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为旁观者对NGO完成了一次初步调查之后，人民大学的社会学学者陆益龙用一句十分理性的话来描述他眼里的NGO：“情绪化是NGO的一种生存方式”。此言不假。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WSSD）上，来自世界各地的NGO就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出演”了一幕幕富于视觉效果的“行为艺术”。这些行为大多指向环境和资源的冲突，NGO试图用这些方式游说、压迫和影响各国政府，以此参与到WSSD的进程中。
不要让大公司统治
9月1日，地球之友国际将一个8米高的金属机器人和数千个表情扭曲痛苦的纸质人像布置在桑顿会议中心外（政府会议所在地），机器人身上印有壳牌、孟山都、埃克森等跨国公司标记，象征权利不受约束的大公司对公众造成的损害。一面写有“不要让大公司统治”巨幅标语从背后5层高的楼上垂下。地球之友呼吁建立公司的社会责任国际公约，以此来约束公司的行为。在会议中心旁的自由剧院（Liberty Theatre），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并在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中挑选演员演出的话剧“深海卫士”频繁上演。这幕反映环境和边缘渔民生存危机的话剧用了一句令人警醒，具有象征意义的话来结尾：“最后一条鱼，是吃掉它，还是放掉它？”
和这些沉默的，或者富有哲理的表达相比，在非政府论坛所在地纳斯瑞克 (Nasrec)，每天都有五花八门的“行为艺术”让人目不暇接。
8月26日政府会议开幕，纳斯瑞克一大早就迎来了第一批“饥饿的”示威者，代表南非、斯里南卡等各国海岸渔民的世界渔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Fishery)用标语、口号和歌声抗议在政府出口导向的政策下大渔业公司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的枯竭，威胁到普通渔民的捕鱼权。“我们很饿，需要食品，饮用水和安居之地”成为他们的简单诉求。随后，来自肯尼亚的小农协会接踵而至，抗议跨国公司对种子的基因专利垄断，全球化对农产品市场的冲击，以及政府对农户困境的消极态度。在游行队伍的不远处，一位韩国艺术家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制作冰雕南极企鹅，然后把它们放在各大洲的地图上任其融化，“Stop Bush”的口号令人醒目地把矛头直指美国总统布什对京都议定书的拒绝，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讨论的”这样一种“霸权”心态（组织者语）。
在以后的几天，类似的小规模游行此起彼伏。韩国绿色联合会等40多家环保团体在韩国政府的反对压力之下坚持用研讨会、图片展览和游行等多种方式，对美军驻韩基地发生的伤害平民事件进行抗议。它们的近邻―日本地球村的成员，则在华美的和服盛装之下，列队前行，祈念世界和平。 在一块空地上，南非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围着头巾，独自挥舞着一面巴勒斯坦国旗，他的脚下是十几幅反映巴以冲突的彩色照片，惊心动魄地展现血与火的洗礼。没过多久，围观的人群被他背后的世界和平与爱基金会组织的太极门中国武术表演所吸引，纷纷无情地离去。
另据当地报纸报道，在8月31日，大约有一万人从亚历山大向桑顿进发，在WSSD上完成了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最大一次游行，参加者有很多是无地、缺水、少电和没房的人。(Summit Star, 2002/9/1)
视觉行动：游行示威的代名词
一位在乌邦图的中国展台布展，没有机会去纳斯瑞克亲身体验的中国政府人士告诉笔者，“听说那里乱。”
的确，‘乱’这个字眼传神地描述了围绕环境和资源问题冲突不断的当今世界生态。
旨在检视里约十年来各国实施21世纪日程的成效，强化各国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的首脑会议，作为首次由联合国倡导的多边对话机制，广泛吸纳九大人群（工会、青年、妇女、农民、科学家、商业界、NGO、土著居民和地方当局）参加，使其成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方博弈、 同台竞逐之地。
会议期间，各国和各方利益团体围绕会议议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政府来说，为维护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相互之间少不了合纵连横，讨价还价。风头日健的跨国企业不会放过游说政府的机会，它们以推行全球化，放松企业管制，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扫清障碍为己任。当然，也不忘向世界宣称，只有全球化下的经济增长才是消除贫困的唯一出路。而面对穿西装打领带，拥有权力的政府和掌控经济命脉的（跨国）企业，代表弱势人群的NGO则需要影响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挤压下争取民主的全球化，呼吁通过善治，保障人权，维护环境正义，保障自己对资源和发展的权利。在表达方式上，NGO通常不拘一格， 喜欢用它们称之为“视觉行动”(visual action) 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主张。用社科院研究员郑易生的话来讲，就是“简单地重复真理”。比如游行，比如直接的展示，比如简单的喊出“我们很饿”、“我们要求跨国企业负起社会责任”这样的口号。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游行是发生利益冲突时弱势的一方常常采用的方式。在国家控制的秩序之下，这些多人参加的，方式不一，或温和或稍显激烈的“行为艺术”过程，作为一种民意表达方式，一种愤怒情绪寻求短暂宣泄的机制，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而这种情绪化的对“真理”的简单重复，在某种意义上是做给媒体看的。它便于媒体关注和捕捉，从而扩及更多的受众，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外化社会矛盾（矛盾的解决通常需要它们首先暴露出来，而不是掩盖它们），对政府和企业形成压力，促使其调整政策，缓解紧张。当然，国家机器对这样的情绪宣泄并非听之任之，它有一套完备的程序对此进行戒备，但这种戒备是一种带有弹性的控制，一方面要保证游行者和政府具有互动的空间，同时要防止游行导致大面积失控。
