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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涛
此前几位公益圈的朋友，都曾向笔者提到过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在这个堪称公益资源整合器的服务园启动仪式上，各方力量交汇聚集的场景令他们印象深刻。作为成都市乃至四川省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一个亮点，服务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不少关注和期待。
从位于成都西南的高新区车水马龙的紫瑞大道往北一拐，就是环境清幽、绿树成荫的紫瑞北街，服务园所在的四层小楼就坐落在这条街上。首批入驻的15家公益机构在位于3楼走廊两侧排列有序的格子间内办公，可以使用一楼场地搞活动。规模大的时候，这个200平米的空间会人头攒动。
见到启智的时候，他看似心情不错，笑着用探寻的口气建议在服务园4楼的露天平台上进行访谈，顺便晒晒太阳。太阳大概是成都这座城市最稀缺的一样资源，但秋末的这天，阳光却毫不吝啬地洒满平台上所有角落。自从今年2月正式到成都介入服务园的筹备，启智一直在各方力量的聚合中担负着“夹心饼干”的角色。他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服务园管理团队（运营方）磨合，心力交瘁和心情抑郁严重的时候，他甚至要去看心理医生。
服务园聘请了包括徐启智以及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等6位专家组成委员会，为其提供顾问决策咨询，进行顶层设计和筹备，在服务园启动后，继续提供日常咨询。一方面，以顾问身份介入内部管理架构、管理制度和人员聘请等各方面，启智的意见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但在步入具体的运营后，也成为一种尴尬。由于总是站在入驻机构的需求立场去要求服务园的支持团队予以回应，“越界干预”过多而“受到多次投诉”。他来自台湾，对工作的快节奏早已习以为常，而支持团队成员是体制内的事业单位“支援而来”，沿袭着原来的慢节奏和工作习惯，常常踩不到一个点上。
启智坦诚，于私而言，对方对他个人和能力非常认可，但在工作中还是因持有各自立场而受到掣肘和制约，影响了自己发挥的空间，无法达到业界所期待的成效而备受困扰。但是，作为一个台湾人，能够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参与其中，介入政府的这个创新服务项目，这份机缘让他倍感珍惜。从政府而言，也在尝试拉进与民间的距离。服务园的出现，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早在2001年，启智在台湾有过一次公益孵化器实验的失败经历。当时，他和江明修教授，以及台湾当时的候任政府官员共同提出了一个公益组织孵化器方案，这算得上大中华区的首次孵化试验，不过后来却未能成功。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台湾的土壤太肥沃了，公益组织不需要像孵化器这样的中介组织就能完成资源整合。而且，台湾学术界历来与社会组织联系紧密。120多所高校的各个系所依托行动研究进入社会组织内部，为其提供人力和顾问支持，早已成为传统。
5年以后的2006年，孵化器模式却由NPI在大陆首创，在上海生根发芽，又在北京、成都、深圳等地复制。NPI在此过程中积累和开发了大量适用于中国本土NPO的课件和案例，并藉此成为国内重要的能力建设机构和案例中心。2009年又以NPI为主发起了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从公益产业链的角度探索新的资助模式。
从孵化模式的设计和操作流程，到专门成立成都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专事资金资助，与服务园的支持功能进行分工，都看得出NPI模式的影子。但服务园的不同之处，在于背靠政府资源，衍生出为草根组织对接和落地社区的渠道功能。如果说孵化场地内的技术服务和能力建设更像一种实验室活动，帮助他们进入社区提供服务，则有着更浓的实战意味。此外，除了扶持初创期组织，将省内外的成熟组织通过服务园引入成都，除了有助于帮助成都提升社会服务质素，还希望借鉴成熟组织的示范，以混搭方式“以老带新”。不过，入驻机构发展阶段的多样性，需要服务园为他们“量身定制”差异化服务，称之为服务园而非孵化园，才能涵盖背后的园区设计理念。
但这些理念和创新意图的贯彻，对服务园支持团队具有的公益理念和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法掌控和调配人力资源，在话语权和执行力上，势必比NPI的独立团队运作打很大的折扣。
如果说NPI是与体制合作去拓展公益空间，启智和其他顾问，就是进入体制去运作协调。在既定的制度空间内，更多依托的是政府方面为吸纳民间资源和专家智慧进行创新所给与的信任、理解、以及政府所具备的公益认知等更为抽象的资源。"政府不是公益组织的敌人，政府应该是我们的伙伴。"启智这么认为。当被问及6月就已经正式注册成立的成都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理事会成员情况，启智摇头表示还不太清楚。“理事长早就选出来了，但到现在还没有到过服务园。”启智有点尴尬地说。访谈中，他给自己的角色发挥给了个不及格分，也在情理之中。
