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的“软力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创造了“软力量”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战略分析家、学者、编辑和记者们频繁使用的词汇。随着中国硬力量的迅猛提升，如今“软力量”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并成为近期最热门的公共话题。
什么是“力量”？约瑟夫?奈指出，力量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结果的能力。他把“力量”分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硬力量”人人皆知，如军事和经济威力。无论是军事威胁，还是经济利诱，都可以使人俯首贴耳。但是，约瑟夫?奈强调的是“力量的第二层面”，即“软力量”。“软力量”包括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软力量”不依靠武力和金钱发挥作用，而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以及为实现这些价值观作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支撑“软力量”的主要资源是价值观、文化、政策、制度。
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就国际范围而言，一个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的时候；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
中国的力量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
约瑟夫?奈指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享有7%~9%的高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令人瞩目地增长了三倍，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声誉和软力量。然而，即使是中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在发展中遇到诸多困难。二十一世纪初始，美国经济是中国的两倍多。而且正如一位新加坡专栏作家所观察到的，‘就软力量来说，要花更长久的时间才能取得接近美国当前水平的影响’。”奈的论述虽然简单，但很中肯，简明扼要地道出了中国力量结构的基本特征。真不愧是大家，独具慧眼。
奈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硬力量获得了巨大发展，但还不足以与美国匹敌，而且软力量的差距则更大。这是正确的判断。打个比方，权且把国家看作一个人。近三十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扩大了中国的经济总量。这相当于这个人的肌肉增加了。然而，目前我们的经济质量并不高，自主创新不多，掌握的核心技术也很少，对战略产业也没有多少控制权。这相当于这个人的骨骼还不发达，甚至患有软骨病。但是，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缺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这相当于这个人没有灵魂，处于精神分裂、六神无主的状态。从目前来看，对中国这个人来说，继续长肉，似乎问题不大，再用个二十年或三十年把骨骼发育健全也完全可能，但是要把灵魂和精神发育健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没有半个世纪努力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发育肌肉和骨骼就是建设“硬力量”，那么发育灵魂和精神就是建设“软力量”。可以说，中国的硬力量建设已经步入正轨，而软力量建设还刚刚起步。
作为一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分析家，奈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层面的软力量。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外部，也体现在内部，而且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是相互影响的。一个贫穷、落后、缺乏公正、道德堕落、文化分裂的国家是不可能拥有什么国际影响力的。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成员，我们不但要关注软力量的国际层面，更要关注它的国内层面。实际上，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软弱，因而也更加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破坏，传统文化的精华已经丧失殆尽，但糟粕却留下不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折腾，来自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也所剩无几，但许多糟粕同样留了下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引进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糟粕，但好东西又没学来多少。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德是三大文化源流糟粕的“集大成”。可谓“礼崩乐坏，道丧学绝”。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不拥有来自价值观和道德的软力量。
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评价它？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不仅老百姓缺乏认识，就是党政干部甚至领导人也缺乏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说不清楚，其结果就是严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对自己模式正当性的论说。如果说软力量的缺陷表现为发展模式缺乏正当性，那么这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存在于政治正当性建设领域。我们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严重缺乏信心，过分渲染它的弊端，对于它的长处几乎不置一词，而且来自官方的辩护也是软弱无力，甚至令人生厌。这种状况不得到根本扭转，软力量建设就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就中国国内而言，软力量建设的关键，一个是道德建设，一个是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提出我们的价值观，而且要论证这种价值观的优越性。制度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探索中国模式以及如何完善这种模式，更重要的是，还要确立这种模式的正当性或合法性。
如何建设中国的软力量？我认为，关键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关键，一是重建价值体系或道德体系，二是重建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
文化重建，必须有所继承，有所创造。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通过把中国的传统、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传统融汇贯通来重建中国的文化。这种说法没错，但是远远不够。要谈三种文化传统的融汇，那就要说清楚如何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以谁为主。如果不说清楚这些问题，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融汇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结果。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敢说一种文化可以独霸天下。今天人们争论的实质问题就是在融汇的过程中以谁为主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那个“体用之辨”的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中体西用”，即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吸收外部世界的文化要素，重建今日中国的文化。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复兴”更确切地说是“儒家文化复兴”这一主题。这也是我这几年研究的问题。复兴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复古。复兴也不是一个轻薄的概念。它有严肃的内涵。如果仅仅是从儒家文化中汲取某些成分，或是泛泛地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不是我所谓的“儒家文化复兴”。所谓“复兴”是对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保守、继承、发扬光大。文化的枝节可以抛弃，形式可以改变，但核心精神不能丢掉。这是一个大原则！