总体而言，WSSD上非政府论坛的‘乱’是节制之下的乱。与其说NGO制造了这样一种状态，倒不如说NGO充当了一回行为艺术家，在首脑会议这样一个政治空间里，用自己的方式集中展现出环境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不同层面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表达弱势人群的呼声，给世界一个真实的危机预警信号，这样的信号是世界所需要的。
激情背后的理性
当然，值得提出的是，“情绪化”并不是NGO唯一的生存方式。在WSSD， NGO还通过大量的论坛、研讨会以及核心小组会议进行呼吁、倡导和沟通，并形成切实的建议向政府会议提交。议题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强调的能源、水、健康、可持续农业、生物多样性等5个关键领域外，还包括森林、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和平、精神与宗教、环境正义等问题。这些会议有的技术性不强，有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用详实的报告和数据论证其观点，这样的报告多基于实际的项目和社区经验，和实际密切结合，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表现了高度的科学理性。参会的NGO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涵盖扶贫、教育、妇女儿童权利、环保、 爱滋病、裁军、能源、宗教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领域，表现出非常丰富的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由于跨越了环境、经济和社会几大范畴，而成为有史以来内涵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词。它牵涉到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群，这些人群之间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表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作为公认的紧迫任务为全球接受。作为日渐兴起的公民社会的主体，NGO正试图成为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推动者，公众利益的看护者，以及企业的监督者。
Barbara Pyle (美国环境记者) 谈NGO和媒体
问：现在，许多NGO意识到媒体是一种值得去调动的很好的资源，作为媒体中人，能否对中国的NGO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谈一些看法？
答：NGO和媒体是一样的，首先不能太偏激。媒体最讨厌两类人：（夸张地兜售其主张的）倡导者和活动分子（advocates and activist）。媒体成天忙于报道，不太了解我们（NGO）所了解的事情，（因此面对媒体，）应该简洁而理性地陈述你的立场。不用谈气候变化，清洁生产机制等等（太专业的问题），你只用直接了当地说今天天气怎么这样热就行了。（指中国NGO在WSSD上用印有呼吁环保的大折扇给地球降温的表演）。
NGO可以利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和媒体记者交朋友，哪怕是在会场的间歇一起喝杯啤酒。这种交往可能是长期的，有时甚至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但最终你就会成为记者收集环境信息的来源。你的信息应该是实际的、科学的，对人有帮助的。当然，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策略，我不认为绿色和平（在国际上）的做法适合中国，这会毁了中国的NGO。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和记者建立个人关系，慢慢地引导他们。比方说，我会把我所知的环境问题和环保组织告诉我的同事，其他的媒体和环境团体又会跑来告诉我更多的东西，我再告诉别人，通过广而告之，影响面就越来越大。一旦你在某个媒体搞定了一个人，就相当于打开了媒体的大门。
问：刚才你提到绿色和平，你是否说他们的做法（对媒体）是无效的？
答：不，我只是说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是无效的，他们的做法非常富有成效，但我不建议中国的NGO采用，这样做会惹大麻烦。（在中国）你们可以去游说，要让媒体懂得环保不是极端的行为。
WSSD，又一次全球化的胜利？
