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倡导”（advocacy）一词来开始我的发言。外国人经常使用这个词，但他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其涵义。在英语中，“advocacy”由动词 “advocate” 衍生而来，意指律师或其他人代表特定的案件或顾客进行争辩。因此，“倡导”一词是指试图说服其他人改变其观点和行为。
环境组织基本上，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倡导性组织，它们以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为己任，这并不容易。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有极大的潜力对该目标作出贡献，即便它是如此具有挑战性。
我之所以对此充满自信，是因为作为三十年前西方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一名年轻的马前卒，我已看到这些组织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力。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们的确已经改变了世界。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我们仍然面临巨大而可怕的挑战；许多问题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而且，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位居权力中心的人未能意识到变革的需要。全球环境活动任重而道远。
但是，三十年前，当西方非政府环保组织开始兴起时，这些活跃分子只不过还是少数派，社会中的多数人都觉得他们有点发疯。当时，象全球变暖、森林骤减和沙漠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未被政府、企业以及公众所认识或重视。然而，仅仅过了三十年，在西方国家中，有关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间的努力，抗争和活动。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在我的母国--英国，象绿色和平、地球之友这样的团体已经成为相当大的组织，它们拥有的会员甚至远远超过任何政党。政府、企业界和大众媒体都已经广泛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当然，这决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环境意识的快速传播显著表明，倡导保护环境的公民行动还有很大潜力可供挖掘。
中国的环境运动历史较短，情况也相当不同。政府至今在环境问题的确认和处理方面起着主导地位。政府在把中国的环境恶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应对方面处于得天独厚的位置。而且，即便是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政府在借助国际经验和意见上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它不能包办一切。它正在从许多直接控制的经济领域中退出。这使得社会更加复杂化，不同的利益团体在其中相互竞争，同时也为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开启了更大空间。这一趋势很可能会延续到将来。
非政府环保组织最早利用这一增长的公共空间。这类组织的数量已经快速增加，本身就表明环境倡导和环境意识快速传播的潜力。但是，不出多久，中国的环境活跃分子就要面临战略和策略上的抉择，这些抉择有很多会影响到将要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性质。
首先，中国的环保组织需要明确它们要倡导的对象是谁。它们要试图说服谁？是教育或者说提高公众意识，还是影响政府政策或企业行为方式更重要？也许有人会说，三者都很重要，或者同等重要。但是，一般来说，为保证效果，小型组织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条线上，而不是试图同时在各条战线上运作。
就我所知，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通过在学校中开展环境教育项目，动员志愿者参加实际行动保护环境，以及鼓励传媒更多地报道环境问题等方式，来提高公众意识。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也是中国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有最大余地开展活动的区域。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还很新，政府也不太可能对旨在游说政府改变政策的团体持欢迎态度。然而，尽管中央政府看上去已完全认识到必须使经济增长更具环境上的可持续性，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还是愿意牺牲地方环境以换取短期的经济收益。
已经有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开始质疑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公开与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相冲突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很可能将越来越多地担当这种“环境监护人”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尽管环保团体需要对事实加以确认，并理解政府在平衡环境和经济发展上的难处。（见框图――公平和环境思想。）
如果把对政府进行倡导作为其战略的一个部分，就需要选择实现这一战略的最佳策略。可以选择的策略包括：私下游说政府官员、求助于上一层政府（官员）、动员知名专家发表意见、以及诉诸于媒体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予以曝光，等等。就我所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都已经尝试过这些方法，但它们通常不太愿意通过群众动员的方式，如联名请愿、写信、或者象许多西方非政府环保组织那样吸纳大量的会员，以此来向政府施加压力。
我认为，中国的团体之所以避免使用这些策略，是因为它们不想与政府形成对抗的关系。如果它们被认为是反政府的，那么政府会感觉受到威胁而将它们关闭。因此，中国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寻求与政府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形成对抗性的关系。
