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现代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一元论哲学，其对西方中心主义内在地发挥决定作用。中国由于地处“远东”，殖民化的成本太高，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不仅没有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近现代的国家政治建设中维护了自身传统，并形成了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这样的机制使中国比那些西方殖民社会具备了更快、更易于进入工业化的条件，这也正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Abstract： In recent history， China did not fall victim of colonization because its far-off location （in the far-east） and its formidable population made any attempt of colonization too costly. As a result， China has managed to retain its own trad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and developed a mechanism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its social resources and facilitates its industrialization - a situation not to be found in the western colonial societies. Such is the ‘comparative superiority’ of China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her to complete her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sustain a stable economic growth.
本文表达的观点，几乎完全来自于“中国的”话语环境之中，充满了对于“中国的”问题意识和争论的关切；以往也只在有关“中国的”发展及其周边环境问题的内部讨论中起了些作用。因此，远离这种话语环境的域外学者或从事规范理论研究的书斋学者，其实大可不必认真。
此外，对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开始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却往往必然地被西方话语体系曲解的“中国经验”，我作为改革以来就参与了有关政策的试验研究、又有些英文表达能力的学者，不得不在应付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的另类国际交流中承担一些解释“中国特色”的义务，于是，其间也就难免伴随着不自觉地付出了一些重新构建多元论“世界观”的微小努力，也就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话语体系的、多少具有些逻辑解释力的另类思考。不过微乎其微罢了，切盼所有秉持一元论话语的人不在意我的唐突。
一、中国经验的另类解读{1}
首先应该简述的，是我对于所谓“百年中国”的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解读：自清朝末年以来，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中国人所做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无外乎是先后开展了四次代价极大的工业化建设——清朝末年以藉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为主的“复制翻版”式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战前短暂的民族主义工业化及利用战争机会形成的国家主义工业化、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改革以来产业资本形成之后的高速度扩张。
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政党如何演变，中国终于成为所有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原住民国家”之中唯一短期、全面地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2}。
其次，这种后发型工业化是在资源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陆型国家里，又只能、且有条件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大型基本建设。
其三，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及其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与主要靠殖民主义对外扩张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完全不同——不可能靠某种革命来集中劳动力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西方（除了奴隶制时代和殖民地奴役劳动之外），在劳动力分散条件下只能先有个体化的作坊手工业时代，再逐渐形成地域集中的“工场手工业”，然后，才能逐渐积累进入机器工业的资本。西方这个缓慢进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三阶段，与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战争压力下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大工业建设的快速进程相比，虽然都属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但由于两者形成的经济基础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当然会对上层建筑的不同起决定作用。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把要素的稀缺性作为市场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前提条件，但那是指要素的“相对”稀缺。中国在1957年苏联作为“宗主国”突然停止投资之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而在这种外资投入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一旦出现起主导作用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些按照市场经济构建其经济基础和按照自由主义理念构建其上层建筑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工业化中断{3}。
不仅如此，更为严峻的是：正是由于宗主国投资工业化期间，受援国通常会按照宗主国的要求来构建符合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的庞大上层建筑；那么，一旦这种上层建筑及其内涵教化功能的意识形态成为受援国的主流话语，就很难随投资中断、经济基础不得不改变的客观变化而主动地自我变革，往往因其内在利益结构固化而走向经济基础变革的反面！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随宗主国撤资而发生社会动乱甚至人道主义灾难。
这可能是那些同样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那么，这就不能成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理由；亦即，中国具有的不是“这种比较优势”。
进一步看，中国之所以在宗主国撤资之后得以发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继续其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实质、以通俗化的阶级斗争和理论上的继续革命为意识形态动员手段、有效地发动全体民众参与的“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工业化进程，并且用了比西方国家明显短得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以“全民所有制”为名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不同。
