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尽一切办法想留住他，可就在上个月，他还是走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姚越近日非常遗憾地告诉记者，红枫虽然创办20多年，但至今无法给机构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她费心招来的这位很有才华的男青年小贾(化名)，最初也是怀着公益理想进入机构，但是要娶妻生子，生活负担加重，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担任红枫中心主任一年多以来，姚越多方调动她过去做企业时积累的各种资源，希望带着红枫团队探索一条新路，但是与红枫目前面临的困境相比，一切依然任重道远。和大多数草根NGO一样，缺人才、缺资金和身份问题也是多年来一直困扰红枫的“纠结”点。
为什么留不住人
2004年一次企业家年会上，姚越与红枫创始人王行娟老师相识，此后她应邀成为红枫的理事，但并未直接参与红枫的机构运作。两年前，她自己的公司告一段落，想全身进入公益圈实现人生价值。按照她自己的设想，先到各个公益机构学习一阵子之后，再选择一个适合的通道全身进入。但是红枫现任理事长建议她直接来红枫，在干中学。
因为此时，创办多年的红枫正在遭遇困顿，支持红枫多年的福特基金会正式建议红枫自己造血，并表露停止资助的意向；机构全职人员本来就少，此时留人更难。红枫在姚越来之前的一年半中没有主任，而在此前三年已换了两位主任。理事会请姚越来担任主任一职，也是期望她发挥企业家的特长和经验，为红枫开启新的发展局面。
招纳一批全能型人才壮大红枫团队，是姚越来到红枫之后开出的一剂药方。她几经周折招聘来的三十出头很有才干的小贾是这批新秀中的一员。“这个小伙子的确很能干，对公益也有热情。特别是，我觉得服务女性的公益组织最好多些男性参与，可以更平衡。但是他面临结婚，有了家庭负担，压力就大了。”为了留住他，姚越特意设立了一个“主任基金”，其实就是把她自己的工资放在这个基金里，由她自己支配。她通过这个渠道，把自己的工资“转赠”小贾。可是后来，红枫其他同事发现了这个秘密，大家心里不平衡。姚越又想了一个办法：给小贾提供机动的工作时间，让他到外面讲课“赚外快”补贴家用。可还是有人不平衡，小贾待不住了，姚越又想了其他办法……但最终都没能凑效，小贾于上个月正式离开，他说，今后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做红枫的志愿者了。
“大家都要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房价高，物价高，对这些年轻人，我真的非常理解他们，也特别想为他们保持这颗献身公益的心而做点什么。”但是令姚越深感无奈的是，今年福特基金会停止资助后，人员工资只能依靠过去存留的少量个人非定向捐赠支出，新近合作的两家国内基金会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资方都明确表示，只资助公益项目，不负责人员工资和行政费用，要红枫自己想办法解决这部分经费。
厦门绿十字志愿者服务中心主任马天南说，很少有基金会愿意资助NGO人员工资，企业和政府合作方更是如此。极少数愿意资助人员工资的基金会，至今尚未垂青厦门绿十字这类倡导型的环保组织。因此，创办13年来，厦门绿十字也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工资待遇问题而与人才错肩。
北京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总干事王维娜分析，我国社会创新的动力机制尚未建立，国民对于以非营利组织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公益性需求的认同度还很低，甚至有很多人还简单地认为组织、参与公益活动就是在“释放爱心”，是个人的“精神消费”，也因此默认公益从业者不会或是不应该从这份工作中获得应有的报酬。这种公益职业化路径的缺失，势必造成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非营利组织创业者增量严重不足，职业公益人更是稀缺。因此，就“资源困境”来说，首先是人力资源困境，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将公益从业者跟普通劳动者同等看待，保障其合理收入。“公益从业者也是属于市场的，他随时都可以进入人才市场找到更好待遇的工作。”因此，草根NGO随时都面临挑战：如何留住人，如何筹到留住人的资源？
这和整个大环境有关，也和公益创业者在这个阶段的能力和智慧有关。
筹资难在哪儿
姚越介绍，红枫多年来的发展积累了比较优厚的专家资源和具有专业素养的志愿者，在核心服务领域颇有积淀，也有一定的公信力。去年以来，在首都慈善联合会的帮助下，红枫的两个项目得到了政府采购的支持。对此，姚越深感欣慰。但因为红枫向来缺少宣传推广，在公共关系方面还不能满足机构发展的需要。因此，目前依然处于资源瓶颈。
相比之下，一些大企业更愿意和规模较大的基金会合作，因为基金会富有明星资源、媒体资源，甚至还有一定的“官员”
资源；一般为了降低政治风险，企业更愿意和政府合作。草根NGO很难有对等的资源作交换，自然也很难获取合作机会。
去年郭美美事件之后，大型基金会陷入信任危机，企业的CSR预算部门开始在民间公益组织当中选择品牌价值不错的机构，红枫被选中成为某国际企业在华的唯一草根NGO合作伙伴。
然而，目前和红枫合作的所有资方，包括政府采购、基金会和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提供项目资助，资助合约是跟着项目走的，而不是像过去福特基金会那样提供长期资助。由于红枫目前还是工商注册(民非注册去年底已申报，但至今未获批)，很难得到大额资助，也没有免税资格。这为红枫的长期发展规划带来考验，阶段性资助带来的不稳定感对红枫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不难想象，对于更多规模较小、仍处于成长期或初创期的草根NGO来说，他们面临的困境会比红枫更多，也更艰巨。
