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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一个周末的清晨，古城西安，商业大厦没了平日的喧嚣，而大厦中一处30多平米的房间里却挤满了人。她们年龄不等，从30多岁到50多岁，有大声说话的，有小声议论的，有坐在板凳上默默不语的……这里就是西安市家政工工会。有工会自然有工会主席，她就是王葳，45岁，一位剪着短发、说话利索的女性。
王葳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西安市总工会的家政培训老师，另一个则是西安市家政工工会主席。工作日，她是培训师，给正在找工作的家政工授课，每到周末，她就跑到家政工工会办公室与家政姐妹一起商量工会里的事情。
从国企下岗女工到西安市家政状元，再到西安家政工工会主席，王葳的经历可谓是千折百转，而这一切要从十年前那场“下岗”说起。
国企女工：我下岗了
1986年，不到20岁的王葳高中毕业，与很多国企职工子女一样，王葳顺利地进入了兰州军区后勤部西安3402工厂（又名：西安骊山汽车制造厂）下设的劳动服务公司骊山汽车座椅厂，当上了人人羡慕的工人。
结婚生女，上班下班，如果没有下岗这件事，王葳的生活按部就班，“我会在这个厂一直待到退休，不会有任何变化。”2002年，军队工厂转地方管理后，王葳所在的工厂因效益不好，王葳被通知待岗休息，此时她的心里发了慌，“从来都没有想到待了十几年的厂子突然不要你了！”
刚下岗的时候，王葳并没有多少压力，毕竟家里老公还在工作。可两个月后，老公也下岗了，这让王葳有些坐不住了，“女儿刚刚小学毕业，我跟我老公都失业了，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为了生计，王葳只好天天往外跑，可是她发现，理想中的“体面工作”都和她无缘，无奈之下，她抱着试试的心态干起了家政。
草根小组：家政工的家
虽然做起了家政服务的工作，可对王葳来说，这种巨大的生活落差让她一时很难面对自己的职业，“无论我以前多风光，可现在却干上了伺候人的活”。做家政工最初的那段时间，王葳心里的落差无法疏解，每天往返在从雇主家到自家的一条宽阔马路上，经常是一边骑车一边哭，一路哭到雇主家，擦干眼泪干四个小时的活；回来哭声依旧，还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进家门前，再次把脸上的泪擦干，笑脸进门。“我经常在半夜一个人不自觉眼泪就流下来了”，她说。
更让王葳痛苦万分的是父母得知她做家政服务后对她不理不睬的态度。就在这时，希珍家政公司的一位老师鼓励王葳去参加西北大学妇女发展与权益研究中心组织的家政工小组活动。
2003年，西北工业大学妇女发展与权益研究中心举办了“边缘女劳工骨干赋权”培训并成立了下岗家政小组，被家政工称为“草根小组”。其宗旨之一是培养边缘女工中的骨干，建立妇女边缘就业群体的草根组织，实现女工的团结权、组织权，争取社会资源，增加边缘劳工市场适应、职业技能以及劳动谈判和协议的能力。
情绪极度低落的王葳参加了这个小组，通过活动结识了许多和她一样处境艰难的家政姐妹，“有一些家政工的状况比我更糟糕。都是下岗的，一到周末大家就聚在一起，有共同的话题，一聊就哭，每次都哭成一片。”说起当年的活动现场，王葳历历在目。可正是有了这种互相倾诉、彼此支持的陪伴，王葳和姐妹们度过了她们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草根小组”不仅是提供给家政姐妹情感支持的平台，还开设技能发展、法律维权等培训，提高家政工的服务技能、鼓励重新认识家政职业价值以及提供法律支持维护家政工权益。“我和好多姐妹一样，一开始就觉得抬不起头来，但是在‘草根小组’，我们都明白了家政工就是一份职业。”几个月下来，王葳没有落下一次活动，心情舒畅了，服务水平提高了，雇主也满意。王葳也成了“草根小组”的骨干。
2004年下半年，西工大的项目就要结束了，眼看着没有资金继续支持草根小组的活动，但是家政工姐妹都不愿散去，西工大妇女中心的老师们也很早开始筹划让草根小组继续维持下去，于是大家就有了成立家政工工会的想法。
在西安总工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帮助下，由家政工自发成立的家政工工会于2004年9月23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王葳作为发起人当选第一届家政工工会委员。
西安市总工会再就业服务中心把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拿出来给家政工工会做办公点，这间屋子平时是职工饭堂和更衣室兼用，一到周日家政工工会就用来办公，王葳与伙伴们买了一个书柜，这是工会当时唯一的财产。
工会是搞起来了，可是怎么运作和发展成了委员们的难事，王葳说：“不懂我们也得干呀，那么多家政姐妹都盯着呢。每人买了本《工会法》，一点一点学习怎么组织工会。”一到休息天，王威把孩子安顿一下，就和其他委员挤在借来的办公室里商量工会怎么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葳等七个委员的带动下，工会变得有模有样。工会虽小，“五脏俱全”，不但有领导班子，还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王葳认为工会不仅是家政姐妹互诉感情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让家政姐妹能够找到自信，提高自身能力。“我来工会就发现家政这个行业技能特别重要，技能提高了，收入就高了。”王葳在工会参加了中级、高级的家政资格培训，还报名参加家宴班、面点班等各种家政培训课程。
王葳说：“我的成长离不开工会，如果我不来工会我怎么能知道这些消息呢？”通过工会，王葳不但技能大涨，还参加家政行业技能大赛，获得西安市家政状元。对她从事家政服务，父母也逐渐从排斥转为理解。
