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在书中核心的观点，用其概念术语总结就是，在如今美国，“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正在出现危机状态，“公民参与”热情正在每况愈下。在他看来，社会资本衰退这一现象发展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个体的健康和生活素质会下降，另一方面社区和社会的团结基础会日益受到侵蚀，而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将面临深刻的危机。为了繁荣美国社会中的社区精神，以及19世纪托克维尔曾颂扬的结社和公民参与传统，必须从一系列方面，包括宗教、工作、闲暇以及政治生活方面进行积极的变革，其中重要的主张是积极建立公民间相互合作的社团和组织，从而增强美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使一个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市民社会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普特南撰写的《独自打保龄球》一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论述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趋势，其中主要的论题是美国社会中以公民参与和社会联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正在普遍出现衰退的趋势。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此部分包括八章，作者引用连续和长期的统计资料，阐述了美国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这些内容又具体包括政治参与、市民参与、宗教参与、工作场所中的联系、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利他主义、慈善捐助、互惠、信任以及作为反向潮流的小团体和社会运动等。第三部分是对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解释，此部分包括六章，它论述了社会资本在美国衰退的主要成因，即时间和金钱的压力、流动性与升迁、技术与大众媒体，作者还讨论了美国不同代的人群在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的差异，最后讨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本书的第四部分讨论了美国社会资本衰退的一般结果，它们包括教育与儿童的福利、安全与高产出的邻里、经济繁荣、健康与幸福和民主，最后作者还讨论了社会资本的阴暗面。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响应上述问题的主张，作者花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另一章则讨论了为增进美国社会资本的有关行动计划。
普特南在书中一开始就举例指出，美国社会正在面临显著的社会变迁，其中最明显的是公民不再如过去那样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年轻人不再象长辈那样热衷于关心和参与政治生活，同20世纪60年代相比，90年代为数众多的社团和协会的会员数目急剧下降。因此，本书要解释的中心内容就是90年代美国公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普特南采用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也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家所热烈讨论的一个术语。普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和人文资本（human capital）一样，也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他说，“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观念是社会网络具有价值”，同时，“社会联系会影响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productivity）（p.19）。”接下来，普特南进一步说明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他说，“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联系――即社会网络和从人们中产生出来的互惠与信任规范”（p.19）。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不仅讨论了社会资本的积极后果，如互助、合作、信任与制度的有效性，同时也说明了其消极一面，比如，以社会联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可能招致部门主义、种族主义和腐败。在区分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时，普特南指出，重要的有两类社会资本，一是搭桥性质的（bridging）, 另一类是聚类性质的(bonding)，前者是包容的，而后者是排他的。
普特南在导论中指出，他要通过多方面的证据，来说明美国社会普遍出现的公民参与社会资本衰退的趋势，当然，他也强调，衰退并非是唯一的趋势，美国社会也同样可以出现社会资本繁荣的景象，而这正是需要努力建设的事情。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为证明美国社会公民参与与社会资本下降的趋势这一问题，普特南首先说明公民政治参与下降这一事实，他一开始就用美国总统选举中公民投票的经验统计资料来说明这一问题，因为投票行为是体现公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形式。他指出，根据罗帕（Roper）抽样调查组织的统计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公民选举总统的投票比例下降了近四分之一。最近一次总统选举，参加投票的美国合格选民的比例低于50%。同样，统计资料也表明，美国公民在90年代对其他的政治活动，如请愿签名、参加政治集会、在地方组织中参加某个委员会、担任政治团体的工作人员等，也出现下降的趋势，甚至对一些只须投入少量时间或精力的活动（如给国会议员写信、发表演讲)人们的兴趣也下降了。美国是一个具有广泛结社传统与自由的国度，在这一国家存在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协会或社团，包括需要会员登记的正式组织（如工会）和松散的草根组织（如社区内的委员会），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到来90年代，美国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数目呈现上升的趋势，这被一些学者称作为“社团的革命”。然而，这并不能说明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另外一面，即公众的社会生活参与不如从前积极。
