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9年北京公益交流会（以下简称“京交会”）举办一年之后，背负着“打破NGO领域中资助方与受助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重任的规模性公益交流会，再度在深圳会展中心亮相。
资质审查
此次深圳公益交流会（以下简称“深交会”）由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市文明办、深圳市关爱办、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以及南都公益基金会共同主办，公益组织孵化器（NPI）承办，其政府主导的色彩与“京交会”由众多公募和私募基金会共同主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深交会”开展前几天，报名参展的机构陆续接到组委会的通知，要求传真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民政部门登记批文进行备案。这样的资质审查，让参展机构“紧张”了一下。
2月26日，已经做好准备赴深圳的慧灵各地机构，被告知不能参展。3月1日《公益时报》的相关报道称，为了让在各地的机构都能参展，慧灵以“中国各地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名称申报，但提交的却为青海慧灵的营业执照，因此未能通过深圳市民政局的审查。另外两家机构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慧灵创始人孟维娜获知被拒的原因后，立即给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等人写信请求帮助。后来经过有关方的斡旋，这三家机构按照正常流程补办了一些手续，得以继续参展。
此外，组委会还规定，每个参展机构须有一家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推荐，另外，在机构展位的铭牌上，只能冠以工商注册或民政登记的名称，这对一些机构对外交流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例如，“爱聚（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民思睿教育咨询中心”的展位前驻足交流的访客，发现原来这就是“多背一公斤”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在展示交流期间举办的沙龙活动也都要报审。种种举措带来的不便让参展机构恼火了一把，但大家基本又表示理解。
3月4日，深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8号厅正式拉开大幕。共有160多家NGO参展，超过了2009年京交会的参展机构数量。展示的公益项目，涉及扶贫、环境保护、文化与教育、医疗卫生心理、扶老助残、专业社工服务、支持与研究以及综合服务八大领域。一些企业如沃尔玛，也在展厅的舞台区搭建了自己的展位。
然而，走遍整个展会，就会发现前来参展的非常少见关注劳工群体的民间机构，亦少见法律服务类的机构。对深圳这座拥有众多品牌商的代工工厂的移民城市而言，劳工在创造价值的同时，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也较为频繁，在独特的环境里孕育出不少为劳工群体提供法律维权、心理抚慰等服务的民间机构。它们因为敏感性而缺席，得到了当地业内人员的证实。
这从侧面似乎印证了不久前康晓光教授编写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里得出的结论：“政府针对不同的第三部门采取差别化的策略，来支持自己组建的第三部门，限制自发并挑战政府权威的民间组织。”
不过，在3天的会展期间，仍有未能获准参加的民间机构，自发前往展会并派发他们的机构简介单页，积极寻求机会与其他参展机构交流。
参展与主题活动同步展开 场内场外互动频繁
相比一年前的京交会，深交会创出了新的成绩，一共举办了5场论坛、8场公益活动和14场公益沙龙。据组委会统计，两天半的公众开放日，现场发放的免费门票超过2万张，远远超过京交会三天举办期间到会参观的3000多人次。
深交会还在展厅里开辟出好几块公共区，供参展机构自发组织主持一些议题讨论或比赛活动。这几块公共区，分为舞台区、沙龙区和论坛区。两个在展厅的最里处用展板搭建出来的沙龙区，吸引了众多参展机构来分享、交流他们各自的项目经验，活动主题从公益组织品牌传播与筹资，到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从认识读写障碍到关爱女性的乳腺健康等等，非常丰富。小到头脑风暴活动讨论身边的话题，启发创新行动，大到从社区发展层面讨论如何利用参与式方法，话题不一，够劲给力。
而在舞台区，则更多提供了体验式和参与式的活动。参展人员和社会公众都可以加入到这些活动中来，既可静静聆听环保摄影家的甘苦与感悟，体验残障家庭生活的角色模拟，更有带你回到童年的纸飞机大赛、寻宝游戏以及手帕DIY绘画等公众活动，好一派热闹景象。
相比较而言，展厅二楼的论坛活动令NGO更感兴趣。其主题往往与机构自身发展需要的各类资源有着紧密的关联度。所以更多的时候，这里聚集的人数要远远多于举办主题活动的沙龙区和舞台区。
在论坛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与如何利用IT技术推动公益这两个主题，分列两个会议室。论坛从早上至当天的活动结束，参会人数不曾减少过，足可见资源对NGO的魅力以及新技术给公益带来的发展空间被广为重视。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是由深交会论坛组委会主办的，来自南都、万通、西部阳光、腾讯、华夏以及千和等非公募基金会负责人，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以及初步运作的经验进行了分享，希望为有意设立基金会的企业或个人提供借鉴。此外，发言者还与到场的参展机构同仁们就机构的项目如何获得资助支持等话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交流和互动。