此时期，反映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典型说法，就是抹杀了个性的、极权主义的“人海战术”。而当代得以享受工业化成就的、在温饱需求“之上”追求或主张“西化”的中国人，虽然其西化主张本已百年高寿，无可厚非；但，难免有些也会把那个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都艰苦奉献的时代变为其内心的阴暗。
需要正视的基本事实是：中国从1957年前苏联停止投资之后，公开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停止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停止。由此，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工业化，遂于1958年开始推进以地方化的中小型企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化——发动人民公社大办“五小工业”就是这种新战略的内容之一。
当时的领导集体都认同并且发出文件推进的“调动地方积极性”提出之后的地方政府大干快上，就出现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经验的遍地开花，这种“大跃进”式的工业建设，虽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代价都比中央政府接受苏联投资的工业化更大；但代价基本上不由政府承担。
我们中国人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研究缺憾在于：很少注意分析这种发展主义增长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也几乎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事实上承担了国家工业化制度成本的实质作为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据。
而我自从接触理论研究以来就一向认为：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导致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并且决定着后来以“改革”为名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4}。
中华民国的奠基者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想象”（imagination）源于西方话语体系，在难以据此发动民众参与革命的困境中不得不演化为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和利用帮会。二战之后新中国形成的同样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想象”也演化为主要作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动员工具。期间，发生了多次以这种“想象”为名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可大致归因于“宗主国”短期投资快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部门叠加于革命战争期间从“土围子”演变而来的宗派主义的中国特色的混合型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适应宗主国撤资之后客观上不得不改变的经济基础{5}。
二、中国改革的另类解读
因此，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无论上层建筑怎样风云变幻，意识形态如何瓦缶雷鸣，本质上仍然是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公司主义”的政府在历次财政危机压力下转嫁制度成本、从不经济的领域逐渐退出的结果。
政府最早退出的是农业，就出现了以“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名、以乡土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 + 村社自治”为实的农村经济基础；但同期，却把农村上层建筑改变为有自收自支权力的地方政府！于是，这种强加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就表现为农村干群冲突日益复杂。而且，农村与工业化的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和城乡差别也日益严重{6}。
由于政府退出农业生产造成的制度成本——与九亿高度分散的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只能由政府下属的农资、流通和金融等涉农经济部门承担，遂出现这些部门大面积亏损和政府进一步从这些涉农部门的“二次退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供销社、信用社等涉农部门的改制。
而至今被垄断控制的金融保险和通过资源直接资本化来获利的大型国有经济，则属于仍然有超额利润的、政府坚持不退出的领域。因此我才说过，知识分子无论站在国家资本一边，还是站在民间资本一边，理论上没有本质的不同{7}。
然而，如果人们都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资本的辩证观，那么，从二十一世纪国际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出发，中国作为跟进发展的国家，必须跟着从产业资本阶段跃升到金融资本阶段，并保持在参与全球资本化竞争中不至于落败的能力。因此，无论西方怎样挑战，中国人自己对这种在中国内部和外部都受到强烈批评的、以强大国家民族主义内在的集权政治支撑国家信用而不断高速度扩张货币信用的国家垄断的“自我货币化”和“自我资本化”体制，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伴随发生本国金融体系坍塌、其亿万民众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庞大的国内物质资产，在对外彻底开放政策形成的巨大机会之中立即被西方严重过剩的泡沫化金融来“资本化”的教训相比，实在难以做出简单化的是非判断{8}。
三、苏东解体的另类解读
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苏联东欧阵营解体之际去做的实地考察可知，苏联东欧国家的全面失败既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为“先搞了政治改革”，也不能庸俗化地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失败。其实，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和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反作用于产业资本阶段经济基础所导致的失败{9}。
可以这样分析，前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国家长期维持“换货贸易”的体制，于是便难以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更不可能如美国那样实行以推进无度的低成本金融扩张为特征的虚拟经济。因此，难以使本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通过货币化形成够规模的金融资本，不可能参与国际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竞争。
由此可知，与中国主动地加快“自我货币化（self-monetization）”的经验之最根本不同，是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西方以美元为主的货币金融资本犹如脱缰野马般扶摇直上的时候，苏东国家却始终滞留在产业资本阶段而难以进入金融资本阶段{10}。
据此，甚至还可以认为，苏东国家在当代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解体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规律的：既是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资本帝国主义相对于美国为代表的现代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表明当人类仍然处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之中的时候，主要不是外部、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决定其无度膨胀必然崩溃的命运。
四、热点争论的似是而非
如果参考本文提供的另类视角，并且愿意以此出发，那么就会注意到中国内部很多热点争论的似是而非：当代所有从依据西方中心主义构造出的话语体系中照搬出来的、内涵有中世纪维护神学统治的“一元论”本质的价值观，以及据此做出的关于中国的“左、右”两个派别的是非评价，似乎难免“李代桃僵”。