在市民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方面，普特南列举了美国著名的“家长教师协会”（PTA）这一组织，长期的资料显示，从60年代后这一组织的成员数目成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这种趋势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美国家长对社区事物和教育子女的活动欠缺热情或减少关注，但是，作为一个普遍趋势，组织成员数目的下降也的确能反映一个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关心程度。普特南还提出，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数目是呈增长趋势，但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参与社会或政治活动的情况。一方面，很多全国性的社团或组织在地方缺乏分支机构，其成员难以参加到社团或协会的活动中去。另一方面，在地方很多公民参加社区内的活动并非必须以会员的资格的形式去参加，很可能是因为便利或基于兴趣。也许很多人都宣称自己是某个协会或社团的成员，但实际情况是，人们具体花在社区活动方面的时间或精力却大不如从前。同50、60年代相比，美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已大大提高，但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却是，人们参与有组织的社区活动的热情却下降了。
由于宗教和工作在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公民在宗教参与和工作场所中的社会联系进行必要的考察，对深入理解美国当今的社会趋势十分必要。普特南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对上述内容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他的主要结论是：对美国人的社区生活和健康而言，宗教仍占十分核心的位置，虽然近二、三十年美国人的宗教参与在减少，但人们在繁忙的世俗生活中对信仰的需要仍比较强烈。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的发展趋势增强了美国人在社区生活中的社会联系。工作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人的社会生活与工作也密切相关。然而，就人们在工作场所中的社会联系而言，普特南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工作场所中的社会交往呈上升趋势，人们主要的社会联系并不是在办公室里形成的。同时, 80年代以来工作性质与方式的变化，对人们的社会联系起很大的破坏作用。
除此以外，普特南还考察了美国社会中公民的非正式社会联系、利他主义、志愿主义和慈善活动的情况，进特南指出，同那些以正式的方式参与社区活动相比，存在于公民之间的那些非正式的社会联系方式，比如和朋友喝咖啡、同朋友一起打牌、同邻居聊天、走亲访友、同家人一起吃晚餐等都是社会资本的微小投资。资料显示，从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的非正式社会联系处于衰退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美国人花在体育运动的时间却增加了，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以参加某个协会或群体为由。尽管打保龄球在美国仍是一项很时髦的运动，但是参加保龄球协会的会员却在减少。由于消费主义的兴起，人们更多是在消费“文化”而不是在“做”某件事情。很明显，人们同朋友和邻居的联系在减少，花在社区活动的时间也在下降，而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却在增加。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象征, 利他主义通过有道德感的个人和群体奉献时间(当义工)或金钱(捐赠)帮助他人来得以体现。 普特南通过统计资料发现, 虽然总体上看美国的志愿主义呈上升趋势, 慈善组织以及活动不断增加, 但是尽管人们的收入在提高, 但对慈善的捐赠却不如从前慷慨。 同时人们参与社区项目的集体努力却在减少，即人们在社区内一起合作共同做事情比过去减少了，这无疑对社会资本的积聚是件负面的事情。
西方社会以个人为重，很多时候强调自我利益。但是，在人们维护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不忘记互惠、信任与合作的重要性。在普特南看来，这些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人们能按照传统的规则，以互惠和信任为基础进行社会交往与事业往来，那样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都会下降。人们由于在社区内一起从事共同的活动或事业、相互合作，这种社会联系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这正好促成了社会资本的生成。普特南用资料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美国的社会信任指数在下降，它表现在，人们不象过去那样认为自己国家的公民更具信任感和道德感、公民的互惠行为减少了、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诚实（闯红灯就是一个最普遍的例子）。犯罪率的上升、律师数量的增加以及法院诉讼案的上升，都反映了社会资本的衰退，一个社会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正好说明社会信任关系的衰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倾向于用正式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约定的习俗和规范去控制人们的行为（比如信守承诺），那么就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在退化。
总而言之，普特南试图通过各种经验资料来说明，同过去相比，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人们越来越缺乏相互的的社会联系。同时，个体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联系也在逐步减少，而这正是社会资本下降的重要原因。
与教会有关的团体是美国数量最多的社会团体。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美国人均拥有的教堂或庙宇是世界上最多的，与宗教有关的组织也是美国各类社团中最多的。但是，与以前相比，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越来越与教堂或宗教团体无关，而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60年代，美国每周都前往教堂的人数急剧下降，从50年代的48%降到70年代初的41%。此后，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与宗教有关的团体的成员在60年代大致下降1/6。
对美国工人来说最重要的组织是工会，而在过去40年中工会成员的数量持续下降。其中，下降最严重的时期是1975-1985年。非农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在1953年是32.5%，到1992年则只有15.8%。总之，新政时期有利于工会发展的因素大部分已经消失，工会一呼百应的日子已经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自60年代中期以来，妇女组织的成员持续下降。例如，1964年后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失去了59%的成员；1969年后妇女投票联盟失去42%的成员。
由自愿者组成的公民组织也在萎缩。例如，从1970年迄今，童子军成员减少26%，美国红十字会的自愿支持者减少61%。根据美国劳工部在1974和1989年的两次统计，各类自愿者组织在这15年中平均下降1/6，从占成年人的24% (1974)降到20% (1989) .
