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曾经的“中国十大人气校长”、国内“举债做慈善”的明星公益人黄鹤身上一笔笔算不清的“公益账”
摘要：去年11月，一条名为“清华博士后曹明秀夫妇举债办教育”的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也引来媒体的多方报道。在公众眼中谦恭、热情、执着的“公益界明星”黄鹤为借债急上眉梢，其妻曹明秀以“博士”身份借债做慈善的悲凄形象惹来同情的目光，一些人纷纷解囊相助。
去年11月，一条名为“清华博士后曹明秀夫妇举债办教育”的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也引来媒体的多方报道。在公众眼中谦恭、热情、执着的“公益界明星”黄鹤为借债急上眉梢，其妻曹明秀以“博士”身份借债做慈善的悲凄形象惹来同情的目光，一些人纷纷解囊相助。同时，此举也吸引来一些质疑的眼光，为何要借钱办慈善？黄鹤夫妇本在公益行业浸泡多年，而且曹明秀本人是经济学博士后，对算清经济账绝不在话下，两人为何要走上借高利贷之路？
当“女博士后干保姆”、“借债办慈善”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采访时，黄鹤夫妇直言，“要对建设多年的家政女工培训项目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提供支持，我们已经债台高筑，共欠款近60万元。”而曹明秀甚至在微博上写道：“一年半了，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我的家，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
实际上，从希望工程到行知学校，再到所谓的“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公益界明星”黄鹤在公益路上的每次转身，都伴随着与合作伙伴撕裂关系的开始。在此次“清华博士后曹明秀夫妇举债办教育”事件中，他仍以“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继续打出“公益悲情牌”。不过，此次黄鹤似乎不太遂愿，他对南都记者感叹：“原来在行知学校的时候，只要媒体报道一下，十万、二十万的捐款没问题。现在根本不行，受郭美美事件影响了。”
负债慈善家
“他还在表演。”有学生停下画笔，情绪有些激动。今年2月7日，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辛店村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小农工工作室里，美术教师谷孝臣正带着十几位学生进行速写练习。前几天，一位学生在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里，看到了他们昔日的校长———黄鹤。
这些孩子大多从小学开始起就在行知学校读书，自从行知学校初中部撤销后，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便跟着谷老师继续学画画。几年来，被黄鹤作为行知学校教育创新典范的小农工工作室，只接到一笔从南都基金会直接汇来的5万元捐款。
“他太会演了，连孩子们都很清楚，捐款从来到不了我们这里。”谷老师示意孩子们继续画画，但他们的激动情绪难以平复。“他总是带人来参观工作室，许诺我们说，要建北京最好的画室，给我们打了那么多白条，没一项兑现”。
谷孝臣已在行知学校工作长达七年，曾任副校长。2006年，他和黄鹤在北京朝阳东坝开始运营“心之光”家政服务公司，一年后灰心丧气地离开，并决定不再参与黄鹤的任何事情。即便如此，在黄鹤和汪唯筹办“汪唯日新基金”时，他还是友善地开放了小农工工作室。
“他确实是个很会表演的人，也很懂得利用媒体。我说的‘会表演’，不是一个贬义词，看起来他确实是个很有激情的人。我不知道如果摄像机不在场，他会是什么样子。”曾于2001年在行知学校的前身“棚鹏学校”拍摄同名纪录片的樊启鹏回忆道。
今年2月20日，退休教师徐某向北京市昌平区法院递交民事起诉书，将其曾供职的汇蕾学校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日新汪唯基金”同时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偿还拖欠工资补贴、垫付活动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等共计近三万元。
由黄鹤管理的日新汪唯基金成立于2010年5月31日，是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支持下，依北京道亨公司董事长汪唯遗愿捐助的专项基金，启动资金100万元。
诉讼状并没有送到妇基会，而是被黄鹤拦下。黄鹤告诉徐某，他不会应诉。至于欠款，他“正在积极筹钱”，会在3月10日前还清。
与此同时，这位颇具争议的“负债慈善家”黄鹤，眼下还在为偿还高达60万元的“高利贷”欠款而四处奔波。
“闯荡”公益圈
黄鹤长达十余年的“悲情慈善”路，“欠债”似乎是永恒的话题。