例如，我最近提出的分析是对于社会上关于毛泽东是所谓“极左”的约定俗成的观点的质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主要代表国家资本主义的、厉行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毛泽东及其他当年的领导人既然都知道这样做会使一部分人做出牺牲而仍然坚持做下去的时候，难道应该被认为是“左派”吗？相对地，那些1957年批评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剥夺了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难道是“右派”吗？比如那个被批评为“妇人之仁”的梁漱溟！还有那个被批评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
接着，我们会有更多需要正本清源的概念质疑：既然1957年的老一辈右派未必是右派，那么中国的所谓“老左派”难道都该被定义为左派吗？西方语境中的“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被“冠名”到哪些人？谁赋予的冠名权？为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对当代东亚各国和几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理论界长期盲目照搬的西方中心主义概念提出更为深刻的进一步反思{11}？
早在20年前的1988年5月，当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不顾已经全面恢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控制国家资本体制的内部矛盾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的爆发、而使整个意识形态仍然强调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属性、仍然沉迷于解释“教条”的时候，我就公开发表了“危机论”，粗浅地分析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在新中国的理论文献记录中已属罕见。接着1988年年底出现了18.6%的物价指数、政府采取调控措施之后1989年发生了典型的“滞胀危机”和“政治风波”，伴随其后的，则是二、三年的“萧条阶段”{12}。
虽然，这也可以如我自己过去曾经自以为是地、庸俗化地归为中国先于前苏联施行以价格放开为内容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成本，但现在国内外的思想界都进步了，我也应该与时俱进地提示：无论上层建筑如何变化，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的制度变迁从来就具有收益与成本不对称的特征{13}。
接着，5年后的1993年，我公开发表了1991年就起草了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指出中国改革之前经济体制基本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随后又陆续发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以及1996年发表“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性危机与中国改革”来考量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这些宏观形势的分析都被那个时期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被1997年的国际金融资本袭击东亚造成的金融风暴所验证！尽管这些文章与专业分析家相比显得十分粗浅，但仍然可有“立此存照”的价值{14}。
五、乡土中国的试验研究
中国是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二元结构体制内部的城乡对立性质的矛盾，是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条件下短期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留下的、长期性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矛盾。
在这个主要体制矛盾制约下，市场经济配置要素的结果就是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长期净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快，净流出就越多。因此，几乎所有存在这种体制矛盾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
我是个从事农村调查研究20多年的人，认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整个东亚，本来就没有西方语境中的单纯的农业问题，我们有的其实是农民生计、农村可持续和农业稳定这“三农问题”；于是，我于1996年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质疑中国当时一度照搬美国为主的西方农业政策思想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我的文章“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进一步指出，东亚国家如果坚持把美国的占地数百公顷的农场主farmer错误地翻译为我们这种兼业化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细碎化的“农民”，那么，这种基本概念错误必然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理论和政策误解{15}。
基于这些另类的调查研究和反思，我和海内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结合起来，指导、培训了很多青年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体现社会渐进改良思想的、内容广泛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参与者何止成千上万。这些社会工作被中国的媒体称为继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爱国企业家卢作孚等人发起的“乡村改造”（rural reconstruction）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新乡村建设”运动{16}。
其实，我们不过是比较早地认识到，在三农问题的化解上，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罢了。
但愿，我们主张的温和改良能够在“全球资本化”造成的大变局中有利于维持大多数中国人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的稳定{17}。
六、结语：“比较优势”的另类解读
几十年来，我在几乎走遍了中国、基本上解读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之后，又把脚步迈向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我越深入研究作为内部第三世界的乡土中国，也就越关注外部第三世界的问题。于是，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开展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我先后多次分别去了墨西哥和印度的游击区、孟加拉和巴西的贫民窟；并对古巴、朝鲜等热点国家，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阿根廷等做了考察。
以一个在中国做了20年政策研究的学者的眼光去观察比较，综合分析，在断断续续地做了40多个国家的实地调查研究之后，逐渐形成了不同于100年来中国从西方引进的两个对立的主流思想——俄国人改造过的社会主义和美国人改造过的资本主义——的另类思考。
此外，带着调查研究的感性认识，我经常在演讲中质疑农业现代化所依赖的规模经济：世界上有数的几个大农场国家，哪一个不是通过占领殖民地掠夺杀人、跑马圈地，才形成大农场经济和大规模种植园经济的？哪一个是靠当代学者梦想的土地市场交易形成大规模农业经济的？
我曾经多次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墨西哥城的国家博物馆、罗马的意大利博物馆等著名的文明遗迹前面流连忘返，为的是比较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时候到底有哪些不同的路径，以及这些不同路径的演化轨迹。经过10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终于感悟到：不同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古代人类，进入文明的路径本来就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今后，如果东亚的学者不愿意再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五个阶段论”的结论生搬硬套到延续数千年的古玛雅、印加文明，和古中国文明的解释上去，那表明我们至少在世界观上对马克思自己曾经强调的“亚细亚形态”有所理解。