男性组织（专收男性成员的社交团体）命运相同，在整个80和90年代，其成员不断下降。例如，狮子会减少成员12% (1983年以来)，猎狗会18% (1979年以来)，朝圣者俱乐部27% (1979年以来)，杰西俱乐部44% (1979年以来)，梅森俱乐部39% (1959年以来)。
以上材料均引自"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一文， PP.67-70
（二）为什么会出现社会资本下降的趋势？其后果是什么？
就美国公民社区参与和社会联系减少从而导致社会资本下降这一问题，普特南从经验资料上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与说明。他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与金钱的压力；第二、流动性与升迁；第三、技术与大众传媒；第四、代际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解释上述原因时，普特南在书中特别阐释了电视（节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指出，美国人和家庭花在看电视节目上的时间比过去更多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中间更是如此。资料还表明，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活动同电视节目的消费成反比。在某种程度上，沉浸于电视节目无疑也就减少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普特南还指出，同过去的几十年相比，美国当今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家庭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成为说明社区参与与信任建立衰退的重要例子。与此同时，普特南还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影响美国社区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司或商业组织的国际化（非地方化）可能使商业领袖减少对地方社区的关注，但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进一步探索。在阐述这些原因时，普特南同时也说明，他只是给出解释原因的可能方向，但是要肯定某个原因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更深入的解释，人们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发现去做进一步的工作，他本人的研究结果并不是结论性和一般化的论证。
社会资本对个体的生活至关重要，而增加社会联系会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因此，婚姻、家庭聚会、参加社区和俱乐部活动等，都有益于增加社会资本。在讨论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后果时，普特南指出，人们减少社会联系和参与社区活动等，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在教育中的表现，它还会对儿童福利、社区安全、经济繁荣以及民主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
（三）如何重建繁荣的市民社会？
面对社会资本下降这一集体问题，出路在哪里？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普特南指出，人们应该从美国以往的历史中获得有益的经验。他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美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相应的政治改革使美国社区运动与市民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协会和社区组织广泛得以建立，这些组织和协会一直生存至今并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社团和协会等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才使得美国人广泛地参与社区生活中去。普特南认为，人们可以从这段社群主义和社会资本迅速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启蒙。
为在21世纪重建繁荣的市民社会和推动公民参与，普特南在书中提出，应该通过积极的改革来强化公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参与。鼓励青年人关心和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投身到课外活动中去，年轻人应该从上一代人和老年人那里学习到有益的经验。普特南指出，为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人们应该积极通过各种有益的艺术活动鼓励公民投身其中，从而强化社会资本的建立。同时，普特南还提出，为繁荣美国市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还应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变革，这种变革不单单是政府在制度层面上的革新，也是公民个体的积极创新和努力。人们应该停止那些无效的争论，将社会资本的创建划分为非此即彼的责任。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是个体和制度变迁相互促进的结果，也是政府和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普特南的论点在中国社会适用吗？
普特南的观察虽然是以美国社会为基础，但是他的论述却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市民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价值。同过去相比，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与美国社会相同的有关社会资本下降的问题，比如公民对一些政府部门和他人的信任度下降；邻里关系同过去相比显得疏远，个人参与社区活动减少；电视和传媒使个体越来越脱离社区生活；拜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满足于自我利益，较少关心他人和社区利益；公民信任感和社区安全下降，法律诉讼案和犯罪率上升。但是，中国的历史背景、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同美国有着显著的差别，因此，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资本的建构方式也有着自己特殊的方式。
按照普特南的看法，虽然在一些领域中国出现了市民参与和社会联系减少，可能导致社会资本下降的现象。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出现了市民社会不断发展的新局面。例如，从80年代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或协会）数目大幅度上升，城市志愿主义活动不断增加，大学的社团活动也很频繁，而居民自发组织的一些社区活动也很活跃。宗教（比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在中国城乡得到复苏和发展，教徒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城市的社区邻里关系虽然不如从前，人们之间社会往来比过去减少了，但是网民、计算机、网络和移动电话用户的迅速增加使得人们之间传统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公民在社会联系方面可能更多更频繁更迅速，社会网络的形成也更加便利。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很多公民可以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这一特殊的社区内，比过去更加关心政治和社会生活，在虚空间增加政治和社会生活参与的机会，也可以促成民主意识的形成。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市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同普特南在美国的观察正好相反。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上述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仍会同意普特南的观点能说明问题。互联网和现代化通讯工具的确使公民之间的社会联系便利和广泛了，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这些社会联系普遍促成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致力于社区和公共利益，从而形成了社会资本。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的关系建立和社会联系不是一种以自我利益为主的利己主义行为。其实，普特南在书中也提到了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和作用，不过他更加强调的是通过社会联系而促成的公民共同参与，关注社区公共事物和增加社会资本的形成。
普特南有一个论点是非常重要的，即历史上的社会运动或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很可能是促成公民间相互合作、信任和共同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从而催生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普特南教授在书中的看法，我们必须承认，人是社会联系的动物，而这个时代更加需要通过彼此合作和相互信任才能促成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