真正的全球性的软力量一定具有普世性。但是，如果我们在建立自己的软力量的过程中，向已经存在的普世性体系看齐，那就是被别人同化，而不是同化别人，这恰恰说明我们不具备软力量，这样建立起来的东西能不能叫软力量值得商榷。我认为，中国真要建立自己的软力量，真要建立自己的价值和制度的吸引力，那就要建立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也就是说，伴随着自己的崛起，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这种新的普世性体系的诞生，不是向已有的普世性体系看齐的结果，而是用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取代旧的普世性体系。
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我们的道德重建，对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对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于政治正当性重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外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已经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了。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就是一个明证。对外传播儒家文化，还可以宣扬我们的价值观，也可以强化我们的制度的正当性。同时，这样一种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它也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全球竞争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儒家文化复兴对中国的软力量建设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来说，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如果彻底西化，那么中国的政治也将彻底西化。这就真的应验了福山的预言——历史终结了。如果中国的文化能走上自主选择的道路，那么未来的政治发展也会别有一番天地。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掌握文化发展的自主权，那么也就不能掌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在这种意义可以说文化决定命运！这也是葛兰西的文化理论的基本论断。我研究文化，不是就文化论文化，而是把文化的演变和政治的演变结合在一起，而且是立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中国在软力量建设方面，最大的缺口在文化领域，但是最大的资源也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个富有魅力的文化，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十三亿的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遍布全球的华人，加上汉语这种独特的语言，这些都是中国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如果这个资源运用得当，就是天下无敌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运用得当，中国的明天就不可限量。
中国文化赋予中国人伟大的抱负。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雄心的民族。中国人的自我感觉并不比以上帝选民自居的美国人差。日本人把这称之为“中华情结”，意思是说，中国人无论多么落魄，都坚信自己应该成为最好的。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五千年不绝的根本原因。胡锦涛总结的很好，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没有这份自信，就不可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无数次沉沦，又无数次重新崛起，而且一步步走向新的高度。你说中国最大的软力量是什么？就是这种民族的自信，甚至是一种非理性的自信。这种不断崛起的信念和潜力，这种死去之后重头再来的能力，就是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最伟大的软力量！
当前儒家文化复兴的基本态势
在2003年初发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中，我曾经提出复兴儒家文化的四项建议：“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在高等院校中，与公共管理有关的专业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各级党校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第二，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为此，政府应该通过立法保护儒教，给予儒教组织税收优惠，向儒教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甚至应该直接提供财政支持。第三，儒教要进入日常生活，要成为全民性宗教。只有成为全民性宗教，儒教才能进入日常生活，才能保证读经活动日常化，进而达到文化民族主义目标。为此，必须有一套标准化的教义和经典，要有规范化的仪式、建筑或活动场所，要有自治的组织体系，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还要为信众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服务。西方宗教组织和中国佛教的功能多元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社团，建设文化传播网络，向海外推广儒教。这张文化传播网络也就是文化中国的基础。”
从目前来看，就儒家文化复兴而言，国内的态势还是好的，主要体现为民间和政府齐头并进，而且呈现出良性互动的趋势。当然，现状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是比我四年前的预期要快得多。
近年来，民间的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如发表宣言、联名倡议、上书立法机关、从事学术研究、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图书、成立研究和教学机构、开办网站和论坛、祭孔、推广汉服、宣传传统节日和传统礼仪、开办课外国学班、办私塾、办书院、组织会讲，等等。总的来看，参与这一运动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形态和活动方式日趋丰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并且在整体上不断拓展和深化。
政府也在积极行动。鼓励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民间行动。允许各类民间人士和民间组织开展相关活动。2004年第一次在曲阜公祭孔子。2005年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在全区中小学开展国学教育。2006年，武汉市团市委主办了盛况空前的汉服成人礼仪式。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并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高层对传统的态度已经大为改观。例如，对未来理想蓝图的描绘，毛泽东时代是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这是西方左派的话语；到邓小平就是现代化了，比较中性，但是偏向西方右派的话语；到了***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儒家的话语了；而今天，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这就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核心概念了。总的趋势是回归本土，主要特征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描绘中国人自己的未来蓝图。
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新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性的伟大文件。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文化发展纲要。《纲要》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纲要》赋予传统文化极为崇高的地位：“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
