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与友成基金会、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了《“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通过学界不同背景专家的解读，“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两个概念衍生出丰富的内涵，《中国发展简报》将这些观点加以归纳，以飨读者。
该译丛堪称比较系统地首次从国外，尤其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理论和实践。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对此给予高度肯定。创新在国际上已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英国政府和本国NPO签订Compact协议，以及奥巴马政府建立社会创新基金，设立公民参与社会创新的白宫办公室，都是西方国家与社会合作进行创新的典型做法。俞可平认为，丛书的出版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理论研究以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实践。
作为政治学者，俞可平曾因“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中，他结合本土实际对普世的民主价值进行了诠释和倡导。他针对公民社会的诸多研究和著述，因其官方智库的背景，令人浮想联翩。针对社会创新、公民社会等话语在中西国别差异下具有的敏感性，俞可平强调，应避免两个极端：“只要是西方的，都去照搬；凡是西方的，都去抵触。学习、借鉴西方对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研究和做法，能够为我们节省很多成本。”
译丛编委、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指出，社会企业是新的社会发展理念，而社会管理创新也需要新的方式。最近十几年来，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等新的慈善观在西方发展较快。友成基金会自创办以来，就打上了推动新公益的鲜明印记。支持丛书出版，正是基金会推广创新公益理念和模式的尝试。西风东渐，将社会创新之风引入公益领域，具有启蒙意义。
社会还是市场？多元的解读
围绕社会创新，不同背景的发言嘉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体现出自己的倾向性。
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倾向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社会创新，他所列举的创新案例均具备了成功的市场元素。
如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创办了专攻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院，根据不同的人群分级付费，穷人少付或者免费。经过3～4年的运行，目前已经持平并开始盈利。眼科医院由孟加拉乡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投资，现在，运营的赢利将很快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原始投资偿还完毕。此外，尤努斯还正在筹划开办一个以类似模式运作的癌症医院以及心脏病医院。
为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尤努斯与达能公司合作创办了一家酸奶公司，通过孟加拉乡村银行为贫困儿童提供营养酸奶。
国内，汤敏和经济学家茅于轼2002年共同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探索通过市场运营，为农村妇女提供城市就业的家政培训和就业机会。
汤敏目前所在的友成基金会，过去几年一直与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和南都基金会合作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据悉从今年开始，将触角向前延伸，选择部分培训参与机构予以扶持。友成属下也有两个公司在进行相关探索试验，分别为小额贷款机构提供批发贷款，以及通过社会投资方式，将农村传统手工艺市场开发与城市销售公司对接。汤敏透露，友成正考虑通过吸引公益创投，对一些社会企业进行孵化。
《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吴伯凡进一步强调，私人财富追求价值最大化，公共慈善资源也要追求价值最大化。创新的导向在于引入商业财富的管理理念和实践，改变非营利机构的低效率。公益价值与商业理念交汇之处，火花四溅。在丛书出版机构——社科文献出版社社科图书馆事业部主任王绯看来，社会领域的问题不能单纯用市场化的方式去解决，但市场产生的理念和方法可以用来开拓社会问题解决的思路。社科文献出版社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承接了译丛的出版。
不过，正如社会创新运动实践所体现的多元性，对社会创新的理论解读也有不同的侧重。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红云更重视创新中应当坚持的社会使命和社会价值。她认为，创新需要三大部门的合作，创新的解决方案，最有可能在出现在三方重合之处，而“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相互关联，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赚钱做公益。”
周红云的研究追本溯源，从国外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中，她整理归纳了西方社会创新的四大流派：
(1) 社会企业流派：强调企业家的创业精神，通过赚取收入来实现社会目的，强调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重；
(2) 社会创新流派，强调用创新方式创造新的社会价值，不太注重组织结构是营利还是非营利的，而且强调系统的社会变迁；
(3) 第三个流派强调社会企业家的精神，强调前两个流派应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要服务于社会目标；
(4) 社会变迁流派，强调社会企业家改变和提升社会能力，在推动社会系统的变迁甚至改变人们的习惯、模式和观念方面发挥革命性的作用。
“一切社会企业如果不能以权利为本，都是浮云。”研讨会现场，“北京一加一”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创办人解岩借用流行的网络词汇来强调自己的NGO视角。作为行动者，他对学术的分类不感兴趣，更愿意从权利的角度解读社会企业，强调商业属性之外的价值观，算是对周红云的回应。
现实中，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中国制度环境的特质，如限制性环境下，很多机构无法进行非营利注册，就去工商注册。当社会企业这个国外的概念引进来，就与社会企业构成了巧合。在筹款受限生存窘迫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挣钱养活自己就成了一个替代性选择，更积极一些的，是希望通过市场实现社会目标。但国内NGO在已有的市场化尝试中均碰到大量挑战，这些尝试，目前更多地还是起到了一种公益创新意识的启蒙作用，以及公益创新中的一种选择性思路。
从政治层面解读创新
除了上述公益领域内出现的创新话语和实践，创新也在政治层面得到解读。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请大家关注来自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信号。
去年以来，中央频频发出社会管理创新信号。今年在中央党校省委书记培训班开班式上，三位政治局常委都在讲社会管理创新。“十二五”规划用了5章篇幅讲述这个议题。对应于以民间为主体的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正在成为政府提出的又一个重大的社会领域目标。
王名从宏观政策层面将创新解读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体制上的破和立，创新意味着突破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双重管理体制；二是突破旧的制约机制，即传统的非营利、非市场的观念和机制限制，打破营利、非营利，市场、非市场的界限；其三是突破传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建构全新的公民社会。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王名将社会管理创新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认为具有2011年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是加强管理，还是加强创新？是应该警惕“公民社会陷阱”，还是以创新为落脚点锐意改革，摸索建构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近期围绕社会管理创新，舆论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的两种声音。王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即社会管理改革创新，针对的是体制改革，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后启动的第二次改革。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指出，30年的改革释放了经济，现在出现了释放社会的信号，进入社会建设的时代，其原则一定是自组织的发育，在约束国家权力的前提下，与社会互动。
上述探讨从相关宏观政策环境和公益领域内部的技术层面，体现了较为丰富的层次。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增科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政府在社会领域发起和实施的创造性变革，是政府创新的一种，而社会创新是公民和社会组织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需求、提供社会服务发起的创造性变革，是公民社会组织唱主角发起的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创新，代表政府与社会两种力量各自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的努力和合作。
丛书概览
该译丛是一套4册图书的组合，既有大众性读物，也有理论性著作；既有实务操作工具书，也有高校教材读本。《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翔实具体的数据讲述了以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为代表的慈善资本家们是如何使用商业手段解决公益问题、推动创新的；《探求企业家精神》通过大量的案例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实质和特征；《社会企业家的战略工具——提升企业型非营利组织绩效》是美国社会企业家精神研究权威——格利高里·迪斯等为实务人士精心撰写的管理和经营社会企业的一本工具书；而《社会部门中的企业家精神》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权威的案例教材。多种读本各有侧重，让不同的读者开卷有益。
《中国发展简报》特别邀请了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友成大学（筹）校长汤敏博士撰写了书评，详见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