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１.３2亿，且以每年３.２％的速度递增。我国已经步入老年化社会。如何保障老年人口的利益和生活质量呢？建设和发展养老机构的重担谁来背负？政府当然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同时非营利机构也已经走到社会责任和自身发展的十字路口。
尽管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奉养老人是家庭的责任，是儿女的孝心，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和城市化进程，对老年人的照料也慢慢地走向社会化，通过养老机构或者社区的托老中心照料老人也逐步被人接受。但是，养老院让人首先想到的还是鳏寡孤独者生活的地方，是民政部门才做的“善事”。可是，目前全国3万6千多家1各种类型的养老机构中，民办机构数量就占到90%，拥有的床位占80%。这个巨大的差口，让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些民间养老机构的生存态。
“当‘弱势群体’遇到了‘劣势群体’”
在汉语里，常常用鹤发童颜形容老年人的精气神儿――满头白发苍苍却有着孩子一样朝气的脸庞，所以一看到鹤童的名字，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一定和老年人有关。事实也是如此，1995年春天，“{鹤童老人院”在天津成立了。
据介绍，起初鹤童的诞生也是市场需求的结果，但是“经过两年的纯市场操作，我开始困惑。开办老人院是福利的行为，是慈善的行为，这样运作鹤童是否适合呢？”1997年，方嘉珂，鹤童的创立人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反思。
鹤童可能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创立人在他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使他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同时方嘉珂也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筹办鹤童的时候，正好遇到天津市姜井医院因为效益不好倒闭，听到这消息的方嘉珂立刻投入多年创业积累的60万元以“场地出租”的形式，从这家医院拿到了土地使用权，鹤童才有了安身之所；而正当方嘉珂为鹤童的前途困惑的时候，又适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进行非营利机构的评估项目，鹤童主动上门成为其评估对象。从此拨云见日，鹤童开始“明确地走上了标准的非营利运营模式的道路”2，并于1998年在天津民政局正式注册登记为社团法人机构名为鹤童老年福利协会3；鹤童老人院为协会属下的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割断了与商业经营的血脉关系的鹤童一样还要生存下去，而且还更要担负起按照非营利模式发展社会福利机构的重任。这恐怕是所有非营利性福利机构面临的最首要也是最大的困难。“这也是非营利机构的难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非营利的操作？”方嘉珂用自己的切身经历，给中国的非营利机构提出了一个问题。鹤童也开始了漫漫地探索。
事实上，在国家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之前，社会福利（当然包括养老）基本上是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单位）统筹4，“铁饭碗”中包含了医疗、住房及养老一系列的福利，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逐步取代国家（单位）包办的社会福利，民政部也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并认为它是“迅速缓解目前社会福利供需矛盾的有效手段”5。
市场的重大缺口和政策的宽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在养老机构的需求上存在供小于求，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缺少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在这种状况下，开办养老机构确实变成了“夕阳产业”，老人（或其家人）不仅成为服务的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老人本身也是服务的消费者。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天津各种形式的养老机构有84个，床位达到5000余张，但住院率仅为50%，不少新办私营养老机构的住院率尚不足10%，但是其数量仍在增加。由于一些养老机构的创办者是为了从老人身上获取利润，致使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机构大量涌入养老市场。在天津目前的84家养老机构中，有65家（占77%）是私人企业在近两年办的，再加上私人和私人企业受托经营的部分，总比例居然高达约90%。