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妇女的觉悟，使她们认识到获得良好的保健是每一个妇女的基本权利，尽可能让每一个妇女更多的注意个人保健和个人生命。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
鲍尔•爱里奇的人口过剩论、天主教会的生育权天赋神佑论，女权主义、人道主义……各种人口理论此起彼伏。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全球人口危机，对于中国的12亿人民来说，生育要计划还是要服务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20年里，各国政府间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气氛，经济发展顺利，人口不再是个问题。但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驱散了这种盲目乐观的空气。紧接着鲍尔•爱里奇于1968年写作的《人口爆炸》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引起了人口恐慌。西方最早感受到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并作出了反应。自此各国政府及研究者们在人口问题上也形成了以人口为中心的各种争议。其中最鲜明的两种争议是围绕着人口控制而展开的。以鲍尔•爱里奇为代表的人口过剩论者提醒人们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为16.9亿，占世界人口的66.9%；发达国家则为8.3亿。在非洲和亚洲，无数饥饿的人民正等待着分发食物。人口过剩论者认为，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剩和不断增长，严重威胁并将耗尽地球有限的资源（事实上西方对东方的人口恐慌是不公正的。据统计，美国人均能耗量是中国的12倍，印度的33倍，孟加拉国的147倍）。这些地区的国家应该采取行动尽可能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的增长。而来自另外的声音，如天主教会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人工流产，宣扬怀孕生子是天赋人权。人为控制出生违反了《圣经》的规定，是对生命的谋杀；女权主义者认为政府不应强迫妇女们执行生育政策，妇女们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做人工流产，但决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要求。她们并不是反对计划生育，而是反对对妇女的控制；人道主义论者认为，施行人工流产是反人道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人们在生活和经济发展上向更高的标准迈进，政府不应该盲目实行人口控制的政策。
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国不得不为50--60年代错误的人口观付出沉重的代价---自80年代开始，对城市人口严格执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怀第二胎的母亲按规定必须作人工流产、无准生证的婴儿不能出生、农村人口在遵守一定生育间隔的条件下只能生两个孩子。印度当时也因人口爆炸推行了类似的节育措施，但印度政府的施行力度不及中央集权的中国政府，计划生育效果不及中国明显。于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广计划生育政策时引发了许多争论。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这样全球范围内对于发展的思考与战略渐渐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外部推动的发展到自主地参与式发展，从无视大自然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上来。
伴随着人权运动中关于发展问题的讨论，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民主力量的兴起让妇女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组织起来保卫自已特定的权益，在生育和性问题等领域呼吁应有的尊重。人工流产法案的制定与人权公约的表决在当时的西方沸沸扬扬。80年代末，日益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高质量的社会发展是控制生育的最佳方法。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减少妇女生育率（她们期望的孩子数量）的最有效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提高她们的基础教育水平。纵观全球，妇女生活越穷困，受教育程度越低，她们就越想要更多的孩子（即使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形）。当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地位和收入提高了，她们自然选择生养更少的孩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两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7年出生1亿人；1962-1975年出生2亿人。
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长期保持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近年才降到21%，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免费提供避孕的国家之一。回顾自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状况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1950--1957年，出现了一次婴儿出生热潮，总和生育率从战前的5.1‰左右迅速上升到5.7‰以上，最高达到6.4‰。特别自1953年以后，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这八年共增长一亿人。
第二阶段：1958--1961，人口出生率显著减少、死亡率大增，人口自然增长率锐减甚至出现了负数。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点降到只有50年代高峰值的一半。
第三阶段：从1962---1975年，第二次婴儿出生热潮席卷全国，更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促使这一时期的出生高峰比50年代更为严重。短短八年内出生了两亿多人，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和，导致70年代起不得不实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四阶段：1976年以后国家狠抓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80年增长率从15.77‰下降到10.7‰，在这样短的时期里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如此之快，为世界人口发展史上所罕见。中国妇女走上了有控制的生育道路。