中国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是否应该吸纳大量的会员以便增加对政府的砝码？（这在西方环保组织那里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西方政府不得不倾听象绿色和平，或者甚至更大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之类组织的意见，因为这些组织代表大量的选民说话。）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中国为数众多的环保团体考虑形成一种联合，以便有一个一致的声音，在发言时更有影响力？或者，这些策略实际上将只是损害与政府的关系，用毫无意义的对抗来替代非政府组织一直致力于发展的与政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它任何一个外国人而言，要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作出透彻的回答是极为困难的。这些问题既复杂又微妙，只有更能参透个中窠臼的中国人自己才能作出回答。我相信，中国的环保活跃分子深明其中的含义，懂得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既包含合作伙伴关系，也包含倡导关系。
那么与营利部门的契合又怎样呢？与公司而不是政府合作是否就相对简单一点呢？有迹象表明，一些中国的环境论者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我对此并不赞同。
在我受邀作这个发言之前，我委托我的一位中国同事给一些与会团体打电话，了解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的回复是非常明确的。几乎所有电话联系过的人士都说，他们最大的需求是资金，不是说要多到足以运行具体的项目，而是只要能支付维持一间办公室和一个组织所需的管理费用就可以了。显然，他们希望了解如何取得外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也有一些组织抱怨国际非政府组织带着“它们自己的安排"来到中国，认为如果用它们的资源直接资助中国的组织，也许会更合适一些。
但是，无论这些想法怎样可以理解，我不得不说，它们表明的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数量正迅速增长，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也许在十年以后，每个省都会有三到四个这样的团体。国际组织和公司根本无法对它们面面俱到。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特别关注所资助项目的可持续性。如果只是给出资金然后撒手不管，这些国内组织又怎能真正独立起来呢？为长期的可持续性着想，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民间组织（无论是有关环境、扶贫、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领域）必须探寻从它们自己的社区动员社会资源的方式。这也不仅仅是可持续性问题，也是一个合理性问题。对寻求影响人们思维方式的组织来说，如果它能够表明自己并不依赖国外资助的话，就更能得到人们的重视。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公司确实“有着它们自己的安排”。这些安排是什么呢？
国际非政府组织想要影响在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为此，一些基金会对它们认为重要的，能有助于对社会政策及其实践进行探讨和试验的中国组织或研究人员给予资助。但是，其他的一些项目执行组织则希望带着它们自己的理念和经验参与到探讨中来。它们并不把自己定位成钱罐子，而是实验性的数据库，能够对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解决途径，并在中国的背景下进行实验。例如在环境教育领域，现在就有几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美中环境基金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开展项目，它们都认为结果极其成功。其中一个常常被人们提及的成功之道在于：得到国际支持的项目引入了令人兴奋的、十分新颖的教学方法，使环境信息不再枯燥无味，使孩子们积极地学习和思考自己周围的环境。这是国外非政府组织以国际经验和理念的传输为主，而不是以国际资金的传输为主的一个实例。
当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为使工作更具成效，也为了调整理念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国际非政府组织必须了解中国。它们的中国员工可以帮它们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它们中的许多十分热衷于发展中国员工的能力，并对他们委以责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员工能够在本组织和所在国之间起到有效的沟通作用。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热衷于和当地的组织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这部分是为了从中取得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部分是为了取得更多的网络联系；此外，它们不只想要提高本地员工的能力，还希望提高本地组织的能力。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合作可能并不涉及资金的转移。国际组织将更多地寻求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只是基于分享知识和交换意见，也可能涉及联合发展或实施一个项目创意。
公司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规模很大的跨国公司掌控着巨额资源，它们的许多都给中国的慈善事业捐过款。例如，摩托罗拉和可口可乐在过去曾分别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捐款约2百万美元。其他许多跨国公司也曾向希望工程、中华慈善总会、扶贫基金会和残疾人联合会捐款。难道这些资源不足以让更小的、更独立的组织分享吗？
答案或许如是。但清楚地认识公司捐赠者的动机是十分重要的。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期望做出的慈善捐赠在某些方面能强化自己的企业运作。通过捐赠和众所周知的“善良的事业"结缘，并向社会表明善意，捐赠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建立有利的公司品牌形象的一个方式。因此，公司希望它们的捐助获得认可并尽可能广泛地公之于众。所以，捐款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较大的知名组织自然就成为一条捷径：这通常能吸引大量的公众注意，又有助于改进和政府的关系。
