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被联合国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似乎伊朗是这一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对话年”的发起国。在2000年9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做主要发言，有一句话颇有警世的味道：“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 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一倡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意图，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它引发我深思的是：欧美人认同基督教文明，西亚北非许多民族以伊斯兰文明为旗帜，作为世界公认的几大文明体系之一的中华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义？真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能自称代表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举世瞩目，军事也列入核大国。精神却遇到了危机，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倾向，重器物轻精神之风达到高峰。从历史上看，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国只重文。风光一时，名传青史的率多是不事家人生产的文人，那些为建设物质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被列入工匠，除个别例外，其名与学都不传。后来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亏，先进人士大力提倡学习声、光、化、电，在船坚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这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形成。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这一趋势更走向极端。高校院系调整明显地发展工科，压缩文科（为方便计，本文提到“文科”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文革”中，在大学几乎停办的关键时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知识及其“分子”理论上得到重视，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告别了反对一切“物质刺激”，单凭对一个人一种思想的忠诚枵腹从公的年月，却跳到了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一切都纳入商品经济，包括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只有赚钱的功能才被承认。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被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学教授朋友曾告诉笔者：他参加了一次文科教学会议，主持会议的一位教育界负责人指示：“人文要为科技发展服务，没有用的东西少教点！”他只有苦笑。那位负责人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什么用”是最常听到的问话。而所谓“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质或政治效应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内容都该取消，或作牵强附会的改造。如今，国人对于器物方面的发展，瞄准“国际”，紧追快赶，全民投入，义无反顾；而在精神上却空前迷茫，无所适从，仍然徘徊于自大与自卑之间，反对“西化”仍是重要口号。但是经历了大张旗鼓的“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中国文化和一代新人，用什么去抵挡“西化”（姑不论其含义是什么），又用什么载体去承载、挑选和吸收外来文化？
与此并存的是另一极端：动辄以“五千年文明”自诩。既认为文史哲无用，又以文明古国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中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辉煌的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的时期。斯时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千载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过，今天某些方面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边，还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用以抵制“西化”，或在老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后，作为一种替代。偶然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我国一位外交官在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有贬损我国政府内容的“人权”决议案后，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们五千年就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还要走下去，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五千年”在这里是最典型、最方便的用法。对此，我第一个闪过的想法是，那么，你把近150年来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置于何地？特别是涉及人权，能沿着五千年的道路走下去吗？当然，外交官的即兴发言不必深究，举此例只是说明一种对待历史文明的实用态度。
自20世纪90年代起，尊孔之风在中国盛行一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反对“西化”是其政治层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于人欲横流、见利忘义、世风日下，想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夫子遗训中找出路。诚然，载入经典的学说和伦理道德规范支撑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也曾经造就足为全民风范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则，然后对老百姓产生无形的影响，就像风过处草向一个方向低头一样。其实这种教化的程序 由社会精英倡导某种思想和价值观，然后传播开来 是文明传播的普遍规律，中外皆然。不过在中国不太成功。一是中国太大，教育又从未普及，而且历代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从未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二是圣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现实的强制力量；三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知识和道德行为都是有等级的，所谓“礼不下庶人”。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礼教对经常被迫卖儿鬻女典妻的贫苦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饿死或自杀。所以作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来不曾如想象中那样为一般草民所实施。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权力合而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国之权的在位者同时也是载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致力于对子民“齐之以德”。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情况下权势与道德是分裂的，坚守道德规范的真君子只能一世清贫，往往还要受权势的压制、迫害，直至身首异处。能使小人随之而“偃”的“风”常与圣人之道相悖。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中国农民来说，约束他们的行为的一是信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二是官府的强制和各种因果报应之说（可能佛教的小乘更有影响）；三是以各种欺骗手段应付官府，连神也可以贿赂。在特别暴虐的统治下忍无可忍时则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若成而为王，改朝换代，统治与“教化”脱节的情况依然如故。