1994年中国参加了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此次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纲领提出，以妇女为中心、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计划生育才是最人道、最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大会进一步强调了提高妇女权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生育健康”这一概念也首次在正式的国际文件中被确认。“生育健康”这一跨世纪的议题从此正式提到了全人类面前。也正因为开罗大会所达成的具有革命性的共识，联合国人口基金同意在中国继续开展工作，但前提是中国政府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朝着以妇女为中心的方向提供优质服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对人口问题进行政策性调整，生育健康和优质服务的概念首次被引入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中国妇女几千年来毫无生育自主权的命运面临转折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很快将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1995年10月，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辽宁省辽阳县、吉林省农安县、上海市卢湾区、江苏省盐都县、浙江省德清县和山东省即墨市六个县、区作为第一批先行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试点，1997年又增加了北京市宣武区、天津市和平区、南京市玄武区、湖南省株州市和湖南省浏阳市五个县区，到1999年，试点工作扩大到300多个县区，目前已达到了600多个。预计到2010年全国将基本实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这一试点已工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断关注，福特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美国密执安大学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研究机构均积极参与到了这项试点工作中来。“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目前尚无明确而统一的概念，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项目部主任朱迪斯•布鲁斯(Judith•Bruce）提出了著名的“优质服务六要素”，既：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提供健康信息；技术服务能力；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后续服务；适当的综合服务。基于此六要素中国根据国情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重点定位于推广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相对其他要素这是目前最迫切需要也最便于实施的。
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头15年里，中国政府对妇女的生育控制可谓只以指标为导向。
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头15年里，中国政府急于达到减少人口数量、宏观控制中国人口的目标，对妇女的生育控制可谓只以指标为导向，计划生育干部被称作是“人口警察”，令超生者闻风丧胆。而目前正在推行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政策则意味着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一． 中国将从以宏观控制人口数量及生育率为主转变到以妇女为中心、以人为主的根本思想上来。尤其是从上到下的管理者们从态度到工作方式对计生工作的认识都必须要有革命性的转变：“想服务、会服务、能服务”，至少优质服务意味着他们是妇女生育健康的服务者、教育者、建议者和咨询者而非管制她们生育的警察。
妇女的努力对中国生育模式的改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优质服务首先要转变妇女的传统思想观念。
二． 赋权于妇女，妇女自觉争取自己的权益。中国女性任劳任怨、能顶半边天，中国人民称赞她们是伟大的母亲。在封建势力下她们被视为毫无主见、毫无思想的生育工具，而即使在新社会的计划生育体制下，妇女们也仍未意识到除了听丈夫、家族、国家的命令以外，自己还有权力选择生育。她们一直在为维护家庭和国家利益作出牺牲。据1987年全国节育、生育抽样调查显示，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为71.21%，在各种节育措施中，女性绝育者占8.24%，放置宫内节育器占41.48%。男性绝育者只占10.99%.79.72%的节育措施直接用在女性身上。可见，妇女的努力对中国生育模式的改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优质服务首先要转变妇女的传统思想观念。我们知道，妇女对自身权益的认识不是天生形成的，而必须通过传媒、教育机构等全社会的帮助，使她们真正竖立起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来。大部分中国妇女忽视自己进而忽视自己的身体，相比其它发达国家的妇女可以说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很无知。这种无知将置贫困妇女于非常易受伤害的境地。而这种无知在中国往往是“正常”的，因为中国妇女们对自己的生育没有权利。这一权利已转交给了对她们身体负责的“人口警察”，她们没有必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然而事实上计划生育工作者有义务帮助妇女了解自身特殊的生理构造及规律，以使她们更好的保护自己。