兰州兴邦文化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摆生义说，兴邦当前的难题是很难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主要原因是这两年机构筹资比较困难：国际基金会越来越少，项目招标信息也越来越少；国内基金会尚未形成完善的资助体系，他们的项目招标信息也是少之又少；而政府购买民间公益组织服务仅仅限于几个特殊领域(如残障人士服务、老年人服务等)，政府洽谈购买的对象往往是民政注册的、发展比较成熟的社团和民非，在这样的背景下，初创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特别是工商注册的草根公益组织的筹资渠道就更少。兴邦目前也是工商注册，因为民非注册门槛太高(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即使政府有购买服务的项目，兴邦也根本申请不到。摆生义说，如果政府能降低注册门槛，兴邦能够实现民政注册，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兴邦项目覆盖的受助群体的需求是很大的。马天南曾经在一个基金会与NGO的资源对接会上，向某基金会发问：对合作NGO的要求是什么？这家基金会的负责人首先说没有要求，接着又说出一连串“基本要求”：要有团队、要有项目可持续性、要有前瞻性，要执行力强，要财务透明，要宗旨明晰，要有绩效考核，要……另一位年长的草根NGO负责人说：“我以为我们今天面对面是为了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但刚才的一番话让我觉得我们简直无法沟通，我每月只要解决120元的生活费，环保方面就能做很多事情。但按你们的要求，我这辈子估计都无法得到你们的资助。”
马天南认为，很多基金会仍然在盲区里，没有搞清楚自己真正的定位和使命。
资金规模比较大的基金会如何花钱？目前来看，大多数选择了“外包”给某一个平台，资金往往被这些平台截留，无法惠及草根NGO。至于这些平台怎么利用资金，项目实施得如何，基金会很难做到“质量管理”。王维娜分析，对基金会来说，因有运营成本比例限定，促使他们有意识地控制项目运营成本，大多会选择法律风险相对低又容易操作的资助手段，此方式的前提是找到合适的资助机构，即：具有一定团队规模的民事非营利法人单位，而现阶段的注册门槛使大多数公益组织难于取得这个身份，因此此类资金很难成为一线机构的“血液”。
“社会企业”行得通吗
三年前，红枫创办了“红枫诺思博”，以收费形式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想走社会企业的路子，也算是红枫自己造血的尝试。
姚越加入红枫后，除了广纳贤才，还启动了红枫公共关系的运作，把宣传和项目结合起来。姚越邀请过去公关界的老朋友做红枫的品牌营销顾问，她自己也不断地探索、成长、学习如何从一个企业领导人转变为公益组织领导人，并尽可能将自己经验中对红枫有价值的部分发挥到极致。
姚越说，去年红枫一直在“苦练内功”，做了20次内部培训，打造学习型组织，通过项目带动团队的融合。因为走社会企业之路，对很多NGO来说是机会，更是挑战。红枫诺思博也不例外。
“我们现在还要做解释工作，大家都有点缩手缩脚。事实上收费并不代表不公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得到社会理解。因为红枫也要持续发展。如果社会企业不盈利，免费咨询热线就要停办；每年近三十万元的房租费用，还有机构的人力成本都很难得到资助，红枫自己不想办法造血，公益事业将难以为继。”姚越说，一边做公益，一边做社企，每年还要为房租的事情焦虑，的确很伤脑筋，幸亏她的执行团队已经逐渐成熟，能够执行到位。去年，红枫博思诺营收基本持平，今年有望盈利。
王维娜认为，未来公益的可持续发展，从外因来看主要在于社区购买为基础的“社区吸纳”模式成形，即以需求为导向，以专业服务改善民生状况为目标，并能够被社区接纳的公益项目将成为被资助的主体。对于草根NGO来说，其社会服务能力将决定其“是否可持续”。她建议草根NGO不要盲目地试图“驾驭”资源，而是先练好内功形成核心能力以“吸纳”资源。
当然，健康、多元的公益生态系统更需要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扶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会创业领域，将非营利组织管理从“体制”的惯性中剥离并牵引进入法治轨道，才能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从组织形态上来看，“社会企业”模式将为草根NGO发展提供另一种路径。社会企业更看中组织绩效，其运营方式在保持组织效率的前提下保证社会公平，追求更高的社会效益，也更加可持续。在很多国家，社会企业常常被认为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血液，也因此对社会企业家的培养高度重视。甚至在有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乌干达，已经将社会企业的相关理念和知识体系编入了高中课本。
北京恩派目前孵化的机构虽然注册属性以民非为导向，但其中很多带有社会企业的特点，即：组织的‘经营’属性，孵化期间接受的训练也都围绕筹资管理、预算管理、项目管理、项目设计、组织治理、社区关系以及政策研究等方向展开，鼓励创新的公益造血模式，通过提升公益性产品和服务的专业性以及品牌影响力，拓展社会资源的吸纳渠道，机构盈利的部分将投入到机构发展和业务中继续扩大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