许多NGO正是怀着这样的期望来到约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国际层面影响可持续发展进程，表达自己声音，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最后一次重大机遇。毕竟，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在程序上允许NGO最大规模地进入到政府决策程序中。尽管在会前，也有一些NGO对会议持悲观态度。但从中国发展简报对参会代表的随机采访可以看出，在会议开始之际，他们中有许多还是抱着比较积极的态度和期望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对大多数小的、影响力较弱的NGO而言，南非之行主要是和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以期形成网络，为未来的可能合作打下基础。还有一些人目的简单而朴素，一位索马里妇女说，她在全村人资助下来到约堡，准备在首脑会议上就一家跨国企业在当地制作饮料污染当地环境作出申诉。令人感动的是，她的旅费是全村400人用一年的口粮筹集的。
不过，从8月26日政府会议开幕到9月4日闭幕，随着会议的进行，在曲未终人未散之际，NGO的失望情绪就一天天蔓延开来，并在9月4日达到高峰。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是又一次公司全球化的胜利。
在WSSD尘埃落定之际，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昆把WSSD的成效归结为三大产出：制定了未来10到20年的可持续发展行动执行计划，确定了包括25个时间指标在内的时间表；通过了34条政府承诺，表达了政府首脑的信心；公布了涉及9个领域218个项目的伙伴关系计划 (type II partnership1)，在可持续发展中调动政府、企业和环境及发展组织的多方力量。
对WSSD的产出，来自NGO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包括地球之友在内的20家NGO公开声明和WSSD划清界限，指责WSS“令人吃惊的缺乏对92年里约地球峰会履行承诺的决心。”乐施会则称WSSD是“贪婪和自私的胜利，是穷人和环境的悲剧。”“在解决贸易和农产品补贴问题上，比预计最悲观的结果还要糟得多。”在能源问题上，虽然会议达成了“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的使用量”的协议，但环境主义者强烈批评会议未能对此达成任何具体目标，以及未能强调全球贸易的生态和社会成本。
世界资源研究会(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认为，执行计划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达成新的承诺和缺乏创新思维。在时间目标上，行动计划作为政治宣言，未能用法律的形式要求政府信守承诺，而且，这个时间表应该更为严格明确。对伙伴关系计划，发展中国家和绝大多数NGO存有质疑，认为发达国家是借企业出资向非政府组织推卸自己对全球问题应当承担的责任。NGO担心这个计划会让企业利用财富进一步影响联合国，借环保之名洗钱(Greenwash)，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外部监督和责任机制，缺乏透明度，该计划的实施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过，官方的反应是不同的。大会秘书长尼廷•德赛在为会议辩护时说，会议达成了行动计划和时间表，包括挽救鱼类资源、以及在2015年前将全球缺乏清洁水源和适当卫生条件的人口数削减一半。在能源问题上，他说，这已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达成的最为积极的协议。(Earth Times, Johannesburg World Summit, 4/9/02）
墨尔本大学研究员Gabriel Lafitte说，澳大利亚NGO的所有代表都很难过，同时，他们对WSSD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在内的整个西方政府。NGO指责政府没有为他们创造足够的机会参与会议的宣言和其他文件的决定。他们认为，WSSD不是里约加十而是里约减十，是倒退。里约10年来，整个公民社会变弱了，而企业和公司变得更强大了。
在九月五日，总部设在意大利的耶稣会 (Jesuit social apostolate) 对WSSD作了一项十分冷静的初评，认为约翰内斯堡和我们面对的真实世界没有两样，WSSD既谈不上成功，也谈不上失败。换句话说，约翰内斯堡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由于WSSD的召开而成为一面反映社会生态的镜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报告认为，美国和欧盟，G8，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主导了会议，它们之间虽有分歧，但总体上步调一致。美国在能源问题上占了上风，欧盟在水、卫生和京都议定书上达到了目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G77加上中国存在内部分歧，在某些条款上和欧盟一致，但总体上成为旁观者，它们对发达国家承诺取消农产品补贴的要求被搁置。大公司的影响随处可见，它们通过日益强势的WTO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利益全球化，从而推动自己的利益。
NGO影响不足的原因
报告同时就公民社会对WSSD的影响力作了简单的分析。