三． 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交流。满意的咨询在于对服务对象的理解、尊重、和真诚态度。中国的舆论导向、宣传工作者及医生在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中也应从传统的工作方式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上来，那种“我说你听”式的宣传模式不关心听众的反应与要求，造成了信息的无效与资源浪费，尤其在服务过程中互动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最了解的，也只有她们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生活条件的避孕方法。例如：在云南省双柏县大庄乡的一个彝族山寨中，大部分育龄夫妇采用的避孕措施是男扎术。当地妇女们说：“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妇女是家中主要劳动力。妇女做大手术（结扎）恢复时间长，会影响家中的生产，所以让男人去做，男人做大手术只需要休息7天左右。”其实优质服务本身就有交流的含义。西安交大人口所的朱楚珠女士认为：“一位医生可以做一流的手术，但如果他没有与病人进行交流就不应算是优质服务”。计生服务者（医生）应将自己的位置放在帮助被服务者（患者）自己作选择上，而非一味让他们听自己的，同时被服务者（患者）也应转变“一切只听计生服务者（医生）的”就医观念。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却是努力的方向。而且建立起这样的医患关系将比一般空洞的宣传效果要好得多。朱楚珠女士还建议在衡量一个单位或医生是否做到了优质服务时，可以将医生与病人做过几次交流作为指标，以形成新的服务意识与工作方式。
优质服务的基础是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在向农村妇女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引导她们自觉实现女性权益，树立起对高质量人生的追求。
四． 帮助妇女发展致富，提高生活质量。妇女的健康与她们的社会地位是紧密相关的。对此，持有更广义的生育健康概念的组织如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一个专门研究生育健康的跨学科的非政府组织）也看到了赋权于妇女的意义。如通过开展小额信贷项目提高妇女们的地位。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她们对改变自身现状和地位的愿望却十分强烈。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目的不只是解决人口问题，仅由计划生育委员会来作工作，而应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应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如扶贫办、计生委、妇联等可以合作开展农村小额信贷项目，让妇女参与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来。妇女们改变现状的要求不是脱离生活的，而是在参与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不断萌生出来的。所以，优质服务的基础是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在向农村妇女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她们自觉实现女性权益，最终树立起对高质量人生的追求。一旦有了对技术和学习的要求，在生育上她们就会慎重考虑。如果一个妇女的愿望是生三个孩子，对她进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时，她的情绪就会很低落；但如果她只想要一个孩子，为她提供的优质服务就正是她所需要的了。例如，有一个项目，提供给妇女一支集体采金船，并要求船长必须是女性。于是男人们要向这位女船长申请到船上工作，这大大改变了她的精神面貌。当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对申请人提问时，很惊讶的说：“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妇女参与集体劳动并成为了主人，获得了自信心，也改变了男人的看法。她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就不再将自已的价值依赖于传宗接代上。
性病得不到及时诊治将极易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名患性病或生殖道感染的妇女与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发生了无安全保护的性行为，她将很可能感染上艾滋病。
五． 提供生殖健康信息及培训，帮助妇女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据调查中国已婚育龄妇女的文盲率高达60%以上，贫困地区妇女下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高达50% 以上，很多妇女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获得妇科检查。由于没有接受过生育健康方面的教育，她们普遍对生殖道感染、性病、艾滋病缺乏认识，她们也许知道这些病但却不了解它们的症状，因而感染上了也没有去治疗。一般而言，患性病的男人们常去诊所治疗，但他们的妻子却很少去。她们宁愿偿试传统秘方或者去找私人医生，有的干脆不作任何治疗，她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也被感染上了疾病。比如，一个农民外出打工从妓女身上感染了性病，春节回家后他又把性病带给了自己的妻子。在这种情形下，当大部分妇女感觉自己下身疼痛、刺痒或有异物流出时会不知所措，却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而性病得不到及时诊治将极易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名患了性病或生殖道感染的妇女与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发生了无安全保护的性行为，她将很可能感染上艾滋病。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导致医院必须通过卖给病人药品及提供服务来支付自身的开支，这将导致他们大量销售不必要的药品，病人则要支付不必要的检查费用
况且，相对男性而言，妇女得到诊断与治疗的困难更大。妇幼保健目前因资源不足而举步维艰，诚如福特基金会的琼•高芙曼所言，80%的妇女健康问题可以由预防避免，即不是等到你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才去看医生，而应通过定期的检查如乳房检查、常规妇科检查等，在病情严重或威胁生命之前及时发现并诊治它们。但问题在于，卫生部门常没有足够的经费和精力通过开展相应的公共健康及预防疾病活动对妇女进行健康教育和体检，因为他们在忙于赚钱。而免费的健康教育和体检不能赢利且需必要的投入。现在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正面临改革，最终将走向自负盈亏以减轻国家负担。医院及医生必须通过卖给病人药品及提供服务来支付自己的开支与薪金，这将导致他们大量销售不必要的药品，病人支付不必要的检查费用。而那些属于公共健康服务范畴的诸如防疫注射、全民健康教育、医疗咨询等服务自然将因不能赢利而被忽视和省略。还有，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都必须自己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们不属于任何医疗保障体系。