我们需要知道，无论以何种主义为名，控制着近现代话语建构权力及对其“政治正确”有外在包装作用的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内在地起决定作用的一元论哲学——不仅与生俱来地、内在地含有早期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海盗文明的特质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一神论的神学统治思想，而且至今也仍然客观上起着服务于全球霸权主义的作用{18}。
而在近代殖民主义全球化中相对处于非主流的、几乎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了的东方文明，则由于早年地处相对于欧洲而言的“远东”，完成殖民化的成本太高，且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总之，中国人作为原住民不仅没有在殖民化时代由于西方列强大规模杀戮而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两个方面的近现代国家政治建设（state building）——通过艰苦卓绝的民族独立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战后摆脱列强控制的维护主权斗争——得到加强的集中体制建设中，得以在维护自身几千年传统灌溉农业形成的群体文明的同时，形成了东方特色的集中体制内部两个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
其一，借助漫长历史遗产中的核心——群体文化，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
其二，借助几千年农户经济内在具有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机制来缓解突然出现的资本极度稀缺问题。
在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就有了比“完全实现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领的、即使获得独立也仍然传承了西方人构建的上层建筑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易于、也更快地进入工业化的条件。
这些从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到微观经济主体内在机制的所谓中国特色，才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尽管，如果仅仅从一个通常具有理想主义特征的学者的个体角度看，我并不愿意积极地（positive）讨论这种只在资本主义问世以来才由于所谓全球竞争而被广泛重视的比较优势分析{19}，因为，即使中国人在保证国家货币主权和金融垄断的前提下完成了“自我资本化”，并且得以在全球金融资本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参与二十一世纪的泡沫化的主流竞争，也难以根本地避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结局。
*本文为作者提交给“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暨第二届思想史论坛”（2007年10月，复旦大学）的会议论文。
注释：
{1}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参阅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口过亿的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其中只有中国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体系。非洲至今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拉美国家中已经完成工业化的、人口过亿的只有巴西，但巴西的原住民占比很低。
{3}之所以指称其为“宗主国”，依据的只是毛泽东1970年代提出的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论断。
{4}参阅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5}在如今西方话语主导的舆论条件下，这些斗争已经被认为是“社会动乱”了。
{6}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
{7}温铁军：“关于改革的四个问题”，《凤凰周刊》2006年4月。
{8}温铁军：“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粗放型增长的趋势性问题”，参阅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9}温铁军：“苏东七国私有化的观察与思考”，《中华工商时报》1992年9月30日第五版。
{10}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对28个转轨国家的研究，到1995年俄国的货币化程度仍然只有27%，而中国是103%。参阅世界银行《2005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11}参阅温铁军：《解构现代化》（中文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12}对于当年不得不承担这种成本的国民来说，在危机爆发之后被迫接受转嫁的通货膨胀代价很不幸，但对我这种斗胆直言的人则是“大幸”——再典型不过的“滞胀危机”的爆发，及时堵住了对我的大批判之口！
{13}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党中央动员全社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运动，随着对这三种错误倾向的群众批评被反右所完全逆转，发生了195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随后是不得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意识形态工具来重新发动民众。这个历史性的教训至今仍然具有可比性，实在值得今人格外重视。
{14}这些文章均可参阅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15}这些文章均可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6}我们在既无权又无钱的条件下，靠成千上万学生与农民结合起来而推进的另类实践活动，引起大量海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甚至被CCTV戏称为主流“市场派”之外的“乡建派”。
{17}温铁军：“改良思想、乡村建设与NGO的组织成本”，参阅温铁军于2001年7月10日在北京郊区参加“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服务中心”、“社区伙伴计划”等香港NGO举办的“金钱、生计及发展”座谈会时的发言；“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参阅温铁军（主编）：《新农村建设/理论探索》、《新农村建设/实践展示》，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8}温铁军：“全球化、边缘化、法西斯主义”，根据温铁军在有关印度喀拉拉经验的讨论中的发言整理。2001年之初，来自中国大陆、香港、菲律宾、印度的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和作家等十数人组成的考察团造访了印度的喀拉拉邦。数月之后，曾经同行喀拉拉的部分中国学者，在交流彼此的思考时谈及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当时参与讨论发言的人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黄平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戴锦华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博士等；记录整理后经过大家修改的原文，发表在2001年夏天的《改革内参》、《天涯》、《读书》等刊物上。
{19}本着人之区别于“丛林法则”才成为人的天赋良知，我在痛苦反思自己不舍涓滴才做出的这一切逻辑解释之余，热切地企盼着本文建构的理论体系某一天会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