报告说，在NGO方面，一些影响大的知名组织创造性地把环境和发展组织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盟。这些NGO对政府有长期的影响力，有较高的知名度和重要的网络关系，以及科学的计划，专业化程度也很高，资金来源充足。但是，却不够有力，未能给第三世界的NGO以组织上的指导。曾多次参加WSSD筹备会的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官员莫雷(Hein Mallee)介绍，由于缺乏共同的立场和目标，直到今年3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三次筹委会，全球的NGO都还未能形成联合。
作为非政府论坛的主办者，南非NGO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也在组织上削弱了公民社会以团结一致的声音对政府进行游说和影响。2001年9月，南非成立了政治上完全独立于执政党，包括妇女、青年、宗教、工会、社区、残疾人和NGO等多种团体在内的公民社会联盟(WSSD Civil Society Indaba)，以应对可持续发展会议的组织工作。2001年12月，联盟的两个重要成员组织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其中一个组织指责联盟给反对政府的NGO赋予了太多权利。这次分裂削弱了南非公民社会的团结，还直接导致联盟失去筹备会议的资金来源。莫雷介绍，在会前2个月，非政府论坛的大部分资金还未能到位，当时他们几乎悲观地认为这个会将半途而废。
在会议过程中，NGO在对政府会议的游说策略上也常常发生极度分化。非政府组织认为自己对政府会议的参与受到限制，跨国公司对政府影响过大，多次进行策略和行动方案的讨论，但每一次观点的陈述和辩论，都表现出意见的分歧。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NGO代表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一场战争，一场从奴隶制、殖民主义到现在一直持续的战争。我们一直面临盈利对生存的威胁。”一些代表甚至提出“不要再开高峰会了！(No more summit)”，对首脑会议全盘否定，表示要退出会议，并进行游行抗议。其他的NGO则希望用各种方式继续和政府保持沟通并施加影响。福特基金会纽约办事处的杰夫（Jeff）在讨论中说，公民社会不只要关注WSSD有什么过错，不论政府和企业怎样做，可持续发展都是NGO要推动的。经常采取视觉行动(如游行集会)不一定能准确传达NGO的信息，反倒仅仅给外界一个印象：一群人在那里表达不满，仅此而已。他还说, NGO应该建设性地推动事情的改变。和十年前里约峰会上公民社会的参与由全球环境运动主导不同，WSSD上可以听到更多的不同人群的声音和利益诉求，看到各式各样的面孔，使公民社会的参与更为广泛，但与此同时，这种多元性使得公民社会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力的声音。对公民社会而言，怎样使多元化成为一种加强而非削弱自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个挑战。
NGO对WSSD的影响力
在首脑会议的前半阶段，中国发展简报采访了一些非政府组织代表，谈他/她们的参会目的，以及NGO能在多大程度上对WSSD产生影响。
¨ Graham Nesbitt, 百魔大工会 (Bermuda Industrial Union)
NGO在影响政府方面虽然不能起到主要作用，但能起到作用，它有自己的声音，有时候也能改变世界。我们拥有决定未来环境和生活的权利。
¨ Sbongile Kumdo, 妇女一心（Women one mind 南非）
这是每个人发表意见、表达自己需要的机会。重要的是要说出来。
¨ Nina Drange, Norwegian Council for South Africa （挪威）
我想这很糟糕，你知道桑顿（Santon）离这里有半小时车程，这样的会议具有的主要是象征意义。WSSD在桑顿，而NGO则在纳斯瑞克，我认为（政府和NGO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们这次到南非主要是在纳斯瑞克，因为这是NGO结识同行的机会, 这对NGO来说非常重要。看上去政府那边不会有比里约更新的协议，而达成更进一步的协议才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有这么多人，他们实际上代表着人民，成为这个事件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
¨ Wandile, 南非东开普一家环保团体
我们参会的目的是影响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政策，同时监督相应政策能得以贯彻实施。重要的是要表达我们的声音，进行倡导是很重要的。
此外，在会议地点的安排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非政府论坛在纳斯瑞克和政府会议地点桑顿相距30公里，加上非政府代表驻地相对分散，每天耗尽时日的鞍马之劳成为代表们的必修之课。在26号政府会议开幕之日，主办者以会议空间容量有限为由开始限制NGO代表的人数。许多NGO代表排队2到3小时未能得到通行证，使一些原本安排在桑顿会议中心的非政府核心小组会议由于代表无法进入而名存实亡。后来由于NGO的抗议，情况有了改观。
无论是由于场地的客观限制，还是像一些NGO代表认为的那样，组织者是有意通过空间的距离削弱公民社会对政府会议的影响力，从桑顿到纳斯瑞克这一段空间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象征着世界上贫富两级之间存在的一道日渐加宽的鸿沟。所以, 尽管安南称赞NGO和公民社会对会议产生了好的影响，但大多数的NGO非常失望，认为会议过程从始至终处于半透明状态，NGO实际上无法对其施加影响。
福特考虑削减对此类会议的资助