深究起来，当前流行的许多对东西文化特征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例如，说“西方主纵欲，东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西方对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坏环境，东方有 天人合一 思想，因而顺应和保护自然”，等等，揆诸历史和现实，这些都值得质疑。（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亚也无法涵盖，所以这里的“东方”只指中国）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哪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无度，则社会失序。在这方面中国在两个极端之间看不出比西方社会处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纵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不亚于任何国家，只是一则比较隐蔽，没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则不平等，一方有无限权利，另一方需尽无限义务。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绝无平等可言。在两性关系中，单方面要求女子保持贞操，而男子，特别是特权阶级的男子，却可以纵情声色，还传为佳话。古诗词中的名篇名句相当多是描写和美化嫖娼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千古传诵；宋代大词人晏殊的“珠玉词”几乎都是咏宿娼生活的。同性恋也非舶来品，只不过在中国又是以不平等为特点，有一方并非自愿，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这种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其内涵和外延也是模糊的，因势而异，因人而异，其实带有很大的虚伪性。所以历代“奸臣”往往得逞而“忠臣”并没有保障，率多下场不妙。历代都宣扬“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事实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常规。总之，今天的世风日下，怪不得外人，也不是现代化的产物。至少一部分是固有的霉菌病毒在新的气候条件下的肆虐。只要正视一下中国历代连绵不断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战争、杀戮、惨不忍睹的酷刑和凶残的民俗、青山绿水变秃岭黄沙的历史，以及今天在世界各国大力保护环境、保护古迹文物之时，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法律禁令为之束手的群众性的自毁家园、消灭历史的行动，就很难自我陶醉于一片田园诗般的以“和谐”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之中。当然，“文革”时期达到高潮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极为狭隘实用的“政治”划线代替一切是非善恶标准，以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极端虚伪的说教，更对全民的道德素养和精神依托起了致命的摧毁作用，以致后来一旦失控，出现的是大规模无节制的不择手段地满足一己的贪欲。今天举目望一望握有左右社会之“风”的手段的各色“君子”，再看看应受教化的基层“草民”的现状，而欲从“克己复礼”中求精神文明，可乎？
百余年来议论不休的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实际就是如何对待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一致的。“西学”当然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且只能产生在欧洲。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或主动学习，或被动接受影响，同时也不断予以抵制，只不过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迎、所拒的方面有所不同。回首前尘，走了长长的一条弯路。无数仁人志士、睿智先贤，以其真知灼见把认识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扬弃和吸收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多难而曲折的现实中，真是道路“阻且长”！今天，中国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推什么陈，出什么新？笔者思前想后，不怕重复老生常谈，方今欲重建我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关于五四精神，80年来海内海外已有无数论著掰开揉碎，翻来覆去讨论，然而至今话题常新，因为一联系实践就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要强调的是“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也是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鉴于时下较多见的对科学和民主的皮相的理解，我有时想，是否五四还缺一个“人”字头的口号 “人本”、“人道”或“人文”？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精髓。细想之下，又觉得这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正确地、全面地实施科学和民主，人文精神必然贯彻其中。问题恰恰在于理解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常见的一种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科技”已经约定俗成，导致今日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二者都是“人本”的产物，植根于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意志和对这种意志的尊重，因此“个性解放”也是五四时期所大力倡导的内容。由此反观中国历史，表面上，古之“士”与今之“商”易位，从只重文的极端跳到只见利的极端。但究其实质，两个极端所缺的是同样的东西，即超越急功近利的目标的求知求真精神，以及鼓励这种精神使思想得以尽情驰骋的社会氛围。古之“士”之所以地位高，端在于与“仕”相通，所以科场失意的白头童生学问再大也是没有地位的，而且也真的无所用其学。“学问”的价值就在于“经世致用”，实际是给皇帝出谋划策，得到采纳了才会有用。古来的大知识分子一生从未做过官的极少，如后汉书“逸民传”中那些刻意避世的隐逸之士是特例，所以才专门为之立传，他们保持了自己一小方精神独立的天地，也就真的“没有用”了，对当代和后世都无贡献。而一旦做官，则尽入彀中，当然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中国传统的“士”那里，好像独立和有用是矛盾的。幸亏古之“士”多数宦途不顺，失意的时候居多，我们才有了这样灿烂的文学艺术遗产。
我们至今为四大发明而自豪，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中国人数学也不落后，圆周率不是祖冲之最早发现的吗？诚然，中国人如果钻研科学，其能力绝不亚于西方人，现在仍然如此，这已无需证实。但是近古之后，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科学不发达也是无需证实的事实。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当然可以找出闪烁的发明的火花，但是没有成气候，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盖因为没有总结出科学理论，只是经验的传承。古代中国的哲人不能说没有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和探索，只不过在百家争鸣中能成为显学的还是与政治文化有关的学说，主要是儒与法两家。不用等到秦汉，就在战国后期，先哲那种“究天人之际”的气度已经为高度实用的“纵横学”所掩盖。当时走红的知识精英是苏秦、张仪之流。他们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了纵横捭阖、权谋计术。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有相同之处。而就在差不多同时（公元前300~前200年），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研究和发明一条一条的数学物理定律，为自己的发现而狂喜。不仅是他个人，就数学而言，在他之前有毕德格拉斯，同时代有著名的欧几里得、阿波罗尼斯，等等。其意义不仅在于数学的发达，而是形成一代风气，即对求知的迷恋。一个时代什么是“显学”，高智商的社会精英把智慧用于何处，大体上决定历史的轨迹。中西历史的分野从那时就已开始，或者更早一些。