这份《纲要》专辟一章论述“民族文化保护”，提出：（1）“编纂出版文化典籍。”（2）“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3）“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加强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在社会教育中，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努力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养，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办好世界中华传统文化论坛。”（4）“规范和保护国家、民族语言文字。”“在全社会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在国内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应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5）“加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6）“抢救濒危文化遗产。”
今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被誉为“中国文化宣言”。胡锦涛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他清晰无误地告诉美国人，中华文明拥有举世无双的生命力、连续性和稳定性。他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是“以人为本”，第二是“自强不息”，第三是“注重社会和谐”，第四是“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协和万邦”。而且在表述中华文化内涵时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可以看出，胡锦涛把自己针对国内和国际的大政方针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至少是为这些基本国策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渊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为自己的国内和国外作为找到了统一的解释，第一次把自己的国内和国际的大政方针建立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是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建设中国软力量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意义极为深远。
儒家文化复兴的动力和根源
这一切是偶然的吗？不是！它是一种必然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开始。这种必然性首先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确切地说，中国文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伟大文化。其次，这也是非西方民族的必由之路。要想看清这一点，必须要有大眼光。所谓“大眼光”，一指历史眼光，一指世界眼光。我觉得亨廷顿是一个有大眼光的人。他的观点暗示，中国文化正在迎来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
亨廷顿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顿所说的工具文化，不仅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另一部分叫“终极文化”。它与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些基本价值凝结在那些伟大宗教之中。亨廷顿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发现存在着四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拒绝主义”。这类国家原地踏步，既不要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也不要价值层面的西方化。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选择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痛苦的过程”。这类民族，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它的终极文化却彻底西方化了。亨廷顿认为这是最不幸的。第三种模式是“基马尔主义”。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却实现了西方老师认可的全盘西化。它的工具文化现代化了，而且终极文化也西方化了。西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土耳其了，把它树立为全盘西化的典范，号召第三世界学习，而且还用它的始作俑者——基马尔——命名这种模式。但是，亨廷顿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基马尔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即第四种模式。这类国家，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贯穿始终，但是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将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也必然随之兴起。
值得强调的是，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的成功发展，传统文化正在回归主流。他甚至预言，中国一定会成功，而且还会因为这种成功而与美国大打出手。实际上，奈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软力量》一书中，奈指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享有7%~9%的高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令人瞩目地增长了三倍，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声誉和软力量。”他还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对支持亚洲价值观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束语：承担责任，继往开来！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正是由于硬力量的发展成功，才赋予中国以文化的自信，才使得我们能够提出软力量建设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今天不解决软力量的发展问题，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可能。
软力量建设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不解决道德和价值观问题，不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而经济、社会还能持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很难进一步提高，也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软力量的问题，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发展，很可能都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软力量建设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乃至生死存亡。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建设中国的软力量这一伟大的使命需要有人为之献身。那么，谁应该担此重任？谁应该做出牺牲？就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首先就是在座的各位同仁。当年，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夫子“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当此民族复兴之际，我们更应该“当仁不让”，继往开来。
穿过两千五百多年的时空，我们又一次面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心灵。古往今来，无数帝王将相的宗庙早已香火不再，多少富商巨贾的府第都已化为灰烬，惟有“三孔”和“三孟”历久弥新。在无尽的时间面前，最强大的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惟有伟大的精神才能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