为推动公民社会对WSSD的广泛参与，福特基金会在两年前开始考虑有关的资助活动。基金会负担了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第四次筹备会上非政府的印尼人民论坛80%的预算，这一次又对负责主办全球公民论坛的南非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福特在全球各地的办公室还对400多位当地伙伴提供了个人参会资助，仅此一项就耗资100万美元。鉴于如此庞大的投入，以及NGO对会议结果的普遍不满，福特基金会在会后马上开始着手两个报告，分别对WSSD以及福特给予会议的大投入取得的绩效进行评估。按莫雷的话来讲，这个资助项目效果“不太理想”，福特有可能在将来对资助代表参加类似会议作大幅削减。
一位MBA出身的业内人士说，在商业谈判中，各方能够坐下来协商的前提是各方拥有相对比较均衡的力量或者优势，使各方需要重视对手，最后达成妥协。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政府、企业和NGO三方关系。事实上，为NGO所垢病的WSSD正是各方力量妥协的结果。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政府和企业有相似之处。政府为任期内的政绩和经济发展需要，企业为利润所驱使，本质上都有短期行为冲动。在很多国家，大企业对政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试图制约政府和企业短期行为的NGO，虽然拥有民众的支持，了解民间的需要，并在联合国层面上已由咨商地位提高为政府的合作伙伴，但在掌握的资源上，在能力建设上仍有很大不足。它们从力量上讲，相对处于弱势，无法大幅修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况且，期望通过一次大会解决全球性的环境和贫困问题并不现实。
能力建设―NGO的瓶颈？
9月4日是WSSD结束之日，120家法国NGO对桑顿会议中心外的一个广场上针对BMW的产品展示进行了示威活动，抗议大公司对政府和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施加了重大的影响。有趣的是，BMW为会议准备的是最新开发的用新型燃料驱动的环保可再生汽车。公司代表面对坚持己见的抗议者显得十分委屈和无奈，认为NGO选错了目标。参加这次活动的法国地球之友的代表说，BMW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的，为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该公司谢绝了试图进行干预的南非警察，提出自己来负责场地的治安，并给每位示威者送水。她说，他们在策划此事时曾极度担心安全问题，而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意料。在旁观者看来，由于期待中的冲突，以及冲突所带来的紧张局势的落空，这个头一天才拟议的示威活动甚至有了一丝幽默的成份。BMW的代表说，“我们和NGO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推出环保产品的原因。NGO不能光喊口号，重要的是提出实际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来自企业的声音并非空穴来风。在进行广泛的倡导和民众动员，用情绪化方式生存的同时，NGO应普遍关注能力建设。除其他外在环境的因素，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制约NGO发挥作用的瓶颈，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GO对WSSD的影响力。
不过，尽管被NGO认为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但在NGO的推动下，WSSD至少进一步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环境问题和贫困、社会公正、资源权利等问题挂钩，使世界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在部分问题上，NGO提出的建议为官方文件采纳。莫雷介绍，里约后的联合国森林论坛，一开始充斥着商业化的气息，特别强调用商业化的市场模式解决森林资源的利用问题，对原住民和社区的概念只字未提。一些NGO如福特基金会开展了社区林业项目，致力于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对森林的管理，强调传统知识、当地文化对当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作为非政府组织游说活动的结果，社区林业项目的建议在第四次筹委会上被写入官方文件。在纳斯瑞克，福特的社区林业和环境正义项目举办的研讨会十分活跃。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包括重申原住民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无可争议地在政府会上得到了通过。
国际同行对中国NGO的印象
在政府会议中心，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的30多家非政府组织代表举行了三次核心小组会议，经过沟通、磋商，达成了一个对外行动倡议，表达它们对可持续发展和贫困问题的关注和承诺。8月26日，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的代表在全球公民论坛上发言，介绍协会对中国的西部贫困问题所做的工作。8月29日在地球日国际的研讨会上，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自然之友和绿家园等十几家草根NGO的代表，身着唐装，手拿印有宣传语的折扇集体亮相，介绍自己的组织，表达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和加入国际NGO大家庭的愿望。随后，他们一同用折扇扇风，寓意给地球降温，并用一首环保歌曲作为“表演”的尾声。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也派出8名专家，在专门展示人类科技成果的乌邦图就环境问题作了多项专题发言。9月1日，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举办了一个讨论会，就NGO的能力建设和国际同行进行探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接受了中国发展简报的采访，谈他们对中国NGO的印象。
