识分子和农民根本融不到一起。他也很痛苦，因为他发现知识分子和农民确实存在有一种很大的差异，农民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梁漱溟的原则跟我是一样的，不依附政权，他希望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改良农村，但当他说不依附政权时，其实就有问题了，因为他是在军阀的扶持下搞的。
南都：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吗？
欧宁：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学术工具，对理解农村问题更有利。另外，中国的农村问题，要放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去审视。很多人把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列为道统，包括我们自己也犯了这种理想化的错误，但其实他们是失败的。而且思想认识的复杂程度，也很不一样了，他们以前说的一些东西不一定适用于现在。
南都：知识分子主导的乡建经常被诟病的地方是不接地气。
欧宁：这个时候探讨乡建工作的创新很有必要。但是，中国的空间真的非常有限。就我们看台湾的经验，台湾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他不是找农民，而是找农民组织，因为农民组织是扎根在乡土社会里面，对这个社会很熟悉。跟这个组织搭上线事半功倍。
在碧山，有一个老年协会帮了很大忙。他们是原来就有的组织，都是退休的老人，村里面的广场舞是他们搞起来的。这些老年人能力很强，有点接近乡绅了。
艺术家怎么介入社区营造
南都：3年多的实践，你觉得艺术家是否有能力去做乡建？
欧宁：我们努力过，但真的很难。比如说我们要在农民里试着做一个构思决策的实验，当地政府会不会允许呢？我会很担心。我不能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我就去搞，因为我现在毕竟整个家都在这里，搞不好他把你赶走了。
南都：你反对商业化吗？
欧宁：前两年我比较警惕商业，但是我发现没有商业，老百姓根本不认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事。你做了很多事情让碧山出名，这些他们都看不见，因为他们接触的媒体资源很有限。但你开了一个碧山书局，还是盈利的，他们就觉得真厉害。
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发展一种对环境友善、对农村友善的良性商业。而这种商业，村民也可以成为商业的主体。但要做商业的话，我们的资金就很成问题了，我们不靠政府，也没有大规模的投资商。
南都：如果你们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可以放开手之后会做什么？
欧宁：我们会放手做农业，搭建销售平台卖农产品，比如编个小篮子、做个相册、卖个米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包装做得很漂亮、让它们卖得更好。这个我们作为艺术家是有信心的。但现在我们开个碧山书局，都被人骂商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