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高校任教五年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问题有了初步认识，归纳如下。
一、问题：关于科学的问题意识
1、科学应该实事求是还是"实技求术"
1980年代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对外开放的时候，我曾经被公派到美国学习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1]；第一次上课教师就先质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学生：什么是科学成果？按照自然科学领域公认的实验程序简而言之--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沿着某个技术路线得出的结果可被后人重复得出，才是科学成果。
亦即，任何后来者在对前人研究的背景条件有比较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假如还能沿着其既定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那么，这个前人的研究，应该被承认为科学的研究......如此看来，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科学成果，都因后人难以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重复得出与前人同样的结果，而难以被承认为科学！？由此，无论东西方的研究，一般只能转化为对某种或者某些特定经验归纳出的解释性的话语。
由于，这些话语的适用性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有限，因此，越是无法还原那个时空条件的研究，就越是体现了人们追求书斋学术与生俱来的"片面的深刻"的偏执。
也许，除了那些把握话语权的利益集团控制的"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体系因内在地具有"政治正确"而不应该列入科学性的讨论内容之外，人类文明史上还不可能找到具有普遍意义或者普世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
进而，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强调"的科学化虽然在提法上正确，但在比较浮躁的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之中，却很可能成为普遍学术造假的内在动因。因为，很多以"定量分析"为名的课题研究尽管耗资巨万购买模型，而且有精确的数学计算，却由于既缺乏"背景分析"，也没有必须的"技术报告"，而既难以评估，也难以建立统一标准的数据库。更有甚者，有些科研课题甚至连做研究最起码的"基本假设"都提不出来，有些自诩为重大创新的、经院式的理论成果，却需要进一步讨论其理论逻辑与历史起点是否吻合等基本常识......
这些实际上与科学化背道而驰的缺憾，往往使得后人不能了解这种大量开展的课题研究的真实依据。如果科研人员不知道量化分析的基本功，不了解数据采集、编码和再整理、概念重新界定及由此而必须的对变量的重新计算等各个具体操作环节，以及各环节可能产生的实际"误差"，就不可能实行对该课题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评价。就此，我愿意对下面这句话承担责任：这些年我参与过很多课题立项或结项评估，每一个都有这类使之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通病；虽然，国内外研究方法论的学者多有自省和批评。但至今没有任何机构予以纠正。
再者，由于很多课题结题时没有明确要求提供受国家基金资助所采集的基础数据和模型，不仅客观上出现把国家资金形成的公共财产变成"私人物品"的问题，而且后来者也无法检验该课题是否真实可靠。
如果把这些科研归类为定量分析再以此定标准、划线、搞派系，则难免贻笑大方。何况，定性和定量作为两种分析方法，本来不是对立的，更没有必要人为地以此划线，非要偏向某个方法才能证明研究课题的科学性。
本来，科学研究得实事求是地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必刻意地 "实技求术" ，甚至以术代学。方法无优劣，庸人自扰之。如果当代学者的研究仍然不能具备起码的科学常识--理论逻辑的起点与历史经验的起点相一致，则难免在皓首穷经地执着于所谓普遍真理的进程中跌入谬误的陷阱！
2、中国深化农经研究尤须注重分类
如果说，我在早期对于不同方法的学习和实践仅形成了对"术"的分析；那么，后来得到更多条件从事大量的与三农发展有关的国际比较研究之后所形成的认识，就逐渐上升到了学的层次。诚然，面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徘徊的困局，任何人都会学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但却几乎很少人能看到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教训。
我们不妨从农经研究的基本常识说起--
如果不讨论尚未"被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由于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文明史中没有被根除，因此，工业化条件下的世界农业发展可分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一是前殖民地国家（美加澳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因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二是前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资源有限，只能实现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高度相关的绿色运动从欧洲兴起。
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由此看来，中国属于何者，应该借鉴何种模式，本来也是个基本常识问题。
如果做得到"去意识形态化"讨论，那就会愿意借鉴本文作者更具有挑战性的两个观点：
其一，依据这三种类型之中任何一种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都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
其二，这三种类型之中，也都没有形成足以支撑"农业现代化"成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功典范。[2]
