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贫困县报道之二把我们带到甘肃省的会宁县。那里的环境是如此恶劣，非农经济如此萧条，以至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劳动力定期离家外出务工。这一次考察由甘肃省社科院安排，报道原先发表在2000年第一期的英文刊上。（2000年春季刊）
“如果黄土可以出口，我们就能脱贫致富”，甘肃省会宁县扶贫办白文玺主任感慨万千。在他背后，是广褒、沉寂的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面积40万平方公里（略大于德国），跨越甘肃、内蒙、宁夏、陕西和山西五省。构成黄土高原的巨大地壳几乎没有岩石，只有深达数百米的黄褐色细沙土，因此表面土层极易剥蚀。经年日久，即使是非常涓细的水流也能在一座座圆丘状的山峦之间切出道道深沟。俯瞰山谷，嶙峋的地表象是染了麻疹，坑壑遍布，让人恍若置身月球之上。
然而这“涓涓细流”却是甘肃省所能得到的全部降水。省会兰州市1997年的年降水量仅为235毫米，是北京的一半，广州的十分之一。比兰州还要干旱的地方，只剩下新疆的戈壁滩了。
但是仅仅这一点降水就已经足够把大量的地表土冲向黄河，使黄河成为世界上承载泥沙最多的河流：每年，黄河中游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流失超过1千吨黄土，某些地区流失量高达每平方公里6万吨；在流经河南境内时，它每年携带的16亿吨泥沙造成河床升高，给以下1000公里流域带来了严重的水患威胁。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宁县确实在出口黄土，只不过没有回报罢了。
甘肃省86个县里有53个是贫困县。会宁县以及黄土高原上的其它地区还不是甘肃境内最贫困的地区，那些与四川省毗连的山区更加贫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水源匮乏的黄土地区，当地人民世代都挣扎在贫困的边缘。
省扶贫办的丁乃冬同志谈到，从1982年到1999年底，中央和省政府共向会宁县划拨了3亿元扶贫款（在目前汇率下相当于3660万美元），绝对贫困人口从1982年的36万（占总人口的2/3）下降到1995年的22万，进而到1999年的2万7千人（占总人口的5%）。当然最近四年的下降幅度大得有些让人瞠目。扶贫办的官员认为，可以说是强调指出，许多现在已经脱贫的地区依然很可能再滑到贫困线以下。
“17年以来，我们勤奋工作”，丁乃冬同志说，“但是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只是刚刚挺直腰杆站了起来”。
他进而谈到，扶贫工作要分三步走：第一步，达到目前贫困线所要求的年人均627元人民币水平（合77美元），但这只能解决最低标准的温饱问题；第二步，达到年人均1200元，即“稳定标准”，少于这个标准的都不能摆脱再次陷入贫困的境地；第三步，达到年人均1500元，只有那时我们的人民才“不再贫困”。
丁乃冬和白文喜两位同志都认为，会宁县近年来刚刚摆脱贫困的人民还需要进一步达到“稳定标准”，而“不再贫困”的日子离他们还很远，这就需要扶贫办不懈的努力和政府的进一步投入。由此可以推测，一个我们很不愿意看到，但明显存在的事实可能是，会宁县已经脱贫的20万人民中，大部分仍然贫穷。 丁乃冬同志把甘肃省的扶贫政策简化成一句顺口溜：“水路不通走旱路，旱路不通自己找路”。这句顺口溜可以再简化一下：引黄灌溉，或者离家务工。
“水路”是指灌溉。在会宁县，大部分可用谷地已经实现黄河水灌溉，即24万6千亩（16400公顷），今年还将增加1万亩。县政府认为，如果再追加投入1300万元人民币，水浇田还可以再增加4万亩，从而把所有适于灌溉的土地全部实现黄河水浇灌。但是，这项计划目前还没有资金。
1999年，会宁县从中央和省政府得到大约1600万元的的低息扶贫贷款，另外还有2000万元的无偿援助专门用于最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这些款项远远超过了灌溉所需资金。县政府期望今年能得到大致相等的拨款。目前，一笔数目为1亿元人民币的为期三年的专项资金已经得到批准用于梯田改造项目，在改造梯田的同时，灌溉项目就几乎不能再得到资金了。
既然水浇田能带来稳产高产效益，是否可以先筹借部分资金，然后通过征收水浇田使用费偿清借款？会宁县的官员听了这个幼稚的问题后笑了起来。这可行不通，政府只是象征性的收取浇灌使用费。甘肃社科院的曲委研究员告诉我们，水费每吨仅为2.4元。
这样的政策对于保护并有效利用黄河水资源是缺乏激励作用的。面临日益增加的供水需求，有关的政策问题也突出出来，其中最紧迫的就是每年春季黄河下游的断流问题――春季是少雨季节，同时灌溉用水的需求量又高。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要求的提高，城市用水和工业用水量也在增加，而且黄河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设法利用河水灌溉农田。目前，黄河管理委员会是负责黄河水资源管理工作的中央级机关，它负责在各部委之间协调黄河管理方面的问题。然而对于会宁县来说，如果县里想引黄灌溉，他们只要向省水利厅打个报告就可以了，程序并不比申请扶贫项目更复杂。