1993年，黄鹤来到北京，找到了4年前结识的一位作家，在后者的引见下，黄鹤认识了他的“公益事业引路人”徐永光。徐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副理事长，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他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徐永光的帮助下，黄鹤成为希望工程办公室的一名志愿者。
按黄鹤的说法，1995年，在徐永光的帮助下，仅有高中学历的他得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读研究生。
黄 鹤 自 称 与 北 师 大 几 位 研 究 生 在2001年白手起家，以借来的2000元钱在北京创办打工子弟学校“棚鹏学校”(后改名“行知学校”)，对“希望工程”的五万元资助只字不提。
“如果不是徐永光在一次发言中提到这五万块钱，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呢”，谷老师说。事实上，在2001年学校一度关停的当口，徐永光又以个人名义资助了3000元。
不过，昔日的亲密早已消失殆尽。当南都记者请徐永光谈谈黄鹤其人，时任南都基金会秘书的徐永光显得有些不耐烦。“有20多年交情又怎样？不要和我提起这个人，我不想谈他。我帮了他那么多，他就只会烧钱！”
在黄鹤“执掌”学校的近七年中，学校曾几度因付不起房租、发不出教师工资而向社会求助，每次都因媒体报道引来的社会捐款而顺利过关。离开行知学校后，他先后成为绿色心之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和日新汪唯基金主任，并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去年年末，黄鹤再度带着两家机构的巨额资金空缺频频现身媒体。
“中国公益在发展。我终于发现了社会企业。实际上我是中国最早发现社会企业的人。我相信再花上三年、五年，心之光一定会像尤努斯创办乡村银行那样成功。”黄鹤常常在公开场合将“社会企业”挂在嘴边，“我永远不会去住什么豪华的别墅，我只想住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属于自己的，装修一般就可以了，剩下的钱都拿来培养有志于社会的社会企业家们。”黄鹤信誓旦旦。
让一位熟知黄鹤的旧日同事很意外，昔日三句话不离陶行知的“教育家”黄鹤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企业家”，身边替他还债的妻子也由清华教师换做“刚刚出站的女博士后”曹明秀；不变的是，他依旧在以公益之名“向社会伸手要钱”。
靠着公众捐款和贵人相助，这位高中还未毕业的“当代陶行知”一度实现他的“教育家”梦想。在光环背后，隐匿的真相鲜有人知晓。
消失的捐助
张志强至今仍坚持，妇基会应该公开日新汪唯基金100万元捐款的使用明细。“如果账目没有问题，学校为什么没有收到捐款？”
在日新汪唯基金的资助对象中，欲将“汪唯基金”告上法庭的汇蕾学校徐老师所遇到情况并非孤例。
依照捐赠方汪唯先生的遗愿，黄鹤作为捐赠方代表进入“日新汪唯基金”，负责打工子弟学校资助项目第一年100万元捐款的具体执行。
2010年7月13日起，日新汪唯基金陆续与北京五所打工子弟学校签订《日新学校资助协议》，并在几个月后追加两所学校，其中就包括振华学校。依据该协议，日新基金将为每所日新学校提供为期三年的资助和支持，资助资金主要用于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教师培训和改善学校硬件设施。
据黄鹤介绍，日新汪唯基金每月为5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26名老师提供300-600元不等的工资补贴，使其月收入不低于协议约定的1800元；此外，还为每所学校新聘用的执行校长提供每月2000元的补贴。
妇基会方面提供的财务记录显示，黄鹤在2010年9月至2011年4月间每月提走教师补贴8万余元，并以装修粉刷费用、教师节慰问活动、教师培训等名目分别提走总计约16万余元的款项。2010年8月，黄鹤还曾以借款方式提走7万余元，事后补充欠款使用凭证。
从账面上看，日新汪唯基金确实如协议规定支出了各项费用。不过，振华学校校长万俊杰却表示，除了一万元装修款，再未收到其他来自日新汪唯基金的其他款项，许诺给老师的工资只得由校方先行垫付。
2010年11月30日，万俊杰曾到日新汪唯基金办公室与黄鹤协商解决资助款问题，黄鹤承诺会尽快解决并履行相应义务，事后却拖而不决。12月21日，北京昌平区振华学校以“公益事业捐赠合同纠纷”为由将日新汪唯基金的法人单位妇基会告上法庭，要求偿还协议规定的教师工资补贴、装修尾款、违约补偿共约27万元。
起诉状指出，黄鹤不仅拒绝支付经他自己确认签字的45名教职工2009年9月、10月、11月的奖教金(补贴)共计81000元，还以收回《日新学校资助协议》为条件，拒绝支付依协议进行的校园装修尾款26692元。此外，黄鹤在C C T V 7《阳光大道》节目中许诺捐赠给振华学校的1000套学生用课桌椅也并未到位，“属于诈捐行为”。
在妇基会，南都记者看到了上述签有教师姓名、身份证号和补贴额的教师补贴表格。作为提款报销凭证的，还有其他几所学校的教师及执行校长补贴签收单和志愿者补贴签收单，每份均有汪唯先生的妹妹汪哲女士和黄鹤的签名。据妇基会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南静介绍，只要汪哲认同并签字，款项支出不违背公益理念和公益流程，便会经过妇基会内部的财务审批流程进行款项拨付。