身兼公益行动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启智一直在寻找机会建立一个以公益组织实务为导向的研究院，他将这个研究院定位为公益机构的“驾校”，希望引入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实务界的师资力量和专业社工培训资源。现在"社会创业家学院"的牌子是在服务园挂起来了，但还未能实际启动。启智说，这个想法得到了两岸三地知名学者的支持。成都官方对建立学院的支持态度，也是服务园吸引他的地方。当然，他也深谙体制运行的规则，很清楚这个长效性的学术机构，前期投入很大，非一朝一夕能实现，官员的换届、变动也足以使其陷于停顿，他需要足够的耐心。虽然如此，启智目前已经成功推动了服务园与西南财经大学，台湾红十字会一起合作开办了高级社工督导班，该班的师资全部来自台湾，由有着超过20年社会工作经历的老师每周自台湾飞来成都授课。
笔者在园内转悠的时候，碰巧遇见入驻机构“成都市唐氏互助协会”的创办人、秘书长刘雅琴。攀谈中无意间提到启智的身份，她脸上显出一丝惊讶，像是在说，原来身边这个说普通话，常打交道的顾问专家，是来自海峡彼岸。由此可见启智游走在大陆的本土化程度。
启智在服务园的顾问期结束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当被问及如果顾问期满离开，是否担心服务园的发展势头受到影响？启智顿了一下答道：“我自己设定未来一年内，如果他们还愿意聘请我的话，我的重心还是要放到这里。这个机缘值得珍惜。”当然，已有其他一些省市对孵化器表达了兴趣，希望他去帮助推动。现在的徐启智单身一人，能够天马行空，行走自由，在大陆延续公益孵化器试验。
“推动力”有了新动力
采访完成后，笔者下到三楼，推开“推动力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推动力”www.spinchina.com）的格子间，创办人孙洪伟正在通过百度查询机构在网上的曝光度。借助成都市高新区的开放政策，推动力2012年5月在这个区成功注册。推动力的目标是推动公众对脊柱裂群体的认知、脊柱裂病患者的康复治疗干预，以及无障碍出行。目前已依托互联网和核心志愿者形成了全国性的自助互助网络，除偏重患者的心理支持，还涉足线下救助。在“卷入”云公益大赛后，孙洪伟发现百度检索的前4页出现了大量脊柱中国的条目。
面对突如其来的曝光度，孙洪伟有些猝不及防，喜忧参半。机构前期规划还未形成媒体策略，也缺乏提升机构的公众形象的渠道，因此，曝光度的提高对加强脊柱裂群体的社会认知很有好处。但由于机构尚在初创期，正在考虑如何向线下落地，“还比较空，缺乏可以接应的东西。”提前到来的曝光度，也使孙洪伟生出一丝忧虑。
尽管家住城北，上下班通勤距离有些远，而且成都正在向一线城市看齐，成为“成堵”，孙洪伟还是对入驻服务园感到欣慰，希望推动力能够经过孵化，形成一个有较强策划力和行动力的团队，成为脊柱裂群体的全国性支持性组织，并使梦想中的康复治疗中心成为现实。除了参加服务园提供的能力建设活动，他还与其他入驻机构有了横向交流，有意以成熟机构的项目和经验作为参考。他参加了服务园在10月为残障类组织与双流县残联举办的两次推广交流活动，因为缺乏结合点，暂未能形成合作意向。
但和其他各领域生长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新生组织一样，孙洪伟对成都的公益组织政策环境的逐步开放抱有希望。按照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7月30日在四川省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成都市将继续拓宽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范围，对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同时对暂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组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从2012年起，成都市还安排项目资金采购民间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已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59个，金额1.6亿元，覆盖公共就业培训和教师培训、文化卫生服务，以及社区法律、社区养老等领域，促使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1] 部分草根组织已从中受益。
[1] 葛红林，《适应形势，深化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管理》，www.scmz.gov.cn/InfoDetail.asp?ID=11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