在会宁县，只有少数幸运者可以低价获得宝贵的黄河水灌溉农田，而大多数农家仍旧得在“旱路”上挣扎，也就是说在县里70%的耕地上靠雨水灌溉田地生活。
从1982年到现在，会宁县已经有20万亩山地改造成了梯田。县委书记彭维友同志介绍说，新的梯田改造项目将会给水源匮乏地区的人民提供每人3亩梯田。县里总体的土地管理策略是减少现有耕地面积（按中国的标准，现有面积太大），同时大力提高亩产水平，还要在贫瘠易流失的山坡地逐步种上牧草和树木，将来可以放牧绵羊和山羊。今天的会宁县，除了零星的灌木丛和沿着大路栽种的白杨树外，就几乎没有其它别的树木了。入冬以后，绵延的山坡一眼望不见一丝绿色，只有无边的荒寂笼罩大地……
从前的会宁县却不是这样。“100年以前”，彭书记讲到，“这片土地曾经是苍翠茂密的松柏树林，但是已经逐渐被激增的人口侵吞殆尽，生态平衡也随之遭到破坏。到今天，只剩下2万亩原始森林了。”
树木如此之少，老百姓从哪里取得燃料呢？80年代，扶贫办为了保住仅存的这一点树林，免费配给每个农户20到50公斤不等的燃煤，同时大力推广高效煤炉。现在，县城里家家户户只要可以负担，都在使用燃煤。在农村，农民们种植速生林取得木柴，但燃料仍然匮乏，于是就拣拾畜粪、收集田地里的麦秸作为家用燃料。到了冬季，田野里连一根树枝也找不到，给本来就萧条冷落的农村又增添了一缕凄清…… 县林业局长赵志强同志说，植树造林的潜在效益非常可观，当地的树种和其它既耐旱又经济的树种都可以种。他一口气举出好几种适于栽种的树木：榆树、白杨、柳树可以提供木材；杏、苹果、梨和花椒提供果品……但是，资金紧缺：每年100万元的行政经费只够130位机关人员和20名在乡林业技术推广站职工的工资。
在农民们看来，造林是项长期投资，而且需要最紧缺的资源――水。赵志强同志告诉我们，苹果苗每年需要360斤水；杏苗需要300斤；刺梨苗200斤……从他对用水量如此精确的计算，也反映了当地人民对水的珍惜已经到了“滴水必争”的程度了。
80年代末，作为“三北”防护林的一段，会宁县种植了3万8千亩杨树林带。当时中央承担了植树的费用，但成林后的维护费用则落在了县财政身上。由于白杨寿命短，也因为自然原因或者偷伐等原因，10%的小树已经死亡，因此县里又补种了松树和柏树。县林业局还管理着一个占地360亩的幼苗林和三个研究示范林（每个都不超过1万6千亩）。这些林场每年培育出40万株树苗，其中一半以上分配给扶贫点的农户。
近年来，走“旱路”扶贫的重点放在了修建水窖上。农户们在自家场院里挖池并砌上水泥，用来收集雨水，这就是水窖。雨水顺着管子流到水泥池里，同时管内的过滤系统还能滤掉泥沙。项目受益农户每家可以领到修两个30立方米水窖用的水泥。考虑到实际降水量，两个窖池已经足够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和最基本的灌溉用水。修建一户的水窖所需水泥费用是500元人民币。
在海拔1800米的新庄乡，年降水量低于260毫米。因此县政府为该乡的农户提供了树苗和修水窖用的水泥，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自家屋后种上十几株果树，并且用水窖的蓄水浇灌塑料大棚里的玉米和蔬菜了。
在回族群众聚居的新添乡，中华慈善总会与乐施会香港分会曾于1996年共同资助了水窖推广项目。据县政府的同志介绍，经过几年的工作，已经有3万6千家农户修建了水窖，但需要水窖的农户还有2万5千家。
除了“旱路”和“水路”，还有大批的农业人口正在“寻找自己的路”――他们离开家乡外出谋生。
丁乃冬同志说，1986年以来，已经有2万6千户农民迁离会宁到600公里以外的河西走廊务农。在新添乡，我们听说有3千左右的穆斯林自发迁居到了新疆。在新疆，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土地转租合同并连续耕种几年，就应该能在那里定居并分得自己的土地。
彭书记告诉我们，除了永久移民以外，每年还有至少8万到10万人外出打工，但这个数字仅仅是通过县劳动局找工作的人数，没有包括自寻出路的人。至于工作，最普遍的是建筑业、家庭服务业、铁路维修和保安工作，在新疆，还有当棉农的。据彭书记估计，外出打工的农民每人每年能给家里寄回2千元左右的工资。10万打工农民的这些汇款累计相当于县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今天，外出打工的农民已具备了较高的教育水平。县里的官员一致认为，尽管会宁是贫困县，但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完成六年制小学教育，继续上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也很多，有的还到白银市去读高中；每年县里都有600到800名学生考上大学或大专。说到此处，几位官员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为了供孩子上学，家长们负债累累也心甘情愿。看来我们都得承认，无论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都不能给会宁的年轻人带来太多的希望，他们要求更大的发展，恐怕应该走一条“求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