由于农村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无知及毫无健康认识将使她们不能辨识是否生病了，是否需要治疗，她们所接受的治疗是否真的必要。因此给妇女们提供生殖健康的信息与培训十分必要。一旦她们获得了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如合适的避孕方法（并非计生工作者强制性的让他们使用某种不适合自己的方法），妇女们就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并将对选择负起责任，许多因无知造成的不幸就能避免。另外，培训时要注意方法。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告诉我们，他们曾在自己的项目实施地区向妇女发放有关生殖道感染防治知识的宣传小册子，尽管在编写时已努力做到通俗易懂，但妇女们仍然反映看不懂。后来他们采用了新的方法，请贫困妇女和工作人员一起制作宣传材料。虽然她们画的图既不标准也不漂亮，但却易于为妇女理解，因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见培训时的信息与提供信息的方式要为妇女们所能理解接受，要接近她们的知识体系。
计生服务站只管结扎上环，医院、卫生所负责妇科检查和疾病诊治--这种人为造成的计生工作与医疗卫生工作的脱节不仅造成资源的重复浪费，也极大的阻碍了优质服务工作的贯彻落实
六． 打破由体制造成的工作隔离，为病人提供适时的综合服务。20年前，当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建立起遍布全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时，各县都有了自己的计生部门，由于计生委系统当时没有自己的计生服务站，计生手术只能在卫生部下属的医院及卫生所进行----是工作关系的移交，配合得不够好。后来，计生委也有了自己的服务站，这样，计生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职能就更分离了。现在几乎全国每个县都有了自己的计生服务站，这就造成了与卫生部门在设备和资源上的重复和浪费。开展优质服务使计生部门拓宽了服务范围，有时也给群众看看小病，且设备往往好于卫生部门，导致两者收费标准也不大一样。这样卫生部门就有意见了，他们的矛盾不是提供服务的多与少，而是收入利益的问题。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淡化这种矛盾规定产妇就近定点做妇产手术，即离卫生院/医院近的就去卫生院/医院，离计生委服务站近的就到服务站做手术，这样两个部门就有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现在，各省存在的这种部门内部矛盾加深了计生工作与妇女健康服务的分离。计生委的主要职责是以限制人口为目标的避孕与生育控制，但如果一名妇女想寻求生殖道感染或其它一些妇科疾病的治疗，她就只能到卫生部下属的某个医院去找医生。这完全是不正常的人为的分离，让人感觉生育指标比妇女的健康更重要。但是，计划生育显然是妇女生育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医学研究证实，当妇女患有下生殖道感染时，施行计生手术将可能导致感染向上扩散，引起盆腔炎、不孕症或宫外孕等严重后果，这不仅损害妇女健康也不利于计划生工作的开展。因此，“以妇女为中心”或以“优质服务”为目标的计生工作必须克服这种服务上的割裂。融健康教育与知情选择于一体的咨询服务将会有利于妇女了解各种避孕方法的利弊。计生部门与卫生部门应相互协调合作，按病人所需移交给对方并提供适时的综合服务。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完善和健全的法律体系，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将免费服务与低偿服务结合起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优质服务并不意味着“昂贵服务”。
七． 提供高质量的计生手术。据联合国报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许多项健康指标有了很大改善：营养增加、饮用水质量提高、婴儿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延长等等，但只有一项指标--孕产妇死亡率始终高居不下。原因是什么呢？大部分农村妇女似乎仍在家生产，且有时没有职业的接生婆在场，或许是她们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一个拮据的家庭往往不会花200-300元钱到条件差的镇医院生一个孩子），或是计生手术质量欠佳？。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孕产妇开始作产前检查的时间往往过迟，应作的检查次数也不够，这样很多问题就未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再因农村山高路远、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妇女得到卫生和计生服务的机会都很有限，如果计生手术服务质量不高，会导致避孕失败（脱环、带环受孕等）或感染、出血等不良后果。；且往往以因得不到及时的后续服务或相应的医疗保健服务而对健康造成极大损害，甚至影响家庭的幸福。所以她们的计生手术更应该是高质量的、一次到位的、对身体没有不良后果的，使她们无后顾之忧。
八． 男性在计划生育中的责任与角色。生育并不只是妇女自己的事，男性的参与也极为重要。在贫困地区男性通常比女性受到更多的学校教育并往往是家庭中的决策者，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妇女们的避孕选择。又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调查研究表明：妇女们最满意的避孕方法往往是经过与丈夫商量后决定的方法，而避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丈夫不配合。很多丈夫拒绝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有的甚至让妻子也停止使用，这样妇女们怀孕了不得不做人工流产。所以让丈夫们也接受生育健康的培训，教育他们与妻子们共同承担起计划生育的责任也是很关键的。
综上所述，在提高妇女的健康教育和帮助她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活动领域还有着很多的需求和很大的空间，挖掘民间力量来填补这个空缺也许正是提高中国妇女生育健康的关键一环。
然而，在生育健康优质服务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摆在中国面前的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预计到2035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虽然目前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为千分之五，但是要稳定住低生育率也远非易事----如果中国政府完全放弃曾成功控制人口恶性增长的一系列生育指标和计生措施，最终是否能够给中国女性带来真正的生育健康？看来，要将生育指标和优质服务协调起来，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