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报上刊登国人在国外旅游，其吃喝之排场、浪费之大、席间的喧哗令外人咋舌。我由此想到多年来在国外“吃请”的情况，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各国民俗、民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请我吃饭。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做访问学者。一天，曼斯菲尔德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参议员要约一个方便的时间，请我共进午餐，并约定派他的专车来接我。到约会的前一天，我意外地又接到他秘书的来电，说是为了订明天参议员的午餐，希望知道我选择哪种三明治（他报了几种名字；无非是火腿、火鸡、奶酪、牛肉……），语气十分慎重而客气。次日，参议员的司机如约来接我。那司机满头白发，态度和蔼，礼貌周到，令人想起英国的管家。到达后，秘书已在门口迎接，我是惟一的客人，荣幸地受到了贵宾待遇。不过吃的内容真的就是一盘事先预订的三明治和少数几样供选择的软饮料。事后我知道，生活简单朴素、饮食节制，是这位参议员一贯坚持的原则。
多年来因工作关系与美国人交往较多。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请客吃饭比较随便。约会交谈常常约在午餐时，因为这样比较节省时间。地点大多在本单位食堂，丰俭不一，大体适中。
有一年，我连续访问英国和法国，在吃饭问题上也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我去访问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时间约在下午4时，从伦敦坐火车去剑桥大约1小时，我本来打算谈完后乘火车回家，估计6点半左右可到住处。但是到剑桥后，那位教授说，他要主持一场报告会，而报告会临时提前了，因此在会前与我谈话时间太短，我如愿意，可以参加报告会，以后再同他讨论。报告会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关，我对这个机会当然有兴趣。会后，那位剑桥教授又说，他按计划要请那两位报告人吃饭，但我不在预算内，所以不能请我参加，是否可以等他们吃完饭他再同我谈？如此不近人情，实属罕见，我当即告别，乘车返伦敦了。这是在英国遇到的最极端的例子。在伦敦惟一请我吃饭的是一位老中国通，他是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的资深教授。他常去一家中国餐馆，凡有中国朋友来访大多请到那里。他一进去就用广东话点菜，菜肴相当地道。
离开英格兰，到了苏格兰和威尔士，访问对象也是大学教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但被请吃饭，而且颇为丰盛。在威尔士，甚至还被邀请在一位教授家过夜。那位教授曾在美国留学，说是受了美国人的开朗性格的感染，决心要改变英国人的矜持作风。
从英国到法国，情况更是不一样，谈话几乎都是在饭桌上进行。法国的食文化是与中国齐名的，文人之于美食也与中国同。巴黎每一条街都餐馆林立，门面大多不大，但装潢各有特色。那些教授几乎每人在附近都有自己经常光顾的餐馆，而且每人都是点菜行家，知道各家餐馆的拿手特色。就这样，我吃了不少不同档次、不同规模的餐馆，菜几乎没有重样的，都精致而可口。有时谈得投机，意犹未尽，接着再到另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又是一番情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访问苏联，印象深刻的是盘子和菜肴的量都大得惊人，就饭量一项，对“老大哥”就得甘拜下风。服务员（当时多为老大妈）还在一旁热情地劝你多吃。不过到六十年代就大大缩小了，甚至我国代表团的小伙子有吃不饱之说。不知是由于供应问题还是两国关系恶化之故。以后我再没去过，不知现在盘中是何光景。
资中筠文摘自《文汇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02月17日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