¨ Laura Patricia（墨西哥）生态圈保护区 (Bio-Sphere Reserve)
他们很积极也很聪明，其中唱歌的部分十分重要。我们也从事环境教育，并通过提高环保意识来影响政策，他们的展示非常棒，我为能和他们在一起而感到骄傲。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中国的NGO, 我希望了解他们的数量，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 Alexander Juras（匈牙利）中东欧区域环境中心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entre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很少参加国际会议，他们是真正的草根NGO, 他们的出现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中国的NGO使我看到了（中国）NGO的多样性。
¨ Babara Pyle 美国环境记者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的NGO如此强大而有力量。他们带着自己的想法、力量和勇气站了出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在关注自己的环境。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有世界上储量最多的低质燃煤。（解决环境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有自己的环保主义者。
¨ Gabriel Lafitte澳洲墨尔本大学研究员
我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草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困难。”这是我参加中国NGO核心小组会的原因。中国的NGO大多来自北京和沿海地区，他们中有很多（如光彩事业，指全国工商联下的民营企业在西部带有扶贫公益性质的投资项目）有兴趣到西部去帮助当地人发展，这很好。当然他们并不都是NGO, 比方说妇联，但是有这么多的NGO也来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对此并不了解，几天前的一些外国人来观看中国NGO的核心小组会，还以为是日本的NGO。他们并不了解，现在中国有许多真正的NGO, 以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己任，包括扶贫，用尊重本土文化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等等。看到这个情况是相当令人高兴的，这是中国有多种声音的迹象，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开始负起责任，加强立足草根自下而上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象过去那样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包办一切。这让世界真正有了信心。我希望继续和中国的NGO和少数民族保持联系。当然，中国的NGO还十分年轻，需要时间成长。
中国NGO异军突起
对绝大多数的NGO来说，对WSSD的影响只能是象征性的， 或者说， 他们的参与使得WSSD上的公民运动显得声势浩大，对WSSD产生了间接的推动作用。它们主要在纳斯瑞克进行活动，以便进行网络沟通，建立联系，取得国际经验。由福特基金会、英国使馆和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资助的中国NGO草根组织代表团，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出现在会场，在世界舞台上完成了第一次集体亮相。（笔者由福特基金会资助，随该代表团完成了南非之行。）从不了解中国NGO的外报用“中国NGO异军突起”表述他们的惊讶。在幕后，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为这部分NGO参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也在会前为国内NGO提供了会议信息和协调。南非归来后，草根组织代表团又在南京召开后续研讨会，和更多的组织分享经验和体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网络联系，并形成了后续行动纲要，在公民教育和公众参与机制、关注弱势群体、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推动善治等20个方面做出了承诺。