而其他的家政姐妹也和王葳一样受惠于家政工工会，参加家政技能培训和法律学习；遇到困难就通过家政工工会向政府和上级申请救助；家政姐妹之间也在工会这个大平台上互帮互助。“有了工会我们就有了靠山，工会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王葳这样评价西安家政工工会。
2007年，工会遇到了新的问题，最早发起的七个工会委员迫于各种压力陆续离开。“家政工是个很贫困的群体，稍微处理不好，就有抱怨。而我们工会是一个自发组织，根本没有任何福利。委员们的付出都是志愿性的，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边缘群体的工作开展起来十分艰难，提起当年的困难，王葳现在还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换届！”家政工工会开会集体做出了决定。按照惯例工会换届都要三到五年，可是一个刚成立不到三年的工会组织怎么就想到更换领导班子了呢？“虽说是为了培养年轻骨干，但是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谁都不希望工会‘死’在自己手上。”王葳道出了真正换届的原因。
换届选举会共有200多人参加，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时任西区区长、家政工会组织委员的王葳最终以两票弃权、其余全票通过的投票结果当选为第二届家政工工会主席。
“我的压力也大，心里也很纠结。”王葳刚接手的工会正处于困难时期，有300多个会员，可全部会费加在一起也就204块。“没钱工会咋活呀？我愁得都睡不着觉。但我知道家政姐妹需要这个组织，如果有一天没有家政工工会，大家连个诉苦的地方都没了。”王葳知道“工会这杆旗子不能倒”。
于是，她平时上班，周末就往工会跑，组织活动、招募会员；联络资源、寻求援助。王葳说：“只要能想的办法我都去做了，一有机会我就去找人捐款，连西安街上卖凉皮的小老板我都找过。”
在王葳的努力下，加上西工大学者的支持，西安家政工工会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2009年开始，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服务做好了，缴会费的会员也多了。这个群体对大家的吸引力也大了，当年工会就有了800多个会员。”王葳自豪地说。
2011年10月，在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下，西安家政工工会终于有了一间独立办公室，姐妹们也有了稳定的活动场所。工会从最初成立的162名会员，发展到现在的1500多名会员。
工会发展起来了，可王葳觉得心里还是不踏实。在陪伴工会成长的过程中，她也看到工会存在的新问题，而这个担心和一名会员的工伤事故有关。
闫雅莉是工会的老会员，丧偶单亲母亲，原本依靠做家政的收入来供养父母和小孩，因无法忍受做家政时受到的冷言冷语，她去了一家军医院洗衣班工作。上班不久，她的右手四指就被剪衣机从中间关节齐齐切断。在这家医院治疗后，手指受伤部位逐渐向下溃烂，但军医院医疗水平有限，继续在这家医院治疗就有截肢的风险；而一旦转院，军医院将拒绝支付医药费。
工会积极协助家属持续同医院谈判交涉，最终这家军医院同意转院并支付一定的医药费，让闫雅莉的右手得以保全。
“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为了尽快转院治疗，当时我们做了很多的妥协，闫雅丽个人还承担了大部分医疗费，真是让人痛心。”王葳介绍道。
闫雅莉的工伤事故让王葳意识到，家政工是一个特别弱势贫困的群体，国家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家政工劳动权益。而工会又是家政工工人自组织，组织化的过程面临很多的问题，资金不足、人力匮乏、集体谈判和协议的能力有限。
“工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在组织化发展上下工夫，这都需要资源。”这让王葳很矛盾，在当前的环境中，要资源就可能失去家政工工人组织的独立性。如果工会靠收取会员会费支持，就能独立运作保证工会在家政工权益维护上的立场，能为家政工发声和维权。
她也深知，一个完全由工人自组织的运作是非常艰难的，“很可能有一天工会办公室没了,志愿者人员不来值班了,工会真得就垮了。”任工会主席的这几年，王葳还会时不时冒出这种担忧。
55岁的退休下岗女工刘果莉曾是家政工一员，也是家政工工会唯一的日常值班人员，王葳说：“工会的具体工作都落在果莉身上，现在果莉退休了，有退休金，不计较报酬，但她要是不能干了，谁来干？大家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但为了保持家政工工会的独立运作，王葳还是拒绝了那些送上门来的资源。而摆在王葳面前的有三大难题也更为严峻：一是工会的筹资方式与运作资金来源；二是惠及家政工的项目由于能力和人力不足难以启动；三是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让公众知晓、让家政工知晓工会，提高工会的影响力，让更多家政工能知晓加入工会的意义。
“要办好这个家政工的组织，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困难。”历经人生大起大落的王葳虽然觉得家政工工会的发展压力很大，但是她仍充满信心，“这是我们自己的组织，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好！”
（作者系家政工权益工作者，曾为新浪微博账号“@家政工那些事”编辑，同时为一元公社创办人、雷民影像工作室制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