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公（Corporate Philanthropy）：指企业的慈善行为。
企业公民 (Corporate Citizenship)：企业公民是把企业人格化，要求它像一个公民一样履行它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遵守法律，和道德规则；所谓“企业公民”，通常包括三点含义：企业全球事务的基本价值、政策及实践；从原材料至产品处置所形成的各个合作环节涉及环境、社会等事务的管理；企业为促进社区发展而发起的志愿行动。简而言之，企业要对范围更广泛的利益相关人负责。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是一种致力于经济持续发展商业责任。通过同时有利于商业和发展的方式，和雇员及其家庭、当地社区和社会一起努力，改善生活质量。覆盖涉及商业行为的广阔领域，从公司管理和环境保护，到各种社会议题、人权和国内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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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企业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企业捐资助学、扶贫赈灾的新闻。在新的营销理论指引下，企业的公众形象已是一项衡量其核心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事公益活动会大大改善企业形象，帮助企业更好地赢利。
然而，“企业公益”的概念已经逐渐拓展到了“企业公民”和新近热门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司与社会的关系在词汇的演变中一步步向前推进，折射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逐渐发展和完善的社会责任理念。“企业社会责任”（CSR）既与公益有联系，又不同与它。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公司仅仅将它等同于慈善活动，捐款，最好还与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相关，起到公关的作用。对另一些公司而言，则意味着投资于人力资源建设、医疗保险和环保。但是，CSR的全貌是什么样的呢？
“企业社会责任”是自80年代经济全球化以来兴起的一场社会运动。它要求企业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其对公众的社会责任，降低企业行为对社会的消极作用。它强调在市场体制下，企业应该考虑对各方相关利益人关系的协调，包括员工、工会、消费者、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其中，员工利益是公司社会责任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
美国DJ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大卫施沃伦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模式》一书中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观点，即企业应该获得企业、社会、环境的三赢效果。一些专家预测，将来领先市场的公司将是那些在三个基本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即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和商业。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在当代西方，尽管传统资本主义以竞争为特征，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实践依然很强势，但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开始接受这样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实践。大的跨国品牌商，几乎100%都在对下游产业链进行劳工权益评估和监督。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员工负责任，也对所有产业链的员工负责任。这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围，成为一种道德的要求，并且这种道德的要求已经转化为一种市场的力量，一种赚钱的法则。欧美都开始从社会责任方面来考虑关税的优惠问题。
此外，来自社会的压力包括舆论压力和各种法规，也从另一面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发展。美国著名的公益类杂志《商业道德》（Business Ethics）已经连续四年在其刊物上发布美国“100名最佳企业公民”排行榜（“100 Best Corporate Citizens for 2003”）。《商业道德》把具有最佳企业公民资格的基本条件归结为“能够向各类利益相关群体提供优质服务”。这些利益相关群体包括：股东、公司所在社区、少数民族与妇女、雇员、环境保护、外国供应商和顾客等7大类，其中后6个群体一般统称为社会利益相关群体，对于每一群体，都设定了若干具体的考察领域。
尤为重要的是，在各种组织的监督和推动之外，普通股民和投资者也走向了前台，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或促使资本主义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他们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她）们通过把钱放在投资于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共同基金来鼓励公司做正确的事，这被称作“社会责任投资”。在美国纽约就有这样一个机构――社会责任相互信任投资组合机构，是一个涉及1100亿美元投资基金的社会责任组织，主要是推动所投资的企业改善社会责任状况。
