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十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稿中，国务院组成部门民政部涉及在社会管理等方面扩大职责。多个民政系统人士说，与其他经济管理部门相比，其职能转变自2011年起已有明确方向，今后是否持续有效，取决于是否有更高层面的资金和制度支持。
民政部现有职能中，即有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和民间组织管理、社区和基层自治组织管理等都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在“十二·五”规划的专门一篇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原则是“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统筹兼顾，动态协调”。
在这一原则下，“民政部扩权”会有怎样的方向和空间，正在引起业界专家讨论。一位就职中共中央副部级智囊机构的承担相关项目的专家对本报说，在社会管理诸多职责中，民政部门有能力“扩大”或“增强”的部分，恰恰有很多是需要“政府丢出去的职能”。这位专家说，其中社会组织管理是最显著的领域。
一位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高层在内的多个民政系统消息源称，在三类社会组织(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法规修订草案中，将双重审批制转为登记备案制，增加无业务主管单位组织数量的试点，已经得到认可。虽然三个条例修正案未能在本届政府任内公布实施，应该不会影响改革趋势。
此外，在社会组织内外部强化党组织的覆盖率和作用；将政府职能更多转向社会组织的做法，也会同时加以延续。
另一方面，如何发挥这些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尤其在急需资金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领域，民政系统不像负有投资职责的政府部门，在预算中的稳定增长份额。其体系内主要可用于开发新项目的资金，主要有一部分彩票公益金收入和其主管或发起的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民政部认为这种投入能起到带动作用。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曾被视为调整结构的实现形式。在政治局委员汪洋推动下进行改革的广东省，曾将培育社会组织视为体制改革的首要办法。在广东2013省级财政预算中，直接相关的资金只有购买服务专项经费和孵育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各1亿元。本报记者获悉，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草案中，将专项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也稳定在2亿元。
以财政部、发改委和民政部对优秀试点地区上海市的调研报告为例，2011年当地各级政府用于购买社会服务的财政资金达到41.02亿元，在其3436亿的财政支出中，仅占1.2%，在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支出大类中，也仅占10%。并且当地各区级政府的支出规模并不均衡和稳定，以2012年为例，仅闵行区级财政此项支出即有23亿元，之后较好的静安区仅为6500万元。
自2011年开始，在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几个领域，以民政部草稿为蓝本，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体系建设”文件，但“增加财政投入”方面没有量化规定，仅能由各地量入为出。“如果像明确低保标准一样，进一步明确中国要实施怎样的福利制度，应该有多少资金进入这些领域，可能才会带来大的变化。以我个人的经验，如果没有大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仅进行民政内部资源和机构的调整，可能效果有限。”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两位民政部特邀专家分析，目前要从整体上提升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标准还有困难，专项社会事务是民政部回应社会期待的主要做法。比如，过去两年该部门推动“免费午餐”和“大病医疗”。在减灾救灾领域，民政部曾通过国家减灾委员会平台和一系列明确责任分级的法律和预案，掌控了比较明确的协调主导权，此次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扩权会采取怎样的机制，目前仍没有准确消息。
以该部近年着力最深的养老领域为例，其2012年7月制定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中，关于资金方面，最实际的一款即是“各级民政部门福利彩票公益金每年留存部分要按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此外文件中对地方财政、土地、税收政策的倾斜政策，由于直接下发到各地民政系统，很难对各地政府有直接的约束力。此外如慈善组织的普遍减税政策，也存在尚未彻底解决的协同问题。
现年60岁的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年多次说，希望提升这个部门官员运用市场化机制的能力。他在两年前提出“民政公共产品”的概念，提出要运用多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提升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领域的供给效率。该部门也不同于拥有优良资产资源的一些经济管理部门，与市场化主体合作更依赖政策支持，这方面仍需要和多部门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