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博弈，不妨先举个例子。
我去过广东最高峰南岭，那里到处郁郁葱葱，鸟语花香。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南岭，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南岭更好，那是典型的原始森林，参天古木一望无际。但从上世纪50年代起砍树，砍了差不多30年，南岭几乎被砍光了。80年代后休养生息，植被逐步恢复，但原始森林状态是再回不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原始次森林。
但原始次森林也不错。树长起来了，跟着就有了花花草草，就有了飞禽走兽。更关键的是，每棵树都可以影响自己周边的空气。一棵树影响的少，但南岭所有的树，整个的一片林海，影响空气的力量就大了。树影响空气，空气影响水土，水土影响植被，影响万物，这就形成了连绵不绝的良性循环。万物彼此互动，彼此感应，为了实现良性循环而不断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这就是我所说的博弈。
整个生态在万物之间的良性循环中不断改善，这不仅是南岭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史，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生态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演变史。在南岭砍树的几十年中，整个中国的民间力量也不复存在了。同样是从80年代开始，民间力量得以恢复，逐步成长起来，博弈也才成为可能。
真正改变中国的就是现实中这种具体的博弈，就是这些具体的博弈汇集而起的公民行动。说到公民行动，就必须说到SARS事件。SARS事件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公共舆论主动影响公共事件，一个公民行动发端的转折点。SARS以后到现在，有至少三个中国公民行动的里程碑，一个孙志刚事件，一个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一个是厦门PX事件。这三个里程碑不断递进的过程，就是中国公民行动不断壮大的过程，就是社会生态逐步恢复、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的过程。
博弈以改变规则为目的
分析这几个公民行动的标本性事件，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在所有标本性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都是公共舆论，都是媒体，尤其是以互联网、手机作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新媒体。
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新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台湾也出现过。
媒体作为火车头带动民间力量推动转型，或许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媒体是一个公司化的机构，讲求商业理性。它需要理想，但不会过于理想化；它需要激情，但不会让激情彻底统治自己；它既要进取，又要保持克制和冷静。它不太可能犯冒进的错误，它知道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怎样保存自己。社会成本相对最小、最扎实、最稳健。
媒体主导的公民行动，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运动，建设性的运动。媒体主要职能在于发现公共事件，参与公共事件，影响公共事件。每推动一个公共事件，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条游戏规则。SARA事件确立了公共安全事件必须公开的原则，孙志刚事件打掉了收容制度，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已经改变并且还在改变征地拆迁制度，厦门PX事件也将确立一个新的原则，就是但凡涉及公众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必须征得公众同意。每推动一个公共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又少了一点强权，多了一点人权；少了一点野蛮，多了一点文明。
通过文明和规则，驯服强横者；通过文明和规则，提升弱势者，使他们逐步克服恐惧，逐步成长为真正的公民。这就是公民行动的全部内容。
这样的公民行动靠什么推动？不是靠所谓宣传，不是靠所谓说教，而是靠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通过一个一个公共事件，循序渐进地做出来的。
这就是当下中国媒体存在的意义。所有公共事件，离开了媒体，都不成其为公共事件。但凡是公共事件，都要依靠媒体的深度介入。媒体把事件发掘出来，把事件本身所隐含的公共话题发掘出来，引起公共讨论，促使全社会思考，最后在某一点上形成全社会的共识，用这种共识来修改原来的游戏规则，这样逐步改变整个的规则体系，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这就是博弈时代或者说公民行动时代中，媒体的地位和作用。
以互联网形式展开的公民行动
媒体主导的博弈时代，或者说公民行动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崭新时代的几乎所有博弈，几乎所有公共事件，都是自发的。几乎所有公共事件，最初都是一个突发事件，不仅局外人事先惘然无知，就连当事人事先也往往惘然无知。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才逐步反应过来，才逐步参与进去，逐步变被动为主动。所以，这样的博弈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无策划的博弈时代。几乎所有博弈都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的产物，而不是谁刻意制造出来的。
这样的博弈时代，还是一个无中心时代。整个民间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无组织状态，各自为阵的状态。但却不是一盘散沙，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什么事情是什么性质，值不值得推动，怎么推动，推动的节奏怎么把握，推动的分寸怎么拿捏，都是心领神会，不约而同，配合非常默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观？这就是人心所向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互联网精神很强的社会。我们的民间力量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个互联网，没有中心，没有领袖，它也不需要中心和领袖。但是它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生生不息的巨大的气场，通过一个一个的媒体彼此贯通，彼此感应，仿佛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
这样的博弈时代，更是一个非暴力、非战争的时代。它要改变的只是规则而已，所以它没有敌人。对于强横者，人们要改变的只是他心中的魔鬼。只要他告别那些坏的规则体系，皈依现代文明，他就仍然是一个大写的人，社会仍然会欢迎他。所以他犯不上与现代文明为敌，与公民行动为敌。
这个互联网上的各个节点，孤立地考察，似乎都微不足道，不堪一击。但它的力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而取决于它与别的节点在精神气质上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往往看不见摸不着，甚至当事人自己都不能体会到，都没有觉察。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但凡需要那种联系起作用，那种联系马上就会调动起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局呢？这就会让你哪个节点都不能侵犯。你侵犯了其中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等于侵犯了所有的节点，整个网络都可能起来反对你。你侵犯一个人，往往等于激怒所有人。无利益关联者为什么卷入群体性事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谁也得罪不起，只好尽可能收敛一些。
以互联网形式存在的整体压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压力，它是无形的，但它却是强大的，根本就没有对手。你没办法破解它，没办法抗拒它。你只能小心翼翼地侍奉它，尽可能顺从它。在侍奉和顺从中，不知不觉你就提升了，知道民意的重要、规则的重要了，你就慢慢养成服从民意、服从规则的习惯了，你就文明了，你就得救了。这不是皆大欢喜么？当然也有颟顸的，非要抗拒下去。这种人不了解人心，不了解时代，再不改弦易辙，终究会被淘汰的。
此起彼伏的博弈，此起彼伏的公民行动，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它会把强横者还原为人，同时把我们训练成真正的公民。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还会有很多曲折，但这样的苗头、这样的趋势已如水银泻地，正在层层叠叠地展开。
（本文是作者在“岭南大讲堂”的演讲稿，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