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乱套。一方面，特别想走出去，好像文化大国说来就来，我们要变成文化大国了，于是乎就成文化大国了。然后就花好多好多钱，在国外建孔子学院，教人家外国人学汉语。与此同时，我前些日子刚听到，上海几个名牌大学自主考试，理工科干脆不考中文了，我觉得很荒唐，所以就先从这件事情讲起。
你要是讲文化，首先母语是最重要的，文盲跟一个有文化的人的区别，不就是因为他认字，越学越多吗?你是靠什么来思考的?一定是用中国话来思考，不是用外文，除非你从小就在外国生长，先学外文，后学中文。你的中文学到什么程度，你认的中文字有多少，用中文掌握了多少知识，就决定了你思维的复杂程度和文化程度。
我们现在讲这个人文化水平很高，那个人文化水平比较低，实际上是他的中文水平比较高或比较低。我是学外文专业出身的，我从小学就开始学外文，专业学的是英国文学，但是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学不学英国文学能够决定我的文化程度。我的文化程度还是我的中文决定的，我的思辨和表达能力取决于中文。当然，我学了外文之后，懂了很多东西，丰富了我的文化，应该说是个仓库吧。但是如果我不学外文，根本不会外文;我已经学了这么多中文，再去学另外一个专业，我觉得我的文化水平应该还是像现在一样。所以对中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
一个国家的母语是它文化的载体，你学了多少，你掌握了多少母语，你就会成为有什么样文化修养的人。我见到好几位大出版家学历很低，甚至是小学刚毕业，但是他们读了好多书，尽管不会外文，也没怎么学过数理化，但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还有一些革命老干部，基本上没上过学，但看过很多书，中国的历史知识丰富，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只举一位大家都知道的，胡耀邦。
有些名牌大学居然认为理工科就可以不考中文，这是非常荒谬的，他们只想培养高级工匠。理科、自然科学和哲学是相通的，连母语都不要掌握，怎么可能培养出发明家来?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几个大学的自主考试，教育部并没有统一取消理工科的语文考试，但是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是以考试为导向的，取消语文考试，哪怕是部分地取消，就会让语文不太好的学生觉得用不着学了，老师也觉得用不着认真教了。与此同时，外文是非学不可的，因为不学外文是没有前途的——据说做这个决定的校长们是这样说的。不学外文没有前途，但是不学中文可以有前途，可能他以为中国人都说中国话，多认几个字，少认几个字，多学一点，少学一点，没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说要加强我们的“软实力”，然后花那么多钱去教外国人学中文，看来，我们确实有一种危机感。我们也要输出文化，问题是：我们拿什么东西输出?只好又请出老祖宗来，一会儿挖一个墓，一天到晚搞文化遗产，现在好多地方把“申遗”作为天下第一大事了，好像申到了一个“遗”，我们的文化就上多了一层。申的“遗”都是祖宗留下的遗产，不是我们新创造的东西，挥霍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还没有用好。
我觉得与其一天到晚说要弘扬这个、弘扬那个，不如首先好好把电视屏幕里头的白字消灭掉。现在这个危害极大，对中小学学生比教科书影响大。我听商务印书馆新版汉语字典的编辑跟我说，他接到一些中学生来信，说你们的字典错了，因为电视屏幕上不是这么写的。
要扎扎实实地把这些事情搞好，把错别字改了，把成语说对，不要闹“你到我贵府上来”、“您的家父”、“我的令妹”这类笑话。假如能把这些东西弄干净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就稍微进步一些了。
一讲到文化传统，一说到我们有过多么辉煌的传统文化，我们常常忘记，从晚清到民国这一百年间，有许多仁人志士，文化水平很高的那么一批人，尽了很大的努力，继承了中国比较优秀的传统，加上吸收了外国的文化，把两边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创建新文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成绩斐然。可惜后来断了。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完全忽略了，一说传统文化就从孔夫子讲起，为什么不讲严复、王韬、梁启超、胡适、鲁迅、傅斯年等等这一大批人?我们今天所争论的问题，他们早就争论过，他们这批人作为整体，百年来为振兴民族精神，创造新文化所达到过的高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
前几年，我们一大批大学，像北大、清华、南大、浙大等等，都在搞百年纪念，说明这些现代大学早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有了很好的成绩，引进了西方的模式，又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但是现在忽然又说都要向哈佛看齐，却又只看皮毛，不知道人家的精髓何在。
说到全盘西化，首先它实际上是个伪命题。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这么坚固的传统，不管是好是坏，它西化不了;另一方面，我们天天都在西化，包括现在生日吃蛋糕，都不吃长寿面了。有的是无害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优秀的东西，我们上一代人、两代人嫁接过来的，现在又推出去了，不要了。