从总体上来看，无论WSSD取得了怎样的结果，NGO作为联合国重大问题决策的多边对话机制的重要一方，已向世界表明，力量日渐增长的公民社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参与国际和国内事务的力量。同时，这次会议也为NGO在其本土国家调整与政府、企业的关系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NGO并非无所作为。当然，也有一些国内NGO一开始就对参加WSSD持较为低调的态度，它们认为对NGO来说，这样的会议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紧接着在10月16号至18号召开的世界环境基金（GEF）第二届年会上，自然之友举办了中国NGO工作坊。梁从戒先生在第一天晚上的见面会上说，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十年前中国政府派了一个假NGO代表团去里约参加地球峰会，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NGO。而到今天，有这么多真正的NGO来了，这个大家庭的气氛让他感到十分欣慰。梁从戒的话表明十年来中国公民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环保NGO已成为推动公众参与机制的先行者,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事件也会对中国NGO进一步加强和政府的沟通和协调,在未来更实质地介入环境决策产生间接影响。
与政府的沟通
不过，在看到这些事件发生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没有必要盲目乐观。中国的变化是渐进的，成长中的NGO所需要的空间，和它担负的社会责任有关，也和它担负社会责任的能力有关。这个空间的拓展要通过与政府的沟通和互动，以及社会对NGO的认同来实现。在评价NGO南非之行时，廖晓义女士谈到政府。她说，中国政府签署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举措表明了中国政府负责任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中国的环保NGO。这次草根组织代表团的出行从始至终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在南非的时候也完全是自主开展活动。廖对政府的宽松态度感到有些惊讶。同时，也对这部分草根NGO围绕WSSD和政府有关部门就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沟通的尝试没有到位感到有些遗憾。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昆说，去年9月政府在起草可持续发展报告时，曾经把草案发给一些NGO征求意见，NGO对政府在发动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陈昆认为，双方的沟通还停留在形式上，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NGO和公众参与认识不足，同时，NGO由于条件限制能力不足，无法在实质上介入决策层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同时强调，公众参与不只是NGO的参与，其他人群包括工商企业和地方当局、基层组织也很重要。
而香港的情况与此不同。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告诉笔者，香港NGO代表团有28个组织共30多人参加WSSD，它们在会议期间提议和香港的8人官方代表团进行会谈，并得到政府方面的积极回应，香港NGO试图借助WSSD这样一个氛围推动香港政府及早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机构。在谈到和香港政府的关系上，长春社执行长张丽萍说：“（香港）政府和NGO的关系是爱人的关系，他们对我们是既爱又恨。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有时候政府做得不好，我们就批评，如果批评还不能产生效果，就进一步采用其他方法。”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香港的NGO走在政府前面。张丽萍提到十年前长春社参加地球高峰会议后，发布了香港21世纪日程，那时，政府方面还没有任何承诺可持续发展的动作。对这次是否参加WSSD，香港政府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定下来。由于偶然的机会，香港NGO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在一次会面中，为香港政府参加会议还做了有益的沟通。
NGO策略的阶段性
张丽萍还说，现在的香港政府已完全认同NGO发挥的作用。地球之友（香港）助理总干事，同时也是香港政府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叶广涛在《变化的香港环保NGO运作方式》一文中提到：“NGO曾经以政府的监督者、守望者和压力集团的姿态出现，现在却更多扮演具体问题的解决者和政府大众的咨询顾问的角色。经过多年的成长，很多香港的NGO都发展成为比较专业化的团体，是比较成熟的战略者，网络构建者和政府合作者。……与政府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将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劝使政府调整和改变政策，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抗议游行。”他认为，香港政府和NGO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而合作，这种角色的转变部分是由于8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的政治改革，政治空间的改变使草根组织被吸纳进政府的咨询体系。同时，由于NGO在能力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环境问题上的说服力越来越强，使得许多建议能为政府采纳。
