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记得，1926年至1936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晏阳初先生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在那里开展了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70多年后的今天，一大批学者、大学生、农民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又初露端倪。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有“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之称的温铁军。
温铁军曾多次来过重庆。他坦言，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大城市带大农村。这里，无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标本。
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点就落在了如何推动不发达库区和山区的发展上
重庆日报：独特的市情决定了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格局。如今，重庆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的目标，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在您看来，重庆要缩小城乡差距，关键着力点应该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重庆的市情的确较为特殊。例如第一次重庆搞计划单列的时候就带进来了一批贫困县，第二次搞直辖市的时候又带进来一批贫困县。这些地方不仅基础薄弱，同时区位条件较差，发展后劲有待加强。就拿库区来说，水位的上升将它的发展移向高山地带，崎岖和偏远是工业产业化发展的大忌。这些地区引进大项目的难度就很高。
我通过多次调研得出一个结论：重庆每次发生行政区划结构变动的时候就会衍生出库区山区类的贫困地区，而这些地区经济基础差，是缩小城乡差距的瓶颈地带。如此一来，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点就落在了如何推动不发达库区和山区的发展上。也就是你们重庆人自己总结的加快两翼地区发展。
当然，我觉得城乡差距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农村地区比较富裕，甚至超过某些城镇。所以不能一味在政策上对所有农村地区都进行一刀切。要真正做到缩小城乡差距，着力点还是在“尾巴”上。我们不能劫富济贫，必须是用车头继续前行、车尾加速跟上的方法来缩小差距。
我历来的观点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城市反哺农村。这几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各大城市越修越漂亮，但人们往往忽略农村地区为中国城市化做出的贡献。就拿国际金融风暴来说，当沿海城市遭受外部压力的时候，企业出现大面积的破产倒闭，怎么办呢？打工者回家，没有人向这些打工者支付失业保险，所有对于城市国企职工支付的社会代价都可以不向2亿2千万农民打工者支付。因此，正是农民工他们承受的这些代价使得中国的经济危机可以软着陆。农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难道反哺一下还不应该吗？
当一般市场条件下的产业资本进不去时，就让干部用双脚走进去
重庆日报：近些年来，重庆意识到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性，先后采取了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等一系列措施，你是如何看待这些措施的呢？
温铁军：重庆在促进两翼发展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正如上面分析的，由于这些贫困地区区位条件太过恶劣，在这些地区搞扶贫开发，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一般市场条件下的产业资本进不去时，就让干部用双脚走进去。也就是你提到的“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等一系列措施。
这样的措施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这些措施转变了过去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的自我认识，从意识上推进现代政府的执政理念。其次，让这100多万干部都下到基层，这等于把一个庞大的政府资源转移到了基层。再次，这是用理论联系实践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基层农村是很复杂的结构，光是依靠传统手段起不到什么作用，必须采取走村串户的方式才能发现问题，有所作为。
我很欣赏你们重庆的领导讲的一句话，重庆的贫困户有50万户，而重庆有120万干部，120万干部家庭如果解决不了50万贫困户的问题，那就是这干部队伍的耻辱。
重庆近年来的工作实现了三大突破
重庆日报：从唱红打黑、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到此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重庆近年来的大动作不断。对此，您如何评价？
温铁军：我认为，重庆近年来的工作实现了三大突破。首先是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大家都知道，尽管重庆有长江水道，但离出海口岸还是很远，每多一公里的运距，就会增加一部分物流成本。如何能把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放到重庆呢？这其实是一个地域性的难题。大家都在招商引资，都可以找惠普谈，任何一个沿海省，难道不比地处西南山区的重庆更具有发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吗？
其次是突破了土地限制。大家都知道，重庆过去面对的是“三山加两沟，面对两条江”的地理环境限制，可用于工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是通过土地储备，但重庆仍然是土地资源高度短缺的城市。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重庆拿出土地建工业园区，建公租房，实现了经济、民生的同步发展。
最后是突破了灰色经济。重庆打黑除恶中打掉的大量支撑黑社会的企业家，都是在短期内迅速暴富的灰色经济主力。当灰色经济的收益集中于这些支撑黑社会的人手中的时候，加强的是灰色治理，某种程度上是以黑社会或非规范社会势力为代表的这种治理。清除这种灰色治理，很难用平常的、缓慢的手段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