政府和公民社会力量也在促进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中扮演角色。劳工权力组织如欧洲的“清洁成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和北美的“Sweatshop Watch”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3年6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公布了第一份公众报告，其中详细披露了FLA对七家参与公司在全球三十个国家遵守FLA行为准则的情况，FLA是一个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动，170多间美国大学、20多家全球著名跨国公司，以及多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以保护美国及海外劳工权益为主旨的多边社会责任组织。FLA强调以独立监督方式来确保成员公司的整个供应链符合FLA的行为准则（FLA Code of Conduct）。它的参与公司有阿迪达斯、耐克、锐步等知名跨国公司。参与了该项目在国内部分研究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认为，启发工厂自觉改善劳动环境和保护劳工权益的内在动力，以及工人的积极参与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成功的关键。
英国石油公司（BP）的代表Gordon Wilson的看法可能颇具代表性：“我们不认为CSR是一种慈善活动。
BP需要了解社会对公司的期望的变化并使自己的经济活动符合社会的期望。如果我们继续污染环境，将不被社会所接受，我们的经营活动会遇到障碍。”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和流行是企业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拓展到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领域的体现，从而将企业从孤零零的个体放在了与社会和社区的广泛联系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从非营利部门传递到营利企业界。
但是争议始终存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巨大的经营压力之中，股东支持者开始怀疑企业捐赠是否应遵循无回报底线的原则；被裁的员工想知道为何企业为诸如图书馆和失学儿童等计划留一笔钱，却削减他们的工作岗位。面对种种非难，许多原本在企业管理结构中地位脆弱的慈善捐助计划，在艰难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消灭的对象。2001年，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实际金额减少了14.5%，企业慈善捐助的数额在大幅下降，招来了公众的不满情绪。
据初步调查，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都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为社会的公共服务事业做出贡献。
安利（中国）有限公司对外事务总监傅小明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表示，从事公益活动，是融入东道国社会的有利方式。这也不失为解释企业热衷公益的一种方式。他还表示，“企业的公益不应该和商业利润直接关联，而是应该自然地回馈社会。”在安利赞助西部希望小学时，安利就拒绝了以公司名称命名或是把安利产品以某种方式融进赞助项目中的建议。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是他们的必修课，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身公益都有这方面的考虑。选择恰当的公益改善和政府关系的有效手段，因为社会公益事业往往涉及政府职责范围内的教育、就业等重要议题，也多和社会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据笔者了解，微软公司为了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惜重金聘请咨询公司，向他们了解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企业策略。根据公司的建议，微软资助辽宁省大连市建起了下岗职工电脑培训。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据Claydon Gescher Associates公司的负责人Jeanne-Marie Gescher说，该公司40%的收入来自为客户提供公司社会责任的策略咨询。改善与政府的关系的显形好处是帮助公司拿到更多的政府订单，在项目投资方面赢得政府的好感从而胜出。在这方面国内企业的处境有所不同。经营压力是国内大多数企业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时常常使用的理由。他们中的多数还处在急功近利的历史阶段，以赢利作为确保生存的主要方式。他们迫切地希望改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附属于政府，承担经济、行政、教育等多功能的复合体的状况。随着政企分离，企业身上所肩负的许多社会责任也在不断地“回归”给社会，轻装上阵，投入真刀真枪的市场竞争中。国内某知名服饰企业的北京负责人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作为传统行业的生产型民营企业，公司以赢利为第一推动力，侧重品牌宣传，公益活动介入还比较少。不少公司认为：企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做好“份内的事”，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增加就业、经济增长。
但是有一种趋势似乎不可逆转，那就是中国正越来越深地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优质廉价的国内企业成为全球的供应链中跨国公司的外包方。跨国公司相应地向外包公司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并实施监督。如沃尔玛公司在中国每年有上百亿的采购订单，他们本国内的公众对中国供货商中是否存在使用童工、强迫劳动、工作环境恶劣发出质疑并施加压力。耐克公司在中国也推行了检查外包企业的措施，甚至在选定合作方之前先到工人的宿舍去查看工人们基本的生活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在国内消费者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缺乏成熟的NGO来唤起这种意识之前，全球化带来的压力无疑会加速国内企业在这方面的进步。
