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各种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就业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这些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事业到底怎么进行？如何发展？多年来遭经济建设排挤，被忽视被遗忘的公共服务事业领域终于在世纪之交显示了它的重大社会存在价值，对此，“非典”危机尤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在市场体制下如何满足人们的公共服务需求，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公共事业发展，这是对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我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的巨大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对待公共事物运营，我国政府采取类似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政策，科教文卫体和社会福利机构，多采取自行创收以补偿财政拨款的不足，创收所得归单位支配，结果在公营事业发展中出现了系统性的误区。
一、存在的问题
最早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民政部，当时的本义是号召所有的政府部门机构，包括企事业单位都依据属地原则投资社区服务，以社区的公共需求整合各类政府机构的资源。但是社区设施建起来了却缺乏运营资金，无奈之下只好任凭各社区服务机构自谋生路，未曾料到机构出租、个人承包、转变公共性质的各种运营方式由此遍布社区，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部门的公营机构也相继如法炮制。所以，走向私营产业的所谓市场化并非政府有意为之，而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近20年来，中央政府对公营事业的投资日渐减少，维持及发展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地方各级财政和城乡居民分摊。问题最严重的要算农村地区，政府减负导致农村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几近崩溃边缘。1991年至2000年，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占农村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集体性卫生支出从6.73%下降到3.26%，而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其他如农村教育、五保户和贫困户的生活保障等资金均严重不足，农村地区尤其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公共事业几近消解。
迄今为止，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做法，是适应市场体制进行人事制度和财务制度改革。以减员为目标的人事改革，由于行政体制无法遏制超编的恶疾，双轨经济运行体制又使企业和政府分流人员大量流入事业单位，致使事业单位冗员充斥，人员不减反增。以筹款为目标的改革，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不分青红皂白，要求所有的事业单位一律搞创收，以创收弥补不足的工资部分，从而人为造成了“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倾向。更糟的是，事业单位转制和改制中的种种失误在打着改革旗号的漂亮言辞包装下，公共财产被主要来自体制内部的一小部分人所掠夺，出现了掠夺者与公众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甚至在某些地域演成白热化冲突，造成严重后果。
以农民亏、生态环境亏为代价的政府机构与资源开发公司合作开发公共资源双双获益的所谓“双赢”，其本质不是公共资源的保护而是“资源交易”和腐败横行。
二、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目标促进社会发展
走向市场化、私营化的政策并非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旧发展观念影响下的无奈选择。要改变被动的局面我们首先要在观念上有所改变：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领域改革滞后，许多人有意无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归结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造成了在许多人心目中真正有意义的事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政府与市场，真正有影响的事就是政府的权力和公司的资本。对社会问题的轻视造成了社会政策边缘化及社会工作“两极化倾向”，即“不是政府化就是公司化”，“不是追求权力，就是追求赢利”或两者兼顾。正是社会政策、公益事业的改革过份追随、沿袭国有企业改革模式，造成了社会政策的软弱与社会事业的变形，出现了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行为背后的调控机制——政策、制度和观念的作用。
为解决我国公营事业的运营难题，我们还要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经验基础上，进行多样化的制度创新。这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短短十余年间，市场化成为我国公营事业的运营方向，这与全球的政府治道变革朝向市场化密切相关。和我们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化手段面对微观制度效率低下，但他们并不是宏观资源配置失当。而应注意的是我国则是宏观资源配置失当与微观制度效率低下并存；西方国家在规范市场中提前半个世纪进行了宏观资源的有效配置，如今转向利用市场进行微观制度改造，而我们既缺乏规范市场又缺乏社会政策而腹背受敌。
研究全球治道变革中的开拓性社会政策——跨越公与私、分配与生产、政府与非政府三重界限的公共服务产业政策，也许对我国未来的社会创新有益。
发达国家的市场化并非照搬传统私人市场模式，而是以提高社会福利的制度效率为目标，以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和公共服务产业为手段改造公营事业，变政府全额承担和直接生产的方式为政府管规划、融资，非营利组织、社区和企业管公共服务生产的提供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公共服务产业方式。支持这种改革的基本条件，是规范的私人市场制度，发达的非营利组织系统，完善的法治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