振华学校代理律师张志强回忆，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未与妇基会正面接触过，而是由东城区法院的受理法官进行诉前调解。“法官对我说，‘ 你告也没有用，钱要不回来了，账上只剩2.8万了’。”
“这其实是振华学校和黄鹤的个人纠纷”，南静说。“如果妇基会因为日新汪唯基金受到质疑，那我们实在是很冤。每笔拨付的捐款都有汪哲的签字，我们(妇基会)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已经尽到了责任”。不过，这个数据并未得到妇基会方面的证实。
事实上，在妇基会“日新汪唯基金”的存档文件中，保存着一份2011年3月16日开具的署名汪哲的委托函。该委托函称，为提高工作效率，日新汪唯基金的事务委托黄鹤全权代理，“此后关于日新汪唯基金的工作，直接与黄鹤同志联系”。
2012年2月28日，南都记者通过电话与汪哲核实相关信息。汪哲表示，自己对两起针对日新汪唯基金的起诉毫不知情，而她个人以及道亨公司均未开具上述委托函。
张志强至今仍坚持，妇基会应该公开日新汪唯基金100万元捐款的使用明细。“如果账目没有问题，学校为什么没有收到捐款？”
“教育家”办学
1993年，几度高考失利的黄鹤来到北京，根据纪实文学作品《我的课桌在哪里：希望工程进城》的记录，黄鹤很快进入青基会“希望工程”办公室，在两年间考察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参与起草《全国希望小学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并负责希望小学教师培训和模范希望小学的评选。
经过“四年的流浪，三年的工作经验，六年的大学深造”，黄鹤认为自己“该去办学了”。2001年7月，黄鹤来到北京，创办了行知学校的前身“棚鹏学校”。
纪录短片《棚鹏学校》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那会儿的黄鹤要比现在干瘦得多，两颊消瘦，身体也还没有发福，谈论起教育理想时，眼睛里似乎都放着光。
在片中，黄鹤与一位女记者就稿件中的措辞起了争执，黄鹤坚持认为自己作为北京人、“教育家”的身份没有被强化。黄鹤强调，“教育家办学和民工办学有质的区别”。
区别确实存在。与其他民工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相比，“教育家”黄鹤总能让行知学校获得正面报道机会，而每一次学校因财务问题陷入危机，黄鹤总能够请来记者，在媒体介入引来的社会捐款的支援下渡过难关。
另一个巨大区别是，民工办学能挣钱，黄鹤的行知学校却一直在亏钱。依据黄鹤“七年募集海内外捐款1000万人民币”的捐款数量级，每年平均有130余万元的社会捐款被用于软硬件设施投入或弥补学校在经营上的亏损。
在行知学校工作七年的谷孝臣对此表示怀疑。“要不是南都基金会新公民计划在接管学校后捐了100万对学校进行翻修，这儿连窗户都关不紧。”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黄鹤的博客文章里，这段创办和经营行知学校的经历被定性为“第一次创业”。
2008年末，黄鹤悄然离开将他推向事业顶峰的行知学校，“把它无偿地捐给了社会”。
“行知学校是社会捐款筹办的，难道是属于黄鹤他个人的？”一位深入参与行知新公民学校运作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新公民计划实施后，黄鹤每月领6000元工资，每月报销金额却高达两万元。至于接管之前的账目，只能用“混乱”来形容。
上述工作人员还透露，在行知学校变身“行知新公民学校”后，黄鹤“不肯放权”，也不肯接受重新制定的规章制度，“逼走了公开招聘来的执行校长”，校董会只好开会决议请黄鹤离开。
黄鹤离开前，学校曾对账目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很大”。面对律师开具的“律师函”，黄鹤甚至扬言不惧牢狱，要做中国的曼德拉。
根据南都基金会官网上公布的《行知新公民学校工作情况报告》，在南都基金会捐资80万用于校园设施改造后，行知学校在2007年12月31日进行审计时，账面依旧亏损30万元。然而，同年2月份，行知新公民学校才刚刚收到苏宁电器于央视“春暖2007”节目上捐赠的172万拍卖款。而据央视网报道，在“春暖”募捐活动结束后，行知新公民学校又提供了新的债务报告，结果比原来公布的债务总额多出了40多万。仅10个月时间，学校竟产生高达200万元的亏损。
不过，审计结果从未公示，律师函也未真正转化为诉状。可以知晓的是，黄鹤与行知新公民学校最终达成和解。他拒绝了“名誉校长”的头衔，并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学校。
在外人看来，黄鹤的离开或许有些“悲情”。黄鹤告诉南都记者，离开行知学校时，他不仅留下42万元的捐款，还为老师多发了16万元的工资，自己则背负了45万元的债务。
“行知学校在2008年无偿捐给了社会，我自己承担96万元的欠款。这就是我黄鹤的为人！”在2011年12月进行的电话采访中，黄鹤闭口不谈离开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原因，只是像以往每次接受采访时一样，再次强调自己“把一切捐给了行知新公民学校”。