“企业是营利动物”，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担当起企业社会责任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理性选择。最初并不是完全自觉的行为，和整个社会对跨国公司全球逐利的批评压力有关，是从压力和危机管理中来的。福特汽车公司经历了几十年的劳资关系紧张的局面，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利益都能兼顾的平衡点，产生了新的劳工政策。福特汽车公司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与供应商、经销商在合作和工作层面上的企业公民策略。
承担社会责任不全意味着付出。近些年大量的企业实践表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利有一种积极的肯定性的影响。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实践在提高企业形象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吸引优秀员工和回头客的能力。诺华制药中国区总裁刘保罗这样说：“我觉得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投入不是额外的，而是和生产成本、原材料成本一样，是企业基本运作的一种必要支出。从表面上看，履行企业公民义务，似乎就意味着更多的成本支出，但事实上，执行企业公民政策，自有它隐性的回报，而且是非常大的回报。”
关注和支持环保为BP公司也带来了可以触及的好处。该公司目前通过收购的方式控制了美国40%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拥有者，事实上一个外国公司（BP是一家英国公司）能够控制它国的能源储备这样的战略性资源并非偶然，BP承认它一贯支持环保的鲜明态度赢得了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默许。BP公司的代表Gordon Wilson还谈到，以往MBA学生毕业找工作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排名一直靠后，但是BP采用新的环保政策后，公司获得的评价明显前移了。
和NGO合作来从事社会责任的工作也是不错的选择。青基会名下的“希望工程”是企业投入的大户，这里面既有教育这个领域的吸引力，长期以来，教育一直被视为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捐赠的大头。另一方面，“希望工程”巨大的知名度和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使之成为全国性中外合资公司的首选。其实，中国还有很多草根NGO，在社区的层面上做着基本的工作。他们还不够成熟，需要大量的专业服务。企业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恰恰能够提供会计、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所以企业不妨拓宽自己的视野，不只是简单地捐出多少钱，而是“有责任的给予”。■
ELFUN—— 从富人俱乐部到员工志愿者组织
“我们不给钱，我们volunteer我们的时间。”――Lorie Liu (通用电气中国公司 Elfun现任主席)
在通用电气公司（GE），Elfun的知名度很高。事实上，在GE遍布全球的公司里，Elfun ( Electric Fund) 拥有49,722名会员，136个分会和3个支会，每年还不断有新的分会成立。不过1928年成立之初，它可是典型的“富人俱乐部”，进入这个俱乐部被视为晋升公司高层主管的敲门砖。后来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杰克·韦尔奇的倡导下，它逐渐演变为一个志愿者组织，在这里，GE在职和退休的员工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各种形式的志愿活动，发挥成员的领导才能，促进相互的合作。
Lorie Liu，GE动力系统公司的税务经理，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GE Elfun China的主席。和所有在外企工作的年轻人差不多，刘每天的时间安排地满满的，加班到晚上9、10点钟是家常便饭。于是我们的电话采访也从晚上10点钟开始。
Elfun 的宗旨是提倡员工参与，贡献他们的时间、精力和才智。“在美国，人力资本是很贵的，所以大家社区服务的意识很强。GE最初是一家美国公司，受这个传统影响挺大的。”但是在中国，这种观念与我们的文化冲突很明显。刘说他们和国内一家知名的慈善机构联系时，对方很直接地表示：“我们最缺钱，你们能给我们钱最好。”但是Elfun 不是捐款的机构（GE设有GE Foundation作为捐款机构），对方听说后不免失望。刘讲了一个例子：一次他们偶然得知北京郊区的某弱智儿童幼儿园需要改造操场，于是Elfun一方面发动员工捐款，同时组织员工去义务劳动，节省人力开资。但是当Elfun的队伍到达准备动手干活时，幼儿园的领导说他们已经雇来了一个工程队。“你们这些城里的先生小姐怎么能干这个呢？你们给我们捐款我们就很感谢了。再说还是施工队干得快。”有过几次这样的教训后，以后每接触一个新组织，刘总是先声夺人，打消他们要钱的念头。“我们不给钱，我们volunteer我们的时间。”
Elfun的活动经费还是来自员工。GE是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的信用机构，所有的员工都使用GE发行的银行卡，每次刷卡消费都会自动扣除1分钱进入Elfun的帐户，另外，Elfun 的会员每年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在中国，这个数字是150元人民币。各地分会找到一个项目后，做项目预算，写项目策划，然后报给总部，总部审核批准后将所需经费打入分会的帐号，不过每个分会的年经费总额被控制在几千美元以内。