6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的引导下，很多下岗职工通过某些渠道获准经营一些老人机构，当然，这可以暂时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解决下岗再创业问题，而且这些收费相对较低的社区机构也确实能解决一些养老床位问题，但是，就服务质量和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专业技术职能的从业者创办的老人机构，最终损害的还是老人的健康和利益，甚至将非营利性福利机构的发展引向恶性循环和劣质竞争。正如方嘉珂所担心的，当“弱势群体遇到了劣势群体”，在这个对碰中究竟谁是受害者呢？鹤童的艰难并非仅仅来自利益驱动下产生的养老机构涌入市场带来的无序竞争，同时还不得不面临与国办福利院的不对等竞赛，后者其实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国家对国有福利机构固有的保护政策。面对私人低成本、低服务标准的养老机构和国家财政补贴无后顾之忧的养老机构的双重夹击，鹤童除了叹息和呼吁之外，更用自身的魅力为非营利机构发展努力。
“我们现在采用集团工作的方式运营鹤童，使用MBA的管理”，在方嘉珂简陋而纷乱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清晰明了的鹤童产业（集团）组织构架图。目前，鹤童在天津拥有五家、北京丰台一家老人院，而且在天津北京各有一家老年用品商店，配有餐饮配送、清洁管家公司，还有咨询服务中心，形成了老人护理和服务的产业化发展的结构。除此之外，鹤童更设有护理培训学校和职业鉴定所，为工作人员培训和进行能力建设，大大地保障了服务质量。中国首批三位通过初级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鉴定的护理员就是在鹤童诞生的。
到目前为止，拥有超过400张床位（目前入住率为85%）的鹤童已发展为天津市规模最大的养老机构，也是全国最大的招收非自理老人的专业老人护理院。
作为先行者，鹤童也乐于与各地的民办老人机构合作，建立联谊网络，促进行业规范和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推动非营利机构的良性发展。
像鹤童这样，在建立之初就能认清要走非营利经营道路的养老机构并不多见。而且，更适合老年人实际之需的养老机构还是要根植于社区，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亲近家人，接受专业的良好护理……罗山会馆，是一个附带着养老院的社区服务中心，它看似和千万个社区中心并无二致，但是与众不同的是，它的管理机构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上海青年会和罗山会馆”
“2001年，上海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246.61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8. 5%，而全市养老机构共463家，床位31,163张，只占老年人口总数1.3％。这些养老机构中，由市、区县政府办养老机构25家，床位5,884张；街道（乡镇）办养老机构332家，床位16,894张；社会办养老机构106家，床位8,385张。”――这是上海民政的统计公报。数据表明，上海市7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老龄城市，并且数据还暗含了另外两个信息：养老机构数量还是有限的；另外就是社区和民办机构正在快速发展。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YMCA下简称青年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社会团体之一。尽管这是一个带有浓重的宗教背景的机构，但是融入中国社会的 YMCA/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已经并刻意淡化本身的宗教色彩，更乐于提倡年轻人的"志愿服务精神"。自1982年恢复活动以来，为老年人服务已经逐步成了青年会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个带着洋味儿的青年组织，好像更有意识地倡导用年轻人的朝气感染老年人，正如吴建荣总干事介绍的那样，青年会对待老人工作的理念就是“让老人在运动中提高生命，延长生命”。
早上六点就开始的“老年茶室”，二十年来每天都吸引着100多名老人从家赶到青年会大楼，这是一个老年人交流的平台――通过老人之间、老人和青年会义工们的交流，培养老人的志愿者精神，让老人认识到自己不是“老废物”，老人也乐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这里，有位老人已经坚持五年义务为大家量血压，还有的老人收集有关养生保健的剪报跟大家分享。青年会还根据老人们的兴趣和特长组织了大批的老年团契、各种联谊会、学习小组，帮助老人“圆年轻的梦想”。
罗山会馆，是1996年由上海浦东社会发展局提供土地和房屋及土建费用，由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会运用社会捐款投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受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委托管理的一个综合性社区中心，其中包含市民休闲中心和转年创办的999市民求助中心，还包括青年会与罗山街道于1998年签约，将与会馆相隔的一处公建改建成的罗山敬老院8。在整个罗山会馆运行和管理的过程中，采取了“政府主导，各方协作，市民参与，社团管理”的模式，形成了一个看似和谐的政府与非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合作的理想画面。在这个互动的模式里，青年会这个非政府组织承担了更多的管理的责任，从政府手中“承包”罗山市民会馆，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青年会“团结、志愿、服务”的理念也通过管理过程渗透到罗山会馆的运作中，让更多的人理解非营利（非政府）机构的工作和价值观。
