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消息称英国电视台近日对3000名观众进行了一项关于历史名人的调查，有23%的受访者竟认为丘吉尔是虚构人物，却有58%的人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人物如甘地等也有不少人以为是虚构的。读到这一消息当然令人惊讶。我已见到我国不止一家报刊以不同的方式刊载此事，语气调侃者有之，生发感慨者有之，上海《文汇报》刊登一篇短文提到“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还举一反三联系到日本人不知道“东京审判”，我国《三国演义》掩盖了正史《三国志》等等。并提出要引起教育界的反思。
英国人不知道丘吉尔固然出人意外，只是这受调查的3000人是什么年龄段，什么文化背景，有无代表性，我们不得而知。在讥笑他人，或联系国人的古代历史知识之余，不妨反思一下我国当代人对当代史的了解或态度如何？在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件近事：
就在几个月前，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实验中学）大张旗鼓举行90周年校庆，竟然把“文革”中最初起来造反的红极一时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作为“知名校友”奉为上宾，甚至还把当年毛泽东接见她的那张照片，与被她们残酷虐杀的卞仲耘校长的照片同时展出。为此，卞校长还健在的丈夫写了致在任校长的公开信，提出抗议。可以想见，这种抗议照例是没有下文的，而且也是无法公然见诸媒体的。此事可不同于一家电台普通的随机调查，而是北京名牌学校正式的、大张旗鼓的行动。所涉及之事的性质也不可同日语。这家中学的这场校庆组织者是无知还是有意？宋彬彬女士后来有什么杰出贡献，因何现在成为母校为之骄傲的“知名校友”，我不得而知。对国人而言，宋彬彬最“知名”的就是那张领袖接见的照片，以及钦赐名字“要武”。从此，“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是一句空话，全国掀起人格污辱、肉体折磨乃至武力虐杀“批斗”对象的狂潮。不但打死卞仲耘校长之事无形中得到默许，又不知多少校长、教师死于他们曾经精心教育、呵护的学生之手。当然“文革”的冤魂决不止于教育界。
尽管可以说，当时的“红卫兵”千千万，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鼓励下，做出丧失理性之事何止一人，这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不必苛求个人责任，特别是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但是当年北京师大附中的特殊性就在于卞仲耘校长是全国第一个被本校红卫兵群殴至死的校长，那第一拨兴起的红卫兵是以“血统论”为基础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好汉”就因为老子是“英雄”。宋彬彬本人当时是否直接参与，我本人没有考证，也无意讨论她的个人责任，应该说她本人及其同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但是她是该校红卫兵的领袖，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她在此以后得到了领袖的接见和鼓励。宋彬彬女士个人的心路历程我无从知晓。她后来放弃了“要武”之名，看来并不以此为荣。作为个人，在那以后的道路各自有所不同，但参与残害无辜的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无法以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抹杀。稍有良知的人总会良心不安。至于这批人中有些后来又经过曲折的命运然后再飞黄腾达，那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与千百万被剥夺健康成长的机会的同代知青属于两个世界。个人的良心道德千差万别，无法强求。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如果没有今之校庆事件，宋彬彬其人也不会进入公众视野。问题是师大附中（今之“实验中学”），几十年来总该培养出一些在各个方面有成就、对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才，为什么非要在此次隆重校庆中抬出这样一位“知名”校友？是趋炎附势，还是另有背景？如果此人确实在以后的年月中有正面的、特殊成就，为什么不突出那些成就而“哪壶不开提哪壶”，要高调突出其“文革”经历，展出那张象征性的照片？今天的校领导对自己校史中那鲜血淋淋的一页，对被污辱、被残害致死的卞仲耘老校长，大而至于对整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那场浩劫是如何对待的呢？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尽管得了诺贝尔奖，终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宣扬的光荣事迹。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是德意志民族仍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正因为其从上到下有自省和忏悔精神，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
对于毛泽东的全面历史功过可以有不同评价，恐怕要争论一百年。但是对他发动的“文革”，党中央早已做出否定的结论，其祸国殃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灵魂的摧残，现在尚健在的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切身体会。那张著名的照片，以及“赐名”之事，正是有象征意义的见证。联系到长期以来，在不论是宣传还是教育中对“文革”的历史多所回避，而或隐或现为“文革”翻案之风却此伏彼起，最近甚至有人点名要为“四人帮”翻案，鼓吹需要再来一次“文革”。这些立论的根据一部分是谎言，掩盖或歪曲历史事实；一部分是利用当前存在的社会弊病，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因而对无知青年和普通百姓有相当的欺骗性。众所周知，昔之北京师大附中今之实验中学在北京享有特殊地位，师资、设备、生源都是一流的，一方面集中了高素质的优秀生，一方面也是权贵、富商子弟云集之处，其毕业生以后变成“知名”校友的机会也较大。正是这样一间学校，如此蔑视历史，挑战良知，不论校领导的主观意图如何，这次校庆所发生的事件客观上起了与为“文革”翻案风相配合的作用，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一代高智商的青少年对于在他们父母师长辈身上所发生的历史真相都全然无知，被传授的都是谎言和颠倒的荣辱是非观，我国教育将走向何方？
最近又见消息称：教育部规定在九年义务教育的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以弘扬国粹，先在少数学校试点，然后准备全国铺开。而选定的15个剧目中有近一半是“文革”“样板戏”选段。姑不论强制全国青少年学京剧之不足取，这八个“样板戏”恰好是当年新老文化传统一概被铲除，文化专制导致文化荒芜的象征。对我们说来全国人民被迫学唱样板戏与语录歌的记忆犹新，那是怎样的灾难岁月？记得一位老文化人说过，他们一听样板戏就联想起“文革”中挨斗受辱，备受摧残的经历，为之不寒而栗。以此来弘扬传统文化岂不是南辕北辙？如今选剧目者在如此丰富的京剧艺术中偏偏对“样板戏”情有独钟，更加令人忧虑，不知方今掌握文化教育权力的当政者自己对中国文化有多少知识，对当代历史如何认识，让青少年接受什么样的熏陶？
小至个人，大至整个民族，只有能正视历史，有反省的勇气，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面对这事件和这股歪风，我心有所忧，心有所危，为下一代，也为民族前途。了解历史，更应了解当代史。
与其讪笑他人癣疥之疾，不如关注自己心腹之患。
鼠年初一于芳古园陋室 （原载于《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