一个令人苦恼的事实是，Elfun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往往和需要得到帮助的机构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系。大众媒介对NGO的报道是很多企业公民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进入媒介视野的NGO毕竟有限。这时候，GE庞大的员工网络就发挥了作用。上文提到的幼儿园，就是Elfun其他分会的成员提供给中国分会的。Elfun还组织员工到顺义儿童村（见本刊2003年春《同在蓝天下》）种植枣树、修建蔬菜大棚，他们是中华慈善总会处得知儿童村的。
另一个例子更有启发意义。一位GE员工的同学写信讲述了他在山西大同地区的一个穷山村小学校志愿支教的所见所闻。刘得知后很想帮助孩子们，但是Elfun只能在北京市及周边地区组织志愿活动，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最后还是支教的同学根据他对山里孩子的了解，给了Elfun宝贵的启发，于是大家突然发觉可做的事情很多：
――教室昏暗，小学校没钱买灯泡，也用不起电。GE照明公司捐了自己生产的节能灯；
――穷孩子们压根没见过电脑。Elfun捐给小学校两台仍然可用的旧电脑；
――穷孩子们买不起书，业余生活很单调。Elfun发动员工捐出家里看过的课外读物和旧报纸，为小学校建了图书室；
――因为穷，当地很多成绩优异的孩子放弃了考高中的机会。Elfun发动员工资助他们完成高中乃至大学的学业，唯一的条件是校方需提供孩子的详细资料，“我们要对孩子负责”。刘说这比捐钱给希望工程感觉好多了，被资助的人和我们是面对面的；
刘说她们还有很多想法，比如带一些优秀的孩子来北京，参观GE现代化的工厂，走进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帮他们开阔眼界。由于前段时间北京的非典疫情，这一想法还未兑现。
Elfun还为NGO提供志愿服务： ――长期帮助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做资料翻译、陪同外国专家赴内蒙古考察、收集多余的笔、纸给金钥匙作办公用品、免费设计电子贺卡替他们节省年节寄卡片的费用和人力。
――和农家女学校合作，资助内蒙古的乡村女教师来北京农家女学校参加培训。刘说Elfun当时的想法是帮助弱势群体，而且她们认为教师的身份可以使她们学到的知识更广泛地传播出去。GE设计了以教学法为主的培训内容，课程结束后老师们反响很强烈，纷纷写信谈自己的感受。
目前，GE基金会（前身是GE基金）已经确定为JA设计的在初中教授的国际市场课程提供三年的资金支持，资助金额共计10万美元。JA（Junior Achievement，青年成就）是一家致力于培养全世界少年儿童商业知识和领袖精神的非政府组织，2003年在中国正式注册了代表办公处。此前，GE还赞助了JA在上海举办的一项比赛。此项目的教学工作大部分由GE的Elfun志愿者完成。据JA中国项目负责人Kent先生的粗略估计，仅在北京、上海两地，GE就有至少60、70位员工在担任JA的志愿教师。因为JA项目多在教学时间进行，同时也是一般公司的工作时间，这就要求志愿者所在的公司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认可一定程度的志愿者参与。
“我们的宣传尽可能地煽情。每次活动之前，我们制作一些简单的宣传纸片，贴在办公室，让大家觉得活动有意思；多数员工对我们组织的活动都挺感兴趣，我们作为组织者就尽量考虑大家的时间，活动多安排在周末，让大家有时间参与；活动结束后，我们将拍的照片和写的感想再发给大家，以便没空参加的同事和我们分享，也便于新进的员工了解Elfun。这样，大多数的员工会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参与我们的活动。”刘热情地谈起组织活动的种种技巧和注意事项。
在GE Elfun，只有3个人是全职的，他/她们负责为Elfun制订纲领、审核项目申请,其他人全部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作为Elfun中国的主席，刘需要付出比一般会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次为期1天的活动，往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联络、组织和协调。但是刘没有抱怨，“我喜欢做公益的事情，就是喜欢。即使不在这个位置上，我也会做的。”
“我做志愿者，不是单纯的付出，在付出的过程中，我帮助的人也给了我回报，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双向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享受。”GE上海公司的高阳小姐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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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VS 福特汽车公司—―企业环保决策中的NGO参与
福特汽车公司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关于“好企业”和“伟大的企业”的名言还犹在耳畔（注1），2003年6月，值福特汽车公司百年之际，公司首次发布了“福特中国企业公民报告”，向公众展示了从1992至2002年10年间福特汽车公司以企业公民身份所进行的运作、遵循的原则和取得的成果等内容。
公共事务专员祝丽华在电话采访时指出：“这份报告是对福特汽车在中国开展业务10年来在企业公民领域工作的一个汇总，一个里程碑。”迄今福特在美国本土已经出版了4期企业公民报告。目前，国际上对外提供企业公民报告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澳大利亚，当地政府就要求企业出具类似企业公民报告的材料，把企业对社会所作的业务范围之外的贡献以报告的形式提交。