这就使小的或新成立的组织难以取得公司支持，无论它们有多么好的创意和计划。所以，它们首先需要脚踏实地，做出自己的成绩。如果，而且只有当它们自身已小有名气并为公众所尊敬，公司才会开始有兴趣提供支持，因为这样才可以为公司提供一个分享该组织声誉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的而不是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在吸引公司资助它们在中国的活动方面要容易得多的原因：国际组织已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使公司乐于将自己的品牌和它们相联。新兴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中，能够为公司资助人提供这种机会的寥寥无几。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公司常常喜欢资助与它们的产品或服务或多或少有关联的工作。例如，制药公司很可能支持与健康有关的项目：在中国，国际制药公司已经资助了许多诸如爱滋病意识培训、接种和卫生保健项目，以及在遭遇自然灾害时提供免费药品。石油公司则常常热衷于和环保项目结缘，以打消环境主义者对消耗化石燃料造成的有害结果的担忧。因此在中国，英国BP石油和菲力浦石油公司都对环境教育项目提供支持，而壳牌公司则支持节能和道路安全项目。（因为汽车消耗大量石油）
所以，意欲寻求公司资助的组织需要问一问自己：“这家公司有什么理由支持我们的工作？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提交的项目建议是否与公司的重点相关？公司是否有足够理由相信组织能尽责地使用资金？组织是否具备能让公司乐意与之结缘的良好的公众信誉？”如果对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对任何资助的申请得到的答复也可能是否定的。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应该认识到，在西方国家，对大型跨国公司的经济力量、以及它们在发展中国家里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担忧。石油和矿产公司因其对环境和社会的不良影响而招致猛烈的批评。制药、农业种子和农业化学公司则因试图就源自发展中国家的植物基因申请专利保护，以及进行植物转基因工作而受到批评。为西方市场生产服装、鞋、玩具和电子产品的公司，现在普遍转移到象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加工生产，也由于生产地的工厂支付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为人所诟病。
简而言之，在西方，要求公司平衡利润追逐和社会及环境责任，以一种更为道德的方式来行事的公民压力与日俱增。这场运动由非政府倡导组织领导。尽管它们规模很小，但它们对公司不当行为的曝光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证明了自己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这一运动远远不限于居于核心位置的少数活动分子。在西方，上市公司的许多股份为普通人，特别是养老基金（其投资来自普通人）所持有。这些人和基金越来越有兴趣进行“有道德的投资”。它们希望用不损害环境或不剥削工厂工人和初级产品的生产者的方式来取得投资回报。
对公司来说，它们离不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善意，不能无视这两者的道德考虑。所以，在西方，公司树立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形象就尤为重要。其中有一些认为需要在根本上改变经营的方式。另有一些则似乎觉得，只要改善其公众形象就足够了。但无论是哪一种，必须认识到，在西方，被人们认为是在发展中国家支持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并鼓励“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公司改进其形象的一个手段。因此，看上去有兴趣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的跨国公司可能着重考虑它们自己在西方的公关战略。这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是一个机会，但它们如能同时了解一些背景问题就更好。
最后，除寻求资金以外，其他与公司部门相契合的方式也值得考虑。毕竟，公司在影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方面有着重大作用。因此，难道自视具有倡导角色的非政府组织不应该试图去影响公司的行为方式吗？正如已经提到的，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鼓励公司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运动先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能仿而效之吗？
事实上，已经有几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找到了与企业建立工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方式。例如，云南昆虫学会已经与一家茶叶生产和出口企业合作，帮助他们由密集使用化学物向更环保的生产系统转换。这使得这家因茶叶残留过量杀虫剂而面临出口困难的企业有了改观。这也是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发生直接的利益契合的例子。
北京地球村也与一家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有着密切联系。其情形也是如此：它们具有直接的共同利益，双方都希望以使得城市环境更适合居住、更舒适和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对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经营理念，可提升房地产的价值。
河北的绿色知音和当地一家从事私人教育产业的公司合作。同理，也是直接的共同利益使然：非政府组织希望推行绿色教育，而公司也希望它的教育设施反映出现代人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关注。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具备用建设性的而非冲突性的“倡导”方式与本地企业相契合，这样激动人心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在其它领域，如残疾、教育、卫生和扶贫，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有着价值不菲的经验。从长远来看，正是这样一种关系，而不是直接寻求海外赠款，很可能对中国正在兴起的非营利部门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