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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日本

 

 

引言:为什么日本人在伊拉克被劫持是给政府“添麻烦”

    

  不久前报道的多起伊拉克劫持人质事件中,中国人也许对日本3个志愿者被劫持之后的情况颇多不解。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人被劫持,往往是政府赶紧出面协调,民间也举行很多要求和平、争取人质释放的活动。但在日本,自己的国民被劫持了,民间也有些要求政府撤军的援助活动;但据报道,不少日本人并不同情自己的同胞,有些主流媒体甚至指责这些人质是给政府添了麻烦,搞得人质在国内的家属要频频对日本社会道歉。后来那3个日本人总算被释放,财大气粗的日本政府连机票都不付!

    

  这次来日本北海道开会,才知道他们给政府添麻烦的背景。

    

  这3人中有两个是经常参加北海道扎幌市“自由学校(游)”学习的普通群众,其中一个还是个正在上高中的学生。他们之所以去伊拉克,意在与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以参与国际“维和”为名而实际上改变和平宪法的图谋相对立。由于日本民间这种历来坚持反战立场的组织反对政府向国外派遣军队,他们的志愿者去伊拉克,不仅仅是日本民间援助战后伊拉克老百姓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志愿者,而且含有对于政府派兵反其道而行之的意义。这些既反战、也反自卫队向国外“派遣”的人被当作人质,当然会引起日本极端右翼势力的指责,政府如果没有救回他们的姿态和行为还说不过去!这大概就是说他们给政府“添麻烦”的原因吧……。

  

  不久前看到日本主流媒体大量报道自卫队参与伊拉克“维和”一周年,日本的报纸电视都有很多日本军人搞周年庆典、与伊拉克民众友好相处的画面;那是为了让公众对政府继续在伊拉克驻军予以支持。与此相对,民间组织也时常有些小规模的反战和反对继续驻军的活动,尽管媒体对这些反战活动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报道。

    

  此时,我得到了扎幌那个“自由学校(游)”的邀请,去参加他们成立15周年的会议。这个会开幕的当天晚上虽然是周末,虽然大雪满天,扎幌市的多个NGO仍然举行了要和平、反自卫队长驻伊拉克的市民游行,大约上百人参加;我临走时又赶上下大雪,也看到有人迎风冒雪站在大街旁边的宣传车顶上作反战演讲……。

  

  一、民间的日中关系

    

  民间日本,内涵的是我们的媒体很少反映、我们中国人也很少了解的另外一面。与民间日本接触,尤其是下乡去与农民相处,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感觉很融洽。

    

  过去虽然几次到日本,但大多是正式的国际会议,住大饭店、打“波音的”,来去都是匆匆忙忙,没有和民间社会接触的机会。这次则根本不同。我参加的这个名为“东亚另类市民教育”的会议规模不大,讨论的也是各国NGO们都关心的话题,无外乎老百姓与可持续发展、有机农业与环保、全球化对农民生计带来的挑战等。参加者几乎没有谁西服革履,也没有什么大人物到会,不过是当地的“小职员”、“小业主”、农民、工人和青年学生等普通百姓。会议前后,主办者还应我的要求带我去参观农场、走访农户,到普通市民家庭吃饭住宿。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接触民间日本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日本民间有很多对中国十分友好的人。这次在扎幌,出席会的市民中有位日本母亲告诉我的故事就很感人。她有两个女儿,大的31,小的23。大女儿喜欢中文,去年到台湾的社区大学去做志愿者的时候病倒了;临去世的时候在母亲身边最后说的话,竟是母亲听不懂的中文。小女儿接着边打工,边继承姐姐的遗志学习中文,才学了半年就能简单地用中文对话了。由于她十分努力学习又热爱中国文化,成为唯一被当地日中友好协会推荐到中国去学广东方言的学生。

    

  离开北海道之后,东京农学院的大野教授带我到本州的山形县参观一个农民合作创办的农业综合企业,那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伊藤幸吉自我介绍说,他去过很多国家,但最喜欢的国家还是中国,至今他已经去过中国86次了,在他的企业里还为8名从中国来的日本二战遗孤子女安排了工作。伊藤能用标准的中文说“一衣带水”,这是前中日友协会长张香山给他解释过的话,让他至今铭记在心。尽管80年代他在北京投资办的养鸡企业似乎并不成功,却至今仍然执着地希望中国的农村能够使用他们低成本建立的立体生态循环技术来开展有机农业生产。

    

  我们的翻译西吉塔Hikita是个自愿从东京来嫁作农妇的知识妇女,讲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她谢绝了让她兼职做有薪的英语教师的邀请,却宁可业余做志愿者,为中国嫁到日本农村的50多个妇女教日语,尽力帮助初到者解决具体困难。

    

  访问山形县长井市的第二天,当地农民自己组织的联合会为了配合我们的访问,特意把年会提前,好让我给20多个农民会员介绍中国农民的情况。我讲完了,农民们使用双方都能够看懂的中文借助纸笔跟我“聊天”;其中一个从农民中选举出来的町长(相当于我们的镇长)把大野教授送给他的著作拿来让我写上句话,我写了“世界农民是一家”,他哈哈大笑,高兴得满屋子给别人看,说这也是他心里想的话。然后,我和农民们一块去泡当地有名的“大蛤蟆温泉”。夜深了,大家烟足酒醉,也聊累了,就在榻榻米上打地铺睡觉,顿时,鼾声四起……。

    

