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深夜到达成都机场，最深的印象就是机场传送带上大箱，小箱上写得全是“抗灾物资”。这一箱一箱的物资让人深切地感受着我们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全国人，乃至世界人对汶川人的关注不容置疑。但是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心理培训和上海来的心理学博士胡利群那里我也听到这样一些例子。现在全国的心理学专家都聚集在了灾区，特别是对心灵受到严重伤害的孩子开始了诊治。目前在灾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心理学家在治疗时告诉孩子们，面对灾难要学会笑，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而这个专家走了，下一个心理专家来了又告诉孩子，要哭出来，哭也是一种渲泄，对身体有好处。这样的作法让胡利群博士非常担心的是会给孩子们造成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胡利群博士说，汶川这样的突发性灾难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伤害，不是一般的心理学工作者平时所遇到的情况。在国际上，这也是一门专门的学科。而现在大家出于爱心的作法，还是应该更加科学和有效。胡博士还特别强调，现在应该有受过灾难心理学治疗的专家培训当地的教师，因为，外来的志愿者和专家总是要回去的，而当他们在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的离去，会让孩子和心灵受到伤害的人再次感到被离弃。 这两天，各大媒体都在呼吁灾区缺帐蓬，缺水。我在这里听到和看到的是一些帐蓬里的矿泉水剩下半瓶，大半瓶地就给扔掉了。于是推广用杯子喝水的行动在帐蓬里开展起来。这个行动的发起人，成都青羊区救灾点的常光洁说，不能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浪费。一瓶水如果一次喝不完就丢了，对那些关爱我们的人来说就是不尊重。 在成都青羊区救灾点里，孩子们都已经开课了，上午文化课，下午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丰富的学生生活让刚刚受过伤害的孩子感受着人间的温暖。但是，在这些孩子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些孩子觉得受灾也挺好的，有那么多记者天天给他们拍照，让上电视，还可以免费吃喝。针对孩子这样的情绪，专家们认为，应该尽快商讨相应的帮助与教育。 在成都的灾民点里，现在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成年人，包括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无事可做。于是，一种被称为灾民自救的行动，开始在救灾区里由志愿者指导着开展起来。 当然在成都的救灾点里，人们最迫切的愿望还是回家重建家园。对此有关专家也提出，按照国际惯例，像这样的灾民，一时回不了家的话，分散到其他省市，无论从心理，还是从经济角度看，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另一方式。但是也人心理学家说，故土除了难离外，民族文化离开了它产生的土壤就很难维系。 今天，从灾区回来的记者那里我也听到了这样的呼吁，降压药和胰岛素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人来说，也是目前救助中不可或缺的。 5月23日上午我们的车开向了绵阳。在九州体育馆的大门前我们听说温家宝总理刚刚来过，这已是他第二次来这里了。一位正在给住在这里的人充电的志愿者告诉我们：我们绵阳人的素质挺高的，总理来了并没有人围观。总理也是想走到哪就走到哪儿，没有戒严。 在体育馆有这样一个地方是孩子们喜欢来的，小小阅览室。孩子们来，心理学家也来了。在那里我看到一个挂着红十字牌的男士在和一个小男孩笔聊着。纸上有小男孩写的一行字：我不喜欢看书。另一行男士写了：我喜欢看电影。又一行是男孩的：我喜欢打羽毛球，10局能胜9局。接着又是男士的：怎么能胜那么多？男孩的笔下写的是：水平高。 这里的孩子们这些天一定是被太多的记者关注了。我刚走到一个小男孩子面前，相机还没举起来，他的小手已经把胸前挂的救助证举了起来。看到他举的那一刻，这样一个问题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记者们不再来了，生活恢复了常态，这些今天住在体育馆里的孩子会觉得失落吗？ 一位手里拿着动物画报看得津津有味的孩子在我问到：这里的课你最喜欢什么呀？女孩的回答是：科学。我问她，科学讲什么呀。她说，讲杯子里水是满的，放上一张纸会看到什么现象。 在体育馆里的“帐蓬学校”里，唱歌，相声，影视演员正在为孩子们表演。一个脸上还带着伤的女孩被一位挂着相机的人告知写下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孩子写时一堆“炮筒子”都把镜头对准了女孩。还有人开始问：“你爸爸呢？女孩说：在帐蓬里”，“你妈妈呢？”“不知道”。那一刻孩子脸上的表情，不能不让人伤感。 不过，不在离帐蓬学校不远处，一张告示挂在那儿“孩子们很脆弱，请不要随意提问。” 我在体育馆时，正赶上吃中饭。志愿者们为大家发的饭还是方便食品。也有一些人家有亲戚会送来米饭和炒菜。就在我拍着这位正有一大口，一大口吃的老人时，老人家的小男孩子走过来问我：阿姨，吃饭了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几乎看不清楚镜头里的他了。后来他妈妈告诉我，男孩5岁。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子：大洋洋，男孩大声地说。男孩的妈妈说：你是小洋洋，你爸爸是大洋洋。 在九州体育馆里，一些帐蓬外面至今挂着这样的寻找家人的照片。广播站也在一遍一遍地播着：“家人在找你”的口信。 在体育馆里，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会被医务人员扶着去治疗。温家宝第一次来这里，住了两万多人的体育馆，现在里面住的已只有两千多了。回家，重建家园，成了他们目前最迫切的愿望。 志愿者和救灾人员在这场大灾中的表现，让我们同行的一位专家说，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作为中国人感觉到幸福。我也把我们北京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的绿丝带：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带在了绵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手上。一对从山西来的志愿者夫妇告诉我，他们是请假来的。对于一个月2000多工资的家庭来说，他们这一趟要花4000多。 我给他们拍了照片后，那位丈夫追着我给我写下了他们矿的地址：“给我把照片寄来吧，留个纪念。”他妻子则告诉我，这里年轻人多，他们岁数大，所以成了志愿者的管理者。 离开绵阳时，太阳像是个鸭蛋黄似地贴在离地平线已经不远的天空。拿着相机拍着还住在大街上帐蓬边的生活照时，一位中年男人主动和我们搭话。他说，因为只是怕再次发生地震，地震以来一直不敢在家住，因为房子并没有塌，帐蓬只有自己搭。他家的两个帐蓬花了1400多。这次大地震对他家来说最大的灾难是，儿媳妇5月11日生了一对龙凤胎。可是5月12日，小孙子就结束了他还不到一天的生命历程。 我们和他告别时，他走了很还在为我们指路。而我们的车已经开出去好远了，我回头看，他还站在路边目送着我们。我的耳边突然起起下午在西南科技大学，听清华大学一位心理学家给辅导员们做辅导时唱的一句歌词：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明天，我们要去都江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