“黄家政”帝国
在2011年8月《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中，黄鹤称“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在捐款和筹款以及个人启动资金上共投入350万元，并运作了将近三年后，已基本做到盈亏平衡。三个月后，妻子曹明秀在微博上发出求助信息，称夫妇二人自2011年3月起欠下高利贷本息累计达60万元。
2006年8月6日，黄鹤注册了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心之光”)，投身家政女工事业，并改称自己为“黄家政”。根据黄鹤最初的设想，“心之光”要打造中国家政第一品牌，规范北京家政市场，解决农民女工就业。
女工培训项目立即运作起来。在北京望京的两个家政点开张后，又有两位熟人加盟，总共在北京开了四家分店。
然而，黄鹤的心思并不在发展“心之光”上。据工商注册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心之光”变更注册信息，行知学校出资入股35万，其他初始股东的股金凭空缩水为8000元。仍为行知学校法人代表的黄鹤，成功完成了一笔公益款项的挪移。
事情败露后，股东纷纷撤资。“心之光”仅留下一个家政服务点苦苦支撑。据工商信息显示，“心之光”自2009年起便未经企业年检。
在“心之光”风波发生的同一年，黄鹤赴美交流。回国后，“社会企业”开始成为“陶行知”以外的另一个高频词。黄鹤现学现用，把行知学校和“心之光”结合起来，构建出一套解决农民工子女培训和农民女工就业的社会企业模型。
2008年，黄鹤结识曹明秀。这位经济学女博士后在与黄鹤的接触中，第一次听到“社会企业”理念后迅速被吸引。两年后，二人结婚，开始搭建升级版“心之光”———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这一次，他们使用了“社会企业”这个时髦的方式来阐述观点。
2010年8月6日，时值日新汪唯基金运转的第三个月，曹明秀以100万元注册自然人独资的“安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两个月后，她又以50万元成功注册另一家家政企业———绿色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网站，该社会企业目前已开展行知学校、儿童才艺行动、行知英才学校、心之光职业培训学校、心之光公益电子商务网等共八大项目；旗下包括绿色心之光北京家政公司、成都巧惠心心之光家政有限公司、绿色心之光家政服务培训中心和安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事实上，通过网络检索，还可以找到更多版本的、由不同公司组合而成的“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
从网站提供的“企业历程”信息看，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有着强大的顾问团队和执行团队，其中既包括此前从“心之光”撤股的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会长范崇嬿和儿童才艺行动创办人沈文琦。据沈文琦回忆，她确实曾同意被列入行知学校的顾问名单，但拒绝成为“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的董事成员。由于多年未与黄鹤联系，她甚至不知自己在绿色心之光的“行政总裁”职位。
无论如何，在2011年10月曹明秀发出第一条“女博士后借高利贷做公益”的求助微博后，“绿色心之光”有了统一的救助女工名单、高利贷借款账目和供记者采访的知情人清单。
据工商资料显示，黄鹤夫妇名下共拥有注册资金190万元的三家公司。通过网络检索，还可查出署名“黄先生”，并登记有黄鹤手机号码的房屋出租信息，地址为位于北京市区繁华地段的四套房产。
2011年11月14日，曹明秀向南都记者发送了一份由某作家写的报告文学。在这份冗长的文档里，曹明秀对黄鹤的经历背景、为何嫁给黄鹤这位“百万负翁”、社会企业的定义和案例、被高利贷债主围堵的细节等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曹明秀在接受各家媒体采访时所用的语句、措辞和逻辑，都与这份文档的回答如出一辙。
时至今日，两夫妇也没有拿出“绿色心之光”的一手账目，也无法算清几十万的亏损究竟是如何得来。“因为交不起房租，房东收房了，资料都在房间里呢”，曹明秀对南都记者说。
中国公益在发展。我终于发现了社会企业。实际上我是中国最早发现社会企业的人。我相信再花上三年、五年，心之光一定会像尤努斯创办乡村银行那样成功。
我永远不会去住什么豪华的别墅，我只想住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属于自己的，装修一般就可以了，剩下的钱都拿来培养有志于社会的社会企业家们。
行知学校在2008年无偿捐给了社会，我自己承担96万元的欠款。这就是我黄鹤的为人！
———黄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