再进一步说，今天中国的网络英雄辈出，在短短几年中也可以与西方试比高。但是计算机、网络、软件业、“数字经济”这种带有里程碑性质的新事物、新观念为什么不首先产生于中国？为什么总是在人家先发明之后，我们再急起直追？以后人家说不定又出什么新花样，我们又只得紧追下去。为什么？实际缺乏的还是一种看似抽象的精神。比尔·盖茨今天在中国青年中是英雄、偶像，但是人们在钦羡其积累财富的能力时是否想到他当初首先是出于对电脑的着迷，是一种执著的探索的兴趣，发财只是其结果。这种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与阿基米德对数学物理的着迷是一脉相承的。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的创造依赖的是这种精神。以这种精神而有所发明的人可称为天才，他们创造出某种新的理念（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然后在实用层面分为两支，一用于改造自然，一用于改造社会，亦即技术与实用型的社会科学。如果舍去作为源头的精神而只追求后面的分支，则我们不免永远被动地追赶他人的脚印。
我中华民族早熟早慧，但是过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结果多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发展到今天，缺的就是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的“傻劲”。古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计”比起孙子兵法和战国的纵横学只能算小儿科。至今在西方词典中作为权术同义词的“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其代表作《君主论》要到1513年才出现，那已是明正德年间了（当然《君主论》的意义绝不止于权术）。中国的政治文化惟其早熟，其本身也受传统之累。中国的代代统治者对读书人“恩威并施”手段日益“高明”，一方面诱之以官位利禄，使天下读书人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扼杀创造力。我们以五千年文明自豪，其实有原创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诸子，由于他们享有后世所没有的思想和行动自由，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却都被后世统治者取其所需“活学活用”。一代一代的大儒在注六经中殚思竭虑，而先秦其他诸子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理解和发挥。所以如果吃老本，我们的思想资源也还远没有用尽。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的断裂从五四运动开始，今日的文化危机应归罪于当时对传统的批判过于激烈，并以之与后来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时达到高潮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相提并论。此说大谬。五四的论争中每一个人的言论都可能有过激或欠严谨之处，但是这里谈的是一种笼统的精神，它与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的“批判”实难相提并论。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是本质不同，方向相反。无论如何，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否则连我们今天这点思想现代化都达不到。这种精神经受住了中国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难的历史考验，其中最严峻的是抗日战争。在那民族危亡之秋，于极度险恶和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新旧文化结合最优秀的品格显示了它的力量和韧性，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保持了民族气节，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续，至今我们仍受其惠。而作为这一事业的骨干的大批教授学者直接间接率多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
后之所谓“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则在每一个方面都与此相反：那是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遗产扫荡干净，以便实行在“一切领域内全面专政”。所有口号都是凭权势的力量自上而下贯彻的，实际上都为当时的高层政治斗争服务，与文化无关。例如众所周知的“批林批孔”闹剧就是其一。对于民众则是实行愚民政策，保持或回到蒙昧状态，听凭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代替几亿人读书和思想，令无知者教育改造有知者。顺着这一方向走下去，而欲达科学、民主，文明进步，毋乃缘木求鱼乎！正因为经历了后一个“反传统”，包括五四传统，遂导致全民精神贫乏，失去依托。这种“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从未扫清的封建传统的变相复活，在国门再次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或者饥不择食，失去选择和吐纳的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来是良种如淮南之橘，过了江，很快变质。
今天，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西方就是当代美国。美国人当年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精华，结合新大陆的特点，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成就其繁荣富强。今天，不能说美国人的优良精神已经丧失殆尽，否则无法保持其如此旺盛的创新能力，并在如此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和而不同；但是如今汹涌而来势不可当的美国文化影响却率多是为美国人自己和世人所诟病的商业文化的堕落和腐朽的一面。且不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演艺娱乐模式，种种低俗到近于粗野的“审美”情趣，超前消费生活方式，以及“市场专政”带来的拜金主义，就是学术、教育模式传入中国的也不是其自由活泼的特点和通才教育的传统，而是纳入市场供需，高度实用主义，听凭市场选择，服从市场律令的那一面。“精神”云云所剩无几。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有些大学的领导人就是这样理解文科建设的意义的，“没有用的少教点”，由此而来。
美国的“思想库”的作用如何，以及美国实用与通才教育的消长利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至少有一点，他们的实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中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有限了。实际上在反西化的口号下，国人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西化，只不过所“化”率多是皮毛或糟粕，把精华拒之门外，在精神层面恰恰就是五四先驱们所拥抱的饱含人文精神的德、赛二先生。本文提出要接着五四的茬走下去，正因为当年贤哲们所吸收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以己之精华接纳彼之精华，否则，只能接纳彼之末流。
