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杨东平 副主编：朱寅年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2月
房地产、医疗保障和教育依然是两会的重点，《2006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在两会之前的3月初发布上市。有别于政府颁布的“白皮书”和半官方性质发布的“绿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年一度出版的中国教育“蓝皮书”以更为民间的立场记述了过去一年中教育领域发生的新事件、新政策和新动向。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是该报告的主要起草人、该书主编。他在总报告中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政策新动、高教调控、职教加速、民办风波等教育大事，且行文尽量摈弃过于形式化的八股文体，代之以动静结合的叙述风格，尤其在用语着重处，可见作者心思所在。2006年10月，中央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之《决定》，在若干重大问题中，“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平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文章指出，“4%”是《决定》中唯一的数字，“落实4%成为一个政治任务，进入了主管部门的操作过程，成为国家对教育的根本态度的转变”。数字上的变化需要相关部门慢慢消化，本书中多处列出的事实生动呈现了教育官方务实和开放的一面：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公办学校不得转向、参与民办，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转变要以新规定强硬整顿，以遏止之前商业驱动下的“公”“民”界限模糊。从2006年春开始，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等措施已经启动，今年（2007年）这一免费政策将从西部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地区；
2005年我国的高校在校生达到2300万，中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数量上进入了“大众化”，但入学标准、培养模式、教学内容、管理体制等还远没有适应“大众化”的转变。与教育部遭受高教“质量下滑”质疑并三番五次表示“我国的高等教育是有保障的，特别是本科教育在国际上也是处于先进水平”的态度有别，温家宝总理曾在2006年末发问“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高等教育质量有待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王烽在本书中概括“2006年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话语已明确无误地由‘扩招’转变为‘质量’和‘内涵’”。依据是招生规模的增速锐减，2006年高考招生增幅仅为5％，比之1998年时38％甚至40％的比例和前两年的15％（当时多数人认为已经比较理性了），国务院此次的规定仅有5％。这说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杨东平评价。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从多个调查结果和社会评价来看“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仍在下降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处于发酵状态并开始爆发”；
高等教育的问题积重难返，而职业教育却进入良性发展的通道。从2006年开始的5年时间内，中央下达量化的指标是60亿专项资金，1000所县级职中，1000所示范性中职。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呈现规模增长之势，近2年增幅都达到两位数的跨越式进步，相关就业率也稳步提升，与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的差距越来越小。
此外，该书以“特别关注”的形式聚焦社会热点。
教育腐败问题被再次提出，涉及教育系统的商业贿赂越演越烈，但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的任建明在书中表示“影响教育公平、公正的具有教育行业特点的腐败行为，是导致师德、学术道德严重滑坡的一个原因”。个案性的腐败贿赂不容忽视，但显然那种我们司空见惯的发生在教育机构和教育服务接受者之间的依赖行业几近垄断地位而形成的行业总体服务质量下降和道德滑坡，伤害性更大，危害更深。
代课教师在官方眼中一直被集体性忽略为弱势群体，“清理代课教师”成为教育部及各级政府部门处理这一问题的主要政策导向。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过去的一两年，媒体频频将报道对象集中于那些奉献了青春与智慧却依然拿着极低的薪水（甚至月工资仅为40元）生活穷困的代课教师们，代课教师问题被揭开，有关官员不得不接受媒体拷问。
综观全书，除杨东平执笔的高屋建瓴式的总报告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特别关注、专题报道、教育满意度调查等几个部分总揽概括了相应领域的现状与问题。该书还用70页的篇幅编入了各组织机构公布的14个调查报告作为“附录”，如“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流失意向调查”、“中国高校近亲繁殖程度调查”等，展现了强烈的民间声音。 “蓝皮书”以“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关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再建议”和“关于‘在青少年中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建议”三个热点文本结束，作者群浓重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跃然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