我也很同意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也同意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现在有些人说鲁迅的这些做法是汉奸行为，实在岂有此理。鲁迅是爱之深、虑之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们也还有一脉相承的很优秀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士林”有一种坚守，有些事情是“为士林所不齿”的，有些人是士林“耻于为伍”的，这里无形中也有一个价值系统。比如孟子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跟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是可以嫁接起来的。
我们不能够把现在文化的缺失和所有坏的东西，都怪在几千年的传统上，或者说跟农业文明有关系。农业文明肯定不适合于现在的市场经济，但是从精神上来讲，它并不是完全没有过比较优秀的、能够支撑民族脊梁骨的东西，但是后来就被打断了。
谈文化，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泛政治化，把文化完全附属于政治。“软实力”这个词我有点不想用，因为它又把文化当成一种工具，而“软实力”这个词实际上也是美国人发明的，有它特定的含义。建立新文化，或者是重建精神的家园，最好不用“软实力”这个词，文化就是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高不高，或者是文化水平怎样，取决于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的修养。这种文化修养包括道德修养、做人的价值观，必须依附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其他。老说软实力，容易泛政治化，容易流于以对外争面子为目标，务虚名，不重内功。
另外一个弊病就是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发展起来的，跟市场经济相联系，就是说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在于你产生不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所以很多东西都没用了。
学历史有什么用?学中文也没用，中国人反正都会说中国话，还不如学点外文。我学了一辈子外文，深知不是生来讲英语的人，真要把它学到跟自己的母语一模一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要靠这个体现你的文化水平，就等于邯郸学步。何况现在所谓的精通好几门外语，其实就是认几个字，能查字典看书就了不起了。我到现在用外语写作都没有把握，总要请人家看一遍，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是太地道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化要更开放。“五四”时期那一大批人，其实也只有二三十岁左右，胡适、傅斯年、钱玄同这些人都很年轻，李大钊那时也才30岁，他们当年敢想敢说，了无忌禁，想办《新青年》，自己就办起来了，办起来以后，在上面吵架，可以吵得一塌糊涂，言辞激烈，也有不少片面性，但都是高水平的吵架，有不同的思想在撞击。
现在谈要建立文化，除了去找老祖宗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但其实用不着你找老祖宗，《论语》、《孟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已经翻成了许多文字，早就传播出去了，现在仍有西方汉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还用你现在去输出吗?人家要看的是你现在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的所作所为符不符合一个现代的、负责任的国家的形象。所谓的负责任不只是对外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重要的不是输出文化，而是建立文化，先得有货才能卖。而且建立的是新文化。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在废墟上建立，但是我们根本不理会前人的努力。包括梁启超的《新民说》，早就说清楚了很多问题，如果国民在本国总是受压迫的话，遇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你要他站起来保卫国家，这是南辕北辙，不可能的。所以鲁迅也早说过，我们在反对别国奴役我们国人的时候，不要又想，那还不如受自己人的奴役好一点。我们现在有很多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做自己人的奴隶不算什么，一看外国人欺负我们，简直不得了，甚至于不是欺负，也算欺负。日本侵略中国，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就是打断了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但在这之后，那么多年来就没有外国人侵略我们，我们自己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