  回来的路上大野教授告诉我,这个农民联合会的所有会员都立誓永远不再参战。日本的农民曾经是二战的主要兵源;现在的农民则是坚决反战的社会群体。

  

  二、民间的反战人士

    

  从山形县农村回到东京后,我到早稻田大学做一个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讲座。来参加的人中间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是个长期坚持反战、反天皇制的建筑师,叫天野惠一。也许谈他这方面的思考已经是一种习惯,一开始交谈就直接进入了反战的话题。

    

  天野当年也是个“60一代”,参与过那时的激进左翼学生运动。他介绍说,反对天皇制的人都认为天皇是战争罪犯,到70年代末期甚至有无政府主义组织打算刺杀天皇,大约2-3个这样的小组,全部有10多人,后来都被捕了。天野并不同意这些小组的作法,但认同他们的观点,他认为,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应该让普通群众更多了解天皇制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20多年来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于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制度。

    

  在日本,各种类似的小的斗争组织很多,他们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日本“反天皇制运动联络会”。1985年昭和天皇临死的时候,关于他是战争罪犯的批判淡化了,相反的有利于天皇制说法却很多。但他们至今仍然强调天皇是战争罪犯,认为这是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制度的最关键原则。

    

  据他介绍,当代的天皇制度在日本的存在,一般被社会认为是有利于日本民族和文化整合的。每年皇室都要参与各种节庆活动,例如植树节、渔民节等;皇室成员籍此在各地的巡游,都成为当地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

    

  但是他认为,保留天皇制的各种活动和教育内容,其实质是让国民接受右翼思想,通过对这些保守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极端右翼的政治派别试图以此传播他们的理念。因为,祭祀活动所传达的相关符号,以及各地组织的相关活动,都通过各种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强烈地刺激社会,形成国民对右翼的意识形态的盲目服从。

    

  日本右翼不过是两个派别,其一是开展维护天皇制、靖国神社和各地护国神社为中心的活动的组织;另外一个是战后与日本黑社会相似的组织,这其实是右翼政府的“民兵”,通过黑社会,政府可以方便地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对付左翼组织。

    

  相反,反对天皇制度的人并不认同把天皇当作最高祭祀王的靖国神社(神道分几个派,靖国神社是其中最大的派别);除了对日本的战争阵亡将士祭祀会影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外,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活动是在维持国民的战争记忆。

    

  日本普通百姓主要信奉两种宗教,其一是佛教;其二就是神道。后者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比前者大。现在有的地方还有自己搞的信徒组织如联合会之类。而二战中日本军队的主要兵源是忠于天皇的农民。历史教训表明,对于靖国神社这种神道中最大的教派的祭祀,在国民中最易于形成忠于天皇制的影响。

    

  此外,靖国神社还是封建中央集权和独裁制的象征。除了东京的靖国神社外,每个地区都有类似的护国神社,供奉在战争中牺牲的本地军人。二战前的靖国神社不仅供奉日本军人亡魂,而且还有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作为殖民地的中国、朝鲜军人的亡魂;在靖国神社的朝拜活动也肯定了日本强制其他国家的人民为日本作战的意思。

    

  二战前,神社的祭祀日是“纪元节”;战后经过很久的讨论,从1966年开始把这个祭祀日再定义为“建国纪念日”。其中原因很复杂,但主要作用就是把战争和国家结合起来。

    

  人们可以在靖国神社中的战争历史博物馆中看到那些加强日本人战争记忆的说法。主要是有些参与二战的领导者认为,日本之成为统一的国家,归因于历史上的重大战争;而近代日本的战争主要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另外有关日本民族来源的历史解释,则是根据古代神话战争故事,传说最早的“神武天皇”就是从大海中制造了日本诸岛的神……。

    

  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话语,实质是反复向国民强调战争的价值。

    

  他的看法确有道理,我们离开前抽空去浏览了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那里的战争史料和文字解释,明显地反映出一种把日本近现代史上所有战争都合乎逻辑地解释为“正义”的意图。

  

  三、参与NPO事业的人

    

  邀请我来开会的这个“自由学校(游)”属于在北海道首府扎幌市正式注册的NPO(非盈利组织)。其所属的平民教育系统是个全国性的NPO,在日本国内有几个分支机构,互相独立运作。在北海道其创始人叫Kohei,是个60多岁已退休的老人;从他的祖父母辈就非常热爱中国古代诗词,一直传承到他。现在的实际负责人叫Koshida,在北海道大学教国际关系。该学校只有4个职员,大约100个注册(交费3000日元/年)的业余学员,主要是一般的公司小职员和青年学生。课程有外语和时事讲座。

    

  自由学校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了大约80平方米的办公室兼作教室,虽然条件确实一般,每次上课或者开时事座谈会,也不过能来10人左右;但主持者和职员们对工作程序一丝不苟,态度实在很认真,据说还经常加班到很晚,这大概和那些大公司职员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的正式职员收入要低得多。折合美元只有1200$/月,这在生活费用昂贵的日本(小饭馆里一碗面条比中国至少贵5倍),只能节衣缩食才过得去。维持这个业余学校的日常工作很大程度要靠志愿者,除了负责人本身就是志愿者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长期兼职的也是志愿者。

    

  不了解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些在NPO从事义务劳动的人干劲从何而来,了解的人会懂得,他们体现的是中国人已经淡忘的知识分子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是在为这种信念而工作。于是,古人“失之中土,取之东夷”的预言,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2004年12月17-20日 于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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