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好知 kuaihz

他们愉快,他们随处可见

 

 

        伯克利大学每年开学前都会有一个传统的“Welcome Week”,在这一周里,最热闹的莫过于校门前校园社团的纳新――那欢腾的气氛如同一个令人兴奋的节日。

 

 

        美国学生如此热衷社会事务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社团的丰富和多元超越了惯常想象――反对死刑、香港同学会、环保、反战、橄榄球啦啦队、电影协会、同性恋……

 

 

        当时正值飓风“卡特里娜”重创美国,学校Sproul  Plaza上摆放着二三十个、写着各个社团名称的小罐子,没有人在那里专门看护,走过的学生随意丢下去几枚硬币或一两张纸币,那场面让人难以忘怀。

 

 

        在灼热的加州阳光下,我看到一个金发美女手持一枝玫瑰,企图拦住每个经过的学生,告诉大家买一支花的钱将作为捐款送到受灾的新奥尔良。那形象美好又动人。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形象,咖啡馆和酒吧经常见到――露脐T恤、赤脚凉拖,抽烟――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美国年轻人的不可理解。

 

 

        第一学期我选修了社会工作,这班上的同学又让我大开眼界。各种奇异发型,有人脖子上挂着粗链子,课堂上大嚼汉堡,上课偷偷发短信。老师是一位热情的黑人,她似乎永不倦怠的激情感染力十足,会让你觉得社会工作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生活。这个因为肥胖身材趋于变形的女人总是给台下40多个孩子愉悦的思考机会。比如,题目是:一个行动不便且拒绝去医院的孤身老人,你认为对他最有效的帮助是什么?学生们的答案从轮椅、护工、陪聊和找个老伴,不一而足。

 

 

        课堂上经常会放一些黑白的记录片,曾经有两个小时的课,用一个半小时播放了一位著名的社会工作者,如何帮助无家可归者,并最终成立了一个庞大组织的机会。记录片拍的非常动人,从各个方面综合展示了一名社会工作者的痛苦和幸福。

 

 

        有时候课堂的主讲就是旧金山市或者湾区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跟孩子们分享成长故事和工作经历。一次,一个政治游说的非政府组织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让大家明白了社会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以及价值何在。当时加州明星州长施瓦辛格正力推5项法律修改,这也是其执政以来最大一次改革动作。一位来自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女士向全班学生逐条释义。原条款是什么,要改成什么――我们应该投赞成还是反对,为什么?

 

 

        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条修改:未成年人堕胎须经父母同意方可在医院手术――而原法是不需要父母知情的。我个人非常赞同这样的修改,认为对子女更具保护,但这位女士极力劝说大家反对。为什么?理由是,大多数未成年人怀孕不希望父母知道,一旦这个法律生效,无数年轻人将选择非法诊所进行手术――这将给她们的生命带来危险。

 

 

        有时课前几分钟你会收到三四种色彩斑斓的卡片和海报,它们全部来自于你的同学。一位女生希望大家去参加周末的残疾儿童绘画展,她很早就是一个关注儿童的NGO志愿者;那个头发最劲爆的调皮男生在黑板上写下若干数字,告诉大家不安全的性爱会导致悲惨结局――他是一个艾滋病组织的成员。我曾经以一个大人眼光慈爱地看待这些叽叽喳喳的孩子们,然而,时间愈久对他们的敬意亦愈深。

 

 

        我还参加过一个美国富人举办的家庭聚会,这些退休的老人们见面的目的是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帮助中国西部那些贫困女童――他们向西安的“春蕾行动”捐了大量的款,一年中有两个月他们中的代表要从美国飞到中国西北,实地考察项目的运作情况。这些人在退休前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住在伯克利风景最好的山上,如果天气晴好,站在窗前就能看到金门大桥。

 

 

         2006年3月,偶然的机会我又认识了一位非凡的老太太,凯西。她刚刚退休,以执行主任的身份离开了工作10年的旧金山教育基金会。这个活泼的老太太从1974年起余生都在为NGO工作。她的丈夫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同时也在为NGO工作,他们有两个美丽聪明的女儿,一个在纽约大学读电影,另一个在伯克利读教育学博士――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物质富有,精神丰富。

 

 

        女儿珍妮继承了父母身上可贵的品质,她和丈夫休学一年,来到宁波一所小学教书,课余行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体验民情。凯西退休后仍风风火火,开始学习中文,每个周二都要去现代艺术馆看展览,仍在不遗余力地为基金会筹款,为她喜欢的朋友准备精美的意大利餐。

 

 

        无法想象,这个优雅亲切的老太太曾经为了给少数裔族争取母语教学,把状告旧金山公立小学的官司打到了加州最高法院,历时5年,最终以胜诉结束。

 

 

        和我所认识的NGO美国朋友在一起,我前所未有地轻松,因为我尊敬这样一群人,他们所做的一直也是我想做的。让我轻松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自然而亲切,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国内NGO人士身上普遍具有的愤世嫉俗,强烈的批判性,强烈的道德优势,强烈的悲壮感――我能够理解这些气息是NGO从业者自然具备的,但它却分明常常给非NGO人士同样强烈的压力――道德上的自卑感。――比如我甚至不敢给他们打手机,怕会浪费他们的钱;我不敢说我是打车来的,免得被认为奢侈;在盛夏的家中接待NGO朋友,大汗淋漓不敢提出开空调……

 

 

        凡此种种都不怪我们的NGO,毕竟它太过稀有,从事NGO的人也要面临天大的困难,更不能指望这份工作能带来体面优雅的生活。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又为我们中国自己的NGO人群感到骄傲,设想有一天当公益和平等意识成为常识,去NGO工作成为稀松平常的职业选择,当一切的一切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对那时,这些NGO的先驱们一定也是优雅从容的。

 

 

  (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2005~2006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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