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权”与“五千年”为例，100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几千年统治者对人民的“鞭挞”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说：“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 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故夫自尊与不自尊，实天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梁启超：《新民说》，文学向导社，1936。这几段句句精彩，可惜限于篇幅不能多引。其民本民权思想何等鲜明，何等透彻，对于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人格之受摧残何等悲愤！今天我们重新讨论的许多话题，在《新民说》的20篇中几乎都有精辟之见。梁任公所论述的民权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意识、权利和义务观、法治精神，等等。这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的普适性的价值观，东方与西方只有发展先后之分，不是“民族特色”问题。常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被引用来说明中国自古就有民主思想，其实这与现代的民为国本的思想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那个时候所谓“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不是作为个人。孟子的主导思想还是维护“三纲五常”，特别反对杨朱的个人主义，斥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处不是要全面讨论孟子思想，只是要说明过去帝王及其谋士都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为自己的“天下”服务的。“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与民是主人、民有权利在观念上是主次颠倒的。源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民权平等思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平等的观念不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中世纪也没有，这正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所以，从梁启超上述议论出发，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国历史的发展未能如愿。事实上，就在五四时期，思想和社会的革新已受到内忧外患的干扰。在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中，反帝一直压倒反封建，那时开始的启蒙始终没有完成，而且还时有倒退。对于“科学”和“民主”当时就有偏于仅仅从实用层面诠释的倾向，本应贯彻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发挥，后来就更加得不到注意。这在当时是客观形势所迫，越到后来则主观因素越重要，因为反帝是对外，而反封建则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层次的，特别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远。
西方的所谓基督教文明如果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无法直接从中世纪走到现代，也无法继承发扬古希腊文明的光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及以后的种种探索也是一种改革和复兴的过程。在此之前，我们没有选择，泥沙糟粕一齐继承下来，包袱沉重，步履蹒跚。本文所说“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驱”可以理解为一种符号，从广义而言涵盖了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这是一笔极大的精神财富。如果舍弃了这一思想资源，我们的“五千年”与现代就真的失去了连接的纽带。正因为我们曾有过他国所罕见的特殊的文化断裂和扭曲，所以更需要强调这一笔精神财富。没有这一革新，中华古文明再光辉灿烂也无法与现代文明接轨。经过改造以后，丰富的精神遗产就可以再现民族特色。到那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底蕴、华夏文明特有的宏伟气度、无与伦比的精致的审美观才得以复见于新的民族精神之中。
以伦理道德为例，窃以为冯友兰先生早已提出的并曾受到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基本上为我们找到了出路。作为完善人性的追求，在抽象的领域内古今中外是相通的。例如诚实、勤奋、慷慨、仁爱、勇敢、忠诚 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与之相对的例如欺诈、懒惰、残暴 则是恶行。而通向这崇高的境界的道路则各式各样，每个民族有其特色。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填入不同的具体内容。例如气节，本是中国士大夫最宝贵的美德，把愚忠的内容换成新的原则，依然是值得大大发扬的正气和可贵的“傻气”。如果没有了这种“气”，只剩下高度实用，见风使舵，唯利是图，左右逢源，其殆矣哉！梁启超写《新民说》已经过去百年了，而今日当务之急仍在挽救世道人心，再铸新民。从学术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从魏源到鲁迅乃至当代梁漱溟、冯友兰，等等，都应该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当时与现在的实用政治的高度加以总结、消化，然后接着走下去。庶几古今中西得以打通，假以时日，或者有望重建起新的、民族的精神家园。
回过头来，再借用一百年前严复反复强调的观点：中国之患“尤以瘉愚为最急”，“开启民智”是实现变革的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而不单纯是识字、学习技能。觉悟到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觉悟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维护这一权利的手段以及应尽的义务。这种公民思想观念绝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从外部大力灌输和启发的。远的不说，就以近年的天灾为例，什么时候我们的媒体宣传重点放在群众如何组织自救、互救，创造了多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以及群策群力战胜灾害的智慧和信心，而不是让他们一个个对着镜头向尽了（或其实未尽）起码职责的政府和领导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么梁启超和严复心目中经过脱愚的“新民”庶几能够成长起来。这样的民众将自觉地保护家园而不是毫无顾忌地毁坏他们并无主人感的家园。
21世纪世界将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绝不能指望物质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里“科技”是一体的）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不知伊于胡底的情况下，不论是就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而言，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的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将决定人类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21世纪以文明间对话开头，说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正在意识到这一点。本文开头所引伊朗哈塔米的警世之语并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对话也是一种竞争。各大文明体系各自都有不同的危机感，也都有人在呐喊、探索。中国在一片喧嚣浮躁之中也不乏有识有志的中青年做着甘于寂寞的可贵的努力。只不过声音微弱，犹如优雅的丝竹管弦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噪音之中。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与野蛮的竞赛尚属胜负未定之秋。
2000年岁末于芳古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