在隔壁会场里与上述论坛同步开始的，则是NPI与微软公司共同举办的“NPO IT DAY”（非营利机构信息日）论坛活动，大约有120人参与进来。他们与微软的员工志愿者分组讨论了民间机构的“筹款、筹物和筹人”三大主题，以及如何将信息技术管理更好服务于公益。在每个分组讨论发言后，都会有一名专业人士做现场的“IT诊断”。在随后的环节里，来自微软、淘宝网、以及Vjoin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亲身案例，让参与者受益颇多。
在“NPO IT DAY”活动中，参会者可以通过短信或登录搜狐微博网页发表现场感受，这些信息同步出现在会场的大屏幕上。如今微博一类的互联网交互平台，作为新媒体在当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公益机构重视。有趣的是，这几天的沙龙活动或论坛讨论，活动议题尚未结束，参会者已用自己的通讯工具同步微博直播，让未参加者也能有身临其境之感。
会场内，人来人往，人们穿梭在不同的展位前，或是驻足张望，或走近攀谈，赶集的模样好不热闹。会场外，热闹也在持续。这边有刚成立不久的壹基金公募基金会邀请参展机构到他们的深圳办公室，交流如何合作项目；那边则有来大陆发展的台湾慈济基金会，对参展机构发出交流邀请。而规模略小、互动频繁的小范围酒会联谊会更是接二连三。对一些机构来说，有时展会外的活动更有意思，收获不亚于展会内的活动。
逐渐倾斜的企业资源 NGO注册难依然存在
与京交会相比，深交会上企业的参与力度有加强的趋势，这跟企业对公益领域的日益关注有很大关系。在境外资金逐渐缩减和被限制进入后，企业资源的重要性渐渐被本土NGO意识到并加以重视，成为开启合作的新地带。类似的资源信息，如何去寻求合作，逐渐成为NGO关注的重点。深交会最后一天，NPI发布的《2011中国公益资源匹配报告》对此情况进行了回应。在之前的数次沙龙和论坛中，企业的声音对NGO来说不再陌生，随着企业CSR资源的进入也会逐渐放大。
该报告针对84家受访机构的调研显示，公益组织从企业和基金会获得的资助占总筹资额的百分比较高，分别达到32.7%和15.1%。换言之，公益组织的筹款来源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从政府获得的筹资额度也在逐渐增加。但这些资源主要投入在环境保护和扶贫领域、社会创新、灾后救助等领域紧随其后，而在能力建设和医疗卫生心理领域的投入则相对较少。
但另一方面，报告得出了“民间机构的注册方式依然是受资助门槛之一”的结论，指出绝大部分资助方会要求受资助机构为合法注册的公益组织，其中六成资助方倾向于资助在民政系统注册的公益组织，而工商注册或未注册的组织获得的资源非常少。这个比例超过了资助双方在价值观、语言、需求出发点、话语体系等沟通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资助的比例（55.6%）。公益组织的筹资困难，八成的比例与“外部政策环境或自身机构注册方式”有直接关联。这印证了“注册难”仍是影响NGO生存的最大障碍。
此外，论坛承办方NPI还邀请了数家企业现身说法，讲述他们的合作案例，并与到会者分享合作经验。临近结束的时候，NPI创办人吕朝就这些案例给了参会者3次提问机会，但最终还是被提问者变成了“抓住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机会。这并非缺乏资源的草根NGO的“独家”行为。例如，在公益资源匹配报告发布前，NPI旗下的明善道社会责任机构就通过自己制作的视频，“软性”地传达先知先觉的企业已经接力公益的信号，希望借此让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而这也将为作为中介性平台的NPI赢得更多的关注和合作机会。
此次深交会上，NPI还策划了一个“24小时筹款技能大练兵”的筹款活动，既给参展机构带来锻炼机会，也给公众带来了新的惊喜。数家公益机构在展会上贴出了岗位招聘启事但乏人问津。这种境况不由使人联想到2009年的京交会结束后，NPI出具的调研报告做出结论：没有一家机构在展会上招到合适的员工或志愿者。
此外，一些机构找到了与政府沟通的机会。深交会结束后，孟维娜在一封邮件中透露，慧灵在参展期间，在自己的展位前与前来参观的深圳市民政局刘润华局长和马洪副局长深度交谈了40分钟之久。双方开放而坦诚地交流了自己的想法，赢得了彼此的尊重和了解。对方表示，“只要你想通了，（深圳市民政局）欢迎慧灵到深圳来落户开办服务”。
刘润华有这个底气对慧灵这么许诺。早在去年11月举办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刘润华就曾对外发出“做慈善，到深圳”的邀约。在政策环境上，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似乎正在利用其独特身份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自2006年起，深圳市开放行业协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注册，到2008年颁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再到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部市协议”，鼓励深圳推动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正是在此环境下，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协会最终脱离挂靠关系，落户深圳完成公募基金会身份的转变。
此外，深圳如此超前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还体现在对当地社工服务机构的大力支持上。目前，深圳有40多家社工服务机构，都获得政府购买岗位服务的支持。深圳市政府释放出的信号，吸引了很多NGO的关注，一些发展较快的机构，如NPI、映绿、倍能等相继在深圳注册并设立办公室。
深交会上，深圳市政府积极表态要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甚至表示要在深圳常办这样的大型公益展会，让公众认识公益和参与公益，其表现可圈可点。有理由相信，在目前大环境下无法突破面临实质难题的现状下，这片曾是改革热土的深圳市，正在进行小范围的尝试和摸索，值得关注和期待。而深交会也许就是NGO与政府和企业加强互动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