环保事业可以说是福特汽车做好中国企业公民的重中之重。在发布企业公民报告的同时，2003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已经启动。针对今年的SARS疫情，福特中国专门划出50万元设立 "福特百年特别奖-野生动物保护"奖项，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进行嘉奖和资助，唤醒社会各界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从2000年首次进入中国以来，福特汽车环保奖已经颁发了3届，共有49个环保团体和个人获奖，另有19个团体和个人获得提名，每年颁发的奖金总额达100万元人民币。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环保奖评比活动之一，“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授奖活动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前身是1983年在英国首次发起的“亨利.福特环保奖”，旨在鼓励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护本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3月，长安福特汽车公司选址前，委托国际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委员会（WHC）调查工厂建设对周围的生态和生物环境的影响，在福特汽车的一位环保工程师的牵线搭桥下，WHC将部分项目委托给当地的一家NGO――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在目前状况下，草根NGO能够加盟跨国公司的企业公民活动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
联合会会长吴登明回忆说：“厂区开发前，这里都是农村，有农田、森林、沼泽和草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齐全，工厂建成后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影响很大。”“工厂位于当地政府圈定的上万亩的工业园区内，我们无力反对，我们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建厂对环境的破坏。”一番努力后，联合会提交了长达41页的工作报告，联合会的会护专家提出了很多环境绿化方面的建员、重庆自然博物馆的两位自然生态保议，主张对厂区进行了立体化绿化设计，绿化尽可能地“仿真”、“仿自然”，能保持原有状态的就尽量保持。福特汽车公司对这份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会长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作为一家跨国公司，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的。”工厂建成之后，联合会还有很多想法，比如将长安福特建成“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的样板工厂”，对员工进行环保意识培训；今年长安福特正式开始生产后，联合会还准备监督他们是否“言行一致”。但是这些计划都搁浅了。吴会长认为：“合资方长安汽车是国有企业，他们的环境意识很差，公共责任意识也很差，一味追求利润和政绩。不愿意和我们继续合作。”
公共事务专员祝丽华女士在电话采访中说企业作为公民和社会的互动有很多方面，福特公司属于汽车行业，所以比较侧重环境、教育和研发领域。公司组建了专门的企业公民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由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共事务副总裁担任委员会主席。公司规定所有的员工每年都有一天参加公益活动或者社区的公共服务。这些活动增加了员工对企业的了解，和高层领导的交流，是企业文化的渗透。她个人曾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植树活动，“（我）感觉挺不错的，公益活动不再是触摸不到的，从内心也增加了对公司的信赖。”■
注：“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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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VS宝洁公司――公益活动的商业色彩
就职于宝洁公司销售部的Jenny Xiao是中国发展简报的读者，也是中国NGO的关注者。“我觉得慈善事业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兴趣吧，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会考虑这方面的工作。”她的一个朋友在英国救助儿童会工作，她常常向朋友打听她们工作的具体情况，了解她们的工作原则和理念。在她看来，救助儿童会的工作很有价值，“她们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而且会关注效果。更关注和支持持续的发展、赋权发展的能力和工具，常常举办各种培训。”
“每年公司花在慈善事业上的钱不少。”这点也可以从宝洁公司的捐款额中得到印证：据统计，宝洁1996-1998年向希望工程累计捐款1200万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兴建了76所希望小学。1997年还向春蕾计划捐款50万元，支持女童教育，帮助她们重返课堂。到2003年为止，宝洁公司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捐款建立了100所希望小学。2003年又向希望工程捐款400万元人民币。宝洁每年都有一定的预算用在慈善事业方面。但是Jenny个人的感觉是：宝洁的这些公益活动都做的蛮商业化的，商业目的很强，“反正不是雷锋啦”。配合每个项目都有很多的宣传。
P&G的合作对象多是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合作时间最长的是“希望工程”，从1996年开始直到现在。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宝洁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家知名的跨国公司，宝洁的经销商遍布全国各地，所以公司层面希望和全国性、影响大的机构合作，然后继之以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希望工程是少数符合这个标准的机构，所以合作一直进行。但是具体到部门或者更小的团体层面，他们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就大多了。这种小规模的活动一直存在，但是比较低调，在公众和媒体中的能见度不高。■
编者按：我们选取了四家公司，将它们资助的活动列成简表，供大家参考。资料来自各公司的网站和一些媒体报道。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均为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