说到这个基于社区的养老院，虽然规模不大只有50张床位，而且是针对健康老人的，但是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老人院，并不像那些全护理型的老人院那样对老人进行“动物园式”管理，负责老年的日常起居。在这里则更注重老人的 “人性”需求，使他们不与社会隔离。（作者按：这并不是说鹤童这样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就忽视了老人的精神生活，鹤童也有自己的合唱团，吸引很多大中小学生来做义工，跟老人交流。而且，鹤童老人院的工作更具有职业的技能。这也是社区老人院和专业的护理老人院提供不同的功能和扮演不同的角色。）
罗山养老院，看似规模小，服务单一，但实际上，由于老人院作为社区服务中心的一部分，可以跟其他部门相互扶持，资源共享。例如面向所有居民的上门出诊、法律和心理咨询、图书棋牌室等服务，也为老人院开放。而且，还专门设有老人心理辅导和老人性保健咨询室，至今已经有3对老人再婚。在这里，幼儿园和老人院咫尺相隔，假期中，老人教孩子们下棋，小朋友也学会了尊老，一老一少相映成趣。
其实，目前大部分城市老人基本都能达到丰衣足食，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老人从工作岗位退休之后，健康状况还很好，并且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是“空巢家庭”中儿女都在外工作很忙，只剩下老人孤单寂寞，这种社区的托老所更显得重要。
在青年会志愿服务理念的引导下，启动的一系列充满活力的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志愿服务者，不仅引来学生、当地居民、职工，更鼓励敬老院的老人参与志愿活动，并让老人参加“社区市民管理委员会”，让老人和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共同管理自己的老人院。同时，青年会还鼓励老人进行自愿服务储备，60岁的老人照顾70岁的老人，让自己永远都“年轻”。
罗山会馆和罗山老人院，在青年会这个经验丰富的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管理下，已经充分地发挥了社区中心的效力，老人院的床位早就供不应求。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联姻组成了这个美满的新家庭。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会始终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一是资金问题，另一个就是罗山会馆的身份。当然，作为青年会这个拥有固定资产、良好社会声誉和丰富管理经验，相对较有实力的机构来讲，尽管政府并不实际拨款，但是通过有效的管理，使财政保持平衡并非太大的难事。9
但是由于政策对于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政策还不完善，罗山会馆这个数家护理的新生儿的“身份证”至今还无着落。这也不能不算是一点遗憾。
罗山老人院的吸引力不容置疑，而且，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和公信度也得到肯定和提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不仅仅是双赢，因为最终获益的是老人，是居民，也会是每一个公民――这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间机构的管理者――民政部门，也会更加关注民间福利组织的发展。就像广州的“侨颐园”，他们的名字就直接连接在广州民政局的网页上。
“真的是一块大蛋糕吗？”
由于靠近香港，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广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沿；而在社会服务领域，香港的社会工作机构与广州的机构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凭借着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这里诞生了很多社会福利机构，侨颐园福利机构就是其中的一家。
侨颐园是1995年在广州白云区龙归镇开始创办第一家养老院起家的，到目前已经拥有天河区龙洞村、芳村区花地街、越秀区东风街六榕街、越秀区东风街几家养老院和一个以招收智障儿童为主的新运幼儿园及刚刚与荔湾区残联合作创办的彩虹街脑瘫康复中心。
自从民政部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政策以来，广州在全国率先打破政府包揽社会福利的传统模式，引入社会资金开办民办社会机构。并于2001年成立了广州社会福利服务协会，这个由民政局主管的协会，负责广州市社会福利机构执业资格的检验、评估；接收、分配给福利机构的捐款款物，并对社会福利机构进行认证，在政府与社会福利机构间架起一座桥梁。