香港的情况表明，政府和NGO间有着较为良性的互动。在韩国方面，政府和NGO曾就是否应该在WSSD上对美国举行抗议活动产生严重分歧。韩国驻南非大使馆在事前听说NGO举动后，认为这个做法不适宜，多次和NGO沟通协商，希望他们取消，但NGO经过考虑，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韩国绿色联合会李侑珍认为，这样一种格局得益于韩国的政体，以及强大的舆论和公众监督。在这件事上，韩国政府是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政府，不轻易越过权力的边界，使得NGO有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看法。
不同于美国记者Barbara Pyle的观点（见18页文本框），在谈到中国的环境NGO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时，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中国顾问委员会负责人温波显然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他更欣赏绿色和平处理环境问题的风格，即通过非暴力直接行动，以及现场目击、拍照报道等亲历者和见证人行为，揭露问题的真相。在首先肯定一些NGO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以提供方案为导向的运作方式对解决长期环境问题的作用的之后，温波认为绿色和平的直接揭露问题的方式适合用来解决中国未来5到10年内短期的环境问题。他说，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很多环境问题（比如砍伐、盗猎等）的特点是在公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发生了。因此，非常需要NGO能担当独立的监督者的角色，敢于直言，敢于批评。他认为中国的NGO太保守，缺乏战斗精神，过多地侧重于宣传教育。而和政府机构以及媒体相比，这不一定是NGO的强项。
当然，中国NGO重宣传，轻监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有关，但温波的看法至少强调了NGO策略所具有的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在香港NGO和政府的关系演进上表现得比较清晰。对大陆的NGO而言，这个阶段性也许还表现为，当它们的许多国际同行已经娴熟地运用各种“行为艺术”行使监督者职能，并开始反思更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式时，大陆的NGO才刚刚开始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强烈，而
在政府会议中心，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的30多家非政府组织代表举行了三次核心小组会议，经过沟通、磋商，达成了一个对外行动倡议，表达它们对可持续发展和贫困问题的关注和承诺。8月26日，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的代表在全球公民论坛上发言，介绍协会对中国的西部贫困问题所做的工作。8月29日在地球日国际的研讨会上，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自然之友和绿家园等十几家草根NGO的代表，身着唐装，手拿印有宣传语的折扇集体亮相，介绍自己的组织，表达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和加入国际NGO大家庭的愿望。随后，他们一同用折扇扇风，寓意给地球降温，并用一首环保歌曲作为“表演”的尾声。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也派出8名专家，在专门展示人类科技成果的乌邦图就环境问题作了多项专题发言。9月1日，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举办了一个讨论会，就NGO的能力建设和国际同行进行探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接受了中国发展简报的采访，谈他们对中国NGO的印象。
¨ Laura Patricia（墨西哥）生态圈保护区 (Bio-Sphere Reserve)
他们很积极也很聪明，其中唱歌的部分十分重要。我们也从事环境教育，并通过提高环保意识来影响政策，他们的展示非常棒，我为能和他们在一起而感到骄傲。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中国的NGO, 我希望了解他们的数量，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 Alexander Juras（匈牙利）中东欧区域环境中心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entre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注释：
1 指联合国在WSSD第二次筹备会上提出的建议，鼓励政府之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和社会各界广泛合作，利用私营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其特点是不再完全依赖政府间的协议，而在政府之外通过伙伴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