中国之所以于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一方面是那时候在发展模式上全面学习苏联，并为此构建了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迫于城市工业部门已经制造出来的大量工业产品急需借助国家权利下乡的压力--如果不能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中国人改革之前30年以举国体制推进的国家工业化，是难以通过剪刀差从三农获取原始积累来完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半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找到几个投入产出合理的农业现代化典型，人们却还是在不断的教训之中继续着50多年来对这个照搬于先苏后美的教条化目标的执着，继续着对继承了殖民地资源扩张遗产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经验明显有悖常识的片面性认识。
显然，这绝对不仅仅是农经理论裹足不前的悲哀。
二、学科基础建设只能实事求是[3]
以上问题，应该是国家资助大量研究而成果却难以转化为宏观政策依据、更难以真正实现中国话语权藉学术研究走向国际性的内在原因。
甚至，令学术界致毁的、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真正严肃的学术空气缺乏，也使得这种科研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为各个学科"小圈子"内部分配--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几乎难以避免地导致当今风行的学术造假和教育腐败。
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实事求是地抓好基础建设。
首先是清晰我们的问题意识，从本土问题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敢于挑战没有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理论观点。当然，一方面要放弃我们多年深陷其中的意识形态化的讨论；另一方面，同时尤须警惕海内外任何具有意识形态化内涵的话语权争论被学术包装成科研成果；尤其是那些被广泛推介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在农经界，主要是力戒邯郸学步和以术代学等多年来形成的恶劣学风的影响。
要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改变，最大的、也是最难的，就是把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评价标准调整到实事求是的方向上来（这比让各地官员放弃追求GDP的发展观还难）。
其次是改进定量研究，如果我们确实打算"认真"地承认任何一种新兴交叉科学在基础理论上的不足本身就是常态，那么对于新兴学科而言，最好的基本研究方法，其实恰恰是"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试验研究和新近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的参与式的直接观察，辅之以采集数据做辅助性的定量分析。同时，加强深入基层的科学试验和对个案的跟踪观察。
近年来，国外相对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讨论，已经不拘泥于老的争论，开始从一般的"个案研究"演变为资料相对比较完整、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故事研究"。我们应该在现阶段仍然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则，至少应该把参与式的试验研究和对不同个案的实地观察形成记录，都作为与定量分析同等重要的科学方法予以强调。否则，那些吃苦耐劳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少。
再次是改进科研评价体系。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应该修改开题和结题要求，把支持科研的经费综合统筹，从撒胡椒面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建立能够容纳所有国家资助课题的数据库和模型的共享数据系统，从而，对研究人员的非商业需求免费开放（个别需要保密的应该在开题前申明），以真正促进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繁荣；同时要求所有课题报告必须提交能够说明研究过程的所有环节出现的失误或偏差的"技术报告"（隐瞒不报者应该处罚）；要求任何重大观点或所谓理论"创新"，都必须提供比较全面的相关背景分析。
既然中国人的实事求仍然是做研究的传统，那就从我做起吧。
（2009年国庆中秋双节于北京后沙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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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是1987年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被上级公派去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980-2000年代的20年里先后3次去了以方法论见长的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ICPSR进修学习）；后续培训则是在世界银行总部直接操作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制度转轨的援助项目；随后，即被安排在中国政府承接世界银行首次对华政策性贷款的工作班子里，从事"监测评估"和应对世界银行组织的国外专家每年两次的项目考察评估；这就使我在1980-1990年代的农口部门有了直接对话世界银行从发达国家聘请的经济专家和从事较高层次的涉外研究项目的机会，因此当年被人戏称为农村政策领域中的"洋务派"。
[2]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 2004年暑假，当我以53岁高龄被"引进"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之职的时候，曾经有两种选择：其一是随波逐流、颐养天年；其二是最后一搏、厉振科研。本能告诉我，只能选择前者；良知却迫使我选择了后者。执鞭至今五年有余，在校领导大力支持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本院借国家关注三农之机一跃成为全校最有竞争力的院系之一：教师人均国家级纵向课题1.5个，人均课题经费30万；博士点从1.5增加到4.5个，还新组建了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可持续高等研究院、农村金融研究所等4个校属二级科研教学机构。期间，我虽然了解情况仍然不够全面，但对于现行教育体制问题的认识还算比较新鲜；再者，在这几十年来的三农研究中有很多机会在国外著名高校学习交流，或在几十个国家农村做考察，也算有条件做些比较分析。于是，便就科研进一步服务于我国三农问题的需求提出这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