“现在民办办的好了，（政府）也觉得比自己办好，同时民办的机构给一点（资助）就觉得挺好了，要求不高”，侨颐园的刘丽琼说。在开办龙归总院的时候，“什么都是自己跑的，当时也不懂。现在政策有倾斜了，民政局对民办机构进行年检，都会让提出问题，并帮助解决。而且主要还是因为政府意识到如果自己办一个服务100名老人的老人院，不如把这些床位卖给民办机构，这样每个机构给一点钱，就够了。” ――善于精打细算的广东人不仅生财有道，而且在省钱上也是好手。民政部门看出了与民办机构的合作，是看紧了口袋也能办好事，何乐不为呢？
由于侨颐园开办的较早，并且多次组织管理人员和护理员到临近的香港去学习。发展至今，按照刘丽琼的说法就是“已经创造了侨颐园这个品牌效应”，所以要求跟他们合作的社区也不少。
根据刘的介绍，后来的几家养老院基本都有居委会或社区的投入。东湖街是合作开办的第一家全日托老人院，尽管只批了开办费 5万元，但是提出可以租用场所，而且是居委会主动找来要求合办的，侨颐园投资了60万，创办了一个600多平方米的日托老人院，现在有40 多位老人入住。
在芳村，社区投入1200多万资金和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可以容纳100多个老人。侨颐园也投入自己的资金100多万。但是每个月要上缴街道15000元。现在这里有30多个老人，10名左右工作人员。同样在2002年，与花地街、六榕街社区合作的两家星光老人之家成立了。
“其实，选址很重要，对社区的要求很多，首先要在家附近，要有医院。至少对老人每个月要有一个免费体检，还要有活动室，老人在一起打麻将、读报……给老人提供良好和专业的护理”。刘丽琼一副企业家的姿态。
其实这也难免，一方面为了保证服务质量，一定要给老人提供好的设施，维护自己的声誉。同时作为千万元的投入，产出是必需考虑的重要因素。民办机构没有国家强有力的经济来源，更要想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每个月每个老人的床位费在700-1300元之间不等”，10这笔不小的开支也使得很多老人“望床空叹”了。一个新的供求怪圈产生了：一方面养老机构空床率的高居不下，另一方面很多人无法入住。1999年广州越秀区洪桥街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表明，社区中30%家庭可以接受机构养老，但是，实际上能够入住的人却凤毛麟角，是什么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呢？
政策已经开始对民办老人机构放松和鼓励，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商业色彩介入，把开办老人院当作一块香甜可口的“大蛋糕”的话，谁来规范这个市场呢？对于民办机构，民政部门除了支持之外，还应该做哪些？作为非赢利的养老机构，是要为谁服务呢？
面对扩大了的民间资本和力量，我们希望他成为变革的探索者、先行者和推动者，而不是一场体制和市场经济变革的牺牲者。鹤童老人福利协会、罗山会馆和侨颐园福利机构，只是中国形形色色的民间老人机构的一个掠影，他们在各自的土壤中各自成长和发展，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但是，他们做的都是为了给老人一个更好的晚年，从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来看，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启发更多的思考，提出了不一样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不一样的答案。
参考资料
1、《从鹤童研究认识中国非营利机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托管的新模式》、《通过罗山市民会馆评估研讨中国的社区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杨团
2、《非营利机构研究：从评估切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唐钧
鹤童老年福利协会 韩淑燕
022-2762 1498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吴建荣
021-6326 1040-8218
email:sh-ymca@online.sh.cn
广州市侨颐园福利机构 刘丽琼
020-8109 8717
注释：
1.截至2001年底
2.根据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年报 1995-1997，机构在亏损两年后靠规模经营效益首次达到收支平衡
4.鉴于城镇和乡村的差异，这篇文章没有涉及到非城镇人口的养老问题，中国发展简报希望能在以后的刊物中专门关注农村的养老问题
5.司马义·艾买提在“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 2000年
6.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市场调研资料
7 .上海市是中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城市
8.这篇文章主要介绍这家社区养老院的管理和经营
9.1996年青年会投入启动资金40万，1997年 18万，1998年10万，1999年末罗山会馆的财政状况终于打到了基本平衡
10.根据笔者对全国老龄协会负责人的访谈据悉，目前能领到的养老金额度大约为城市700元/月，农村400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