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发展简报编辑, Nick Young（高扬）的系列文章之二，旨在消除中外职业工作者之间的误解,本文是关于工作境遇中的期望和态度的一些思考。
有必要首先强调，在西方国家竞争性的工作环境中总是有这样的原则：人能够获得工作是由于他们的从业价值，而不是该事业有必须录用的名额。因而普遍来看，在西方，人只能在工作表现有成效时占据其工作岗位。假如这显得很苛刻，那么，应该同时注意到实际的失业水平，这是中国现在才开始经历而西方市场经济却长期深浸其中的。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倾向于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全力投入其工作，那么这个机会就应该给别的人。
过去的二十年来, 随着在西方职业市场竞争性的增强，对上班族和白领工人的要求也越来越沉重。几乎每一个地方，工作保障都比二十年以前少。聘用合同变得越来越短，以至很多有工作成效的人每年都需要重新申请他们的工作。薪水和晋升与工作表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不是他们的工龄。这些都是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完成的，但即使在西方也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这一趋势走得太远了, 它造就着生活在工作中，以损害家庭关系和生活质量为代价的一代人。
中国人所遇到的西方工作者可能有着同样的困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长时间的午休在西方是很少见的。很多西方工作者和办公室职员只会停顿半个小时或者吃顿午餐，甚至会啃着三明治的时候还在工作。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可能还不太适应在中国已经习以为常的午休习惯，以及可能午餐后打个盹之类的，而可能将此曲解为无精打采、缺乏责任感。
另一方面，午餐和晚餐（甚至早餐）时也工作在国外工作者中是相当普遍的，这并不被当作进行社交的场合，更不是抛掉工作后的悠闲时光，相反，人们通常希望边吃边喝，边商讨具体的工作，笔记本和纸张可能就在他们的盘子旁边。对很多，尤其是短期访问某个国家的西方人来说，午餐会，是贴近已经很紧张的日程的一个行之有效率的办法。
进行短期访问的国外顾问（无论是进行培训的还是进行项目鉴定或评估的），或者会见来自海外国际组织的代表，都期望工作时间会格外的长。那些来自国外的人通常会把访问时间缩得尽可能短，以免离开家人太久。他们通常更喜欢用六天时间以极快的步调工作，而不是花十天时间散漫地完成。这就意味着，例如，除了这些天的繁忙日程安排，当他们在访问期间获得许多印象和信息的同时，还会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晚间工作，以及会议、笔记、报告，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可能显得对工作过于热忱，但它是外国访问者一般所表现的。并且不应该忘了，由外国政府投资项目的顾问通常都有比较高的报酬（非政府组织对顾问所付的薪酬要低一些，这更多地取决于所雇佣的人员的良好意愿：但他们仍期望能在短期访问期间完成大量工作）。也许引进短期外国专家的体制有严重缺陷 ― 他们可能不懂中文，不容易交流，不理解他们所遇到的情况 ― 不过这依然是全球国际援助工作的主要特征。
这样一个大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人通常对他们的事务和职业运作很直接。他们的确是，例如，惯于和不习惯的人直接接触，感觉不到需要中介进行个人引见；在会谈中他们想要尽快进入他们所认为的要点。这并不是西方人不看重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的价值（就他们所做的，他们所意识到的个人生活的重要性而言。），但他们也有对个体责任的强烈意识，那就是，希望其他人――无论餐厅服务生还是航空售票员，或者是合作伙伴――能有所助益，能有效地开启与外界的接触，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帮助或者某种共同联系或是私人关系。
这些都给人外国人总是很匆忙的印象，至少一部分实际情况是这样。国外机构通常希望，当他们首次与中方会面的时候能尽快交换特定的信息以及进行具体磋商，而尽量少涉及礼仪和建立关系。他们常常会制订太富于进取的时间表来展开合作。这多半是出于完成工作的决心，但也可能是国外机构或个体还不习惯在中国展开工作，不理解他们制订的计划所遇到的实际困难。这可能需要他们的中国伙伴来潜移默化。尽管往合作伙伴的巨大热情上泼凉水是很不客气的，但指出潜在的问题和计划的不可行，总比让它展开下去并遭到失败要好。
外国人本身通常是马上指出计划的弱点的。不论对商业投资还是社会发展或是任何可能失败的事情，他们都会明确其潜在风险。当中国伙伴筹划一个项目时，那些外国人可能会说：“但是，如果……”并开始对失败进行设想，这时中国伙伴可能会觉得这太过悲观，或者觉得外方对他们的能力和诚意有疑问。但不应该把这类询问当做唐突，实际上这是对待计划中缺陷的好时机，正如它拥有优势的方面，这也是避免失败的重要方面。
类似的是，一些外国人强调机构或团体内在联系的重要性（即使他们自己的组织也并不总能做到）。这个问题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联系的路径不只是领导层和基层之间，而机构内各个不同部门间的衔接，有助于相互理解并协调一致地达成目标，这比大家朝不同的方向拽要好。另一方面，向上层的联系中，传达的准确性非常重要，不能一味报喜来取悦领导层。对隐隐约约的问题应该进一步注意，防患于未然。
这涉及广泛的责权问题。权力下放在现代机构效率的管理典范中是关键性因素。当前的思想认为，在每一个机构中，无论商业机构还是非政府组织，都应该有清晰的管理结构，明确责任和决策权，机构中每一个人在管理结构中的脉络。机构首脑从总体上来说负有领导职责，但不是做所有决策。也许外国人对中国的工作方式提出批评最多的就是领导人的桌上有一个“决策瓶颈”。在基层，他们没被赋予做出决定的权力，而上层领导又整天忙碌于需要处理的每一件事情。外国人会感到极度的挫折，当他们不能就看似简单的问题和意见得到解答的时候，而那却是因为管事的头出差或者开会。
事实上这类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其实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一些勉强对当地人员放权的驻海外国际机构。
良好的伙伴关系不能仅仅依赖机构首脑之间的协议。想要团结在一起的基层人员也需要发展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这往往取决于他们在工作领域内是否被信任而且可以做出决定，从而被赋予权力。
黄浩然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