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话语下的新空间
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成为热词。
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发表的讲话中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
7月份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正式文件。据报载，因为没有对外公布，这份文件带上了一些神秘色彩，经过媒体披露的这份文件的关键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贯穿其间的是，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文、书籍纷纷出炉，更有学者的研究方向多了社会管理创新这个新领域，一些以社会创新为专业的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在国家行政学院主编的《社会管理创新案例选编》中，我们看到了公益领域一直关注的，如广东省深圳市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广东省揭阳市总工会“民间社团建工会”、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上海市发展公益组织孵化器、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等等民间组织的实践创新。
这是今年民间组织所处的外部大环境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主流语境下，一向边缘、非主流的民间组织多了一个重要的合法性和主流化的契机。
从政绩合法性转变，寻求维稳模式的突破
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热谈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问题。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90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于是中国政府又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
GDP拜物教盛行20多年，从农村到城市，从食品安全到地产拆迁等等诸多领域成为社会冲突多发地带。为了控制社会问题，维稳经费逐年增加，到2009年，已经超过军费。 运用全面的政府管制来解决问题，只能带来高额的维稳经费，却不是治本之道。
事实上，从2003年左右开始，中国已经开始重大的战略调整。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19日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
在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赵鼎新看来，中间组织的发育是破解冲突和革命的有效方法。赵鼎新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近来在国内大学授课。在去年他针对国内公共事件的看法是，国内的志愿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共事件大体都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就使得谣言在公共事件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决定中国公共事件发展的关键是感性而不是理性因素。
11月，财新网以“寻找真实的成长”为主题举办“2011峰会高级论坛”。当大家议论维稳定需要大智慧的时候，赵鼎新说，只需要常识。这个常识就是发育民间组织。他一向主张，把社会矛盾纳入制度化的解决轨道。他说，20世纪早期的美国和“二战”前欧洲的社会矛盾也很激化。但是欧美国家的社会问题能够在制度范围内得到化解。欧美国家的政府在许多领域都退出了，通过建设公民社会，让老百姓通过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解决各种问题（而不是政府永远处在冲突的最前面）。
在这次会上，与赵鼎新相应的发言是中国体改研究会的秘书长宋晓梧的发言。他提出，应发挥社会组织的自协调功能。他认为，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在一个特定的框架内，通过自组织、自协调组成稳定的社会组织，让他们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宋晓梧说，如果各个社会组织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律、维权作用，很多矛盾就不用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现在的中国体改研究会聚集了一大批当年的“老体改”，至今保持着谏言的通道。
难得的是官员和学者在“维稳”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共识，不管这一药方是常识也好，大智慧也好，这个转变事实上增加了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资源供给。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分析，近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之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逐步从原来的以管制为主，开始转向以培育和鼓励为主。政府资助、服务转包和社会资助开始增加，不过从总体上说资源供给还相当不足。
对于民间组织而言，法律上的合法身份是组织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即使政府增加了资源的供给，但是对于很多没有注册或者工商注册的组织而言，也大多不能获得。最近几年，民间的资源，甚至海外资源的提供方也开始只向有民政注册的组织提供资助。
2011年，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地方政府为领头羊，先后出台民间组织管理新政，逐步放开民间组织登记，或者降低注册的门槛。
2011年一开年，北京就推出了一项重大创新制度，即对全部放开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登记审批，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解决“找业务主管单位难”的问题。北京还依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试点“社会组织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制度辐射到全市。
2011年6月，北京市下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再次明确民间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然而，北京政策对“双重管理”的民间组织登记困局并未真正解决，有幸成为4类组织的，同样也要找“婆家”。但政府部门认为“由民政部门为社会组织‘寻找婆婆’的难度肯定小于社会组织自行寻找；另外，对于一些慈善公益类型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也可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2009年为了解决民间组织注册难题，北京推出“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主管单位，政府通过出钱买服务的方式为其注资，以方便“枢纽型”组织对社团组织的管理和服务。
但这个“很有想象力”的政策似乎带来的还是失望。当2011年放开登记的政策出台，有的组织跃跃欲试，有的组织观望等待。要注册的找成功注册的组织取经，得到的答案是偶然因素和个人关系很重要。一家2004年就开展活动的草根组织，今年理事会讨论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去正式注册。组织的负责人多方咨询、研读政策，寻找主管部门，临近年底的时候，相关部门告知：“今年的名额满了，等明年吧。”
瓷娃娃高调注册，让这个组织和这一政策相得益彰。3月29日下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来到北京的瓷娃娃项目办公地点，不但颁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还收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共170万元的捐赠。而更多的在业内活跃的残障组织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全国11家机构中，唯独北京慧灵依然是工商注册（详见本期“美丽的行走”观摩手记》）。
尚不得知北京每年的新登记名额有多少。北京2年来不断出台的“新政”下，新增组织数量有多少？北京2009年数据为6 733家（市级和区级），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共有依法登记的市区两级社会组织7 100余家 。2011年1月至7月，新登记的社会组织有近140家。2年时间增加了几百家组织。
广东和北京一样，放开政策也被媒体多方报道，尤其是广州、深圳两地时有突破。去年初，李连杰壹基金公募基金会成功在深圳注册，如果它仅是个案的话，外地组织东南飞迁广州、深圳，也说明这里气候更宜人。
今年才创办的蓝衣工人合作社最近在东莞民政注册。这个合作社的发起人何忠洲说，从提交到批准下来只有4天，而仔细剔除其他过程，审批只用了一个工作日，而且实现了无主管单位的登记。广东发展规划中，针对社会组织的数量有明确的要求。据报载，广东现有社会组织28 509个，2015年将达到5万个。所以年底还有名额给民间组织来注册。尤其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评坤哥注册难后，民间组织跨入登记的门槛更方便了。更给力的是，11月22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就《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作起草说明。《方案》明确，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与此同时，广东将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一业多会”,改变“一业一会”的垄断格局。
2011年10月8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施方案》，对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类等社会组织，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先取得许可证外，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手续。政府出资5亿成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长沙市的《长沙市社会组织登记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于12月1日开始施行，以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上海针对社会服务类组织的政府购买，吸引一些老组织和新组织都去上海再开分店，相比上述两地，上海的“社会创新孵化园”7月开张，被认为是上海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成果。上海市民政局积极探索和创立了园区这种新载体、新形式。当地政府部门认为：“开发出有中国特色的公益项目，形成社会公益组织生存发展的路径与模式，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战略性问题、全局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在今年推出黄河善谷计划。这是当地政府“顺应现代慈善潮流，着眼解决民生问题，走具有宁夏特色的慈善兴业、扶贫、富民之路，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从6月第一家公司入谷，在半年内，宁夏“黄河善谷”红寺堡弘德工业园区已吸引10多家企业投资近100亿元从事慈善产业，在全国率先开启了从“输血型”慈善走向“造血型”慈善之门 。我们希望这不是以慈善为名进行的新一轮招商引资，而是实实在在的慈善产业创新。
“政策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已经说了几年。对于苦守、乐守这个行业多年的NGO人来说，每次新的政策出台，都是寒冬里对春天期盼，结果是一次次的失望。但2011年的政策，虽然各地冷暖各异，但总算看到了破冰、回暖、迎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