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家园志愿者（以下简称绿家园）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从最初的种树、观鸟，到现在重大环境问题上倡导信息公开、公众参与，12年来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影响力。但熟悉它的人，会经常不自觉地将它与同时期成立的其他环保组织相比：别的机构早就走上了制度化、职业化的路子，最起码也有10多个员工、每年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项目经费，即使前几年还指望借助绿家园的人脉和影响来大陆发展的很多国际组织，人员、项目资金也都呈几何级数扩张。而绿家园一直到现在，除了召集人汪永晨外，目前全职工作人员只有两位，之前很多年只有一个专职人员，或者仅有几个兼职的志愿者负责日常事务。绿家园10多年来，拿到的还是数的过来的几笔小额零星资助。
“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绿家园迅捷的反应和独特的行动力，令人重新思考以往对民间组织发展方向的评价是否过于单一？
5月13日晚上，汪永晨和自然之友代理总干事梁晓燕召集民间组织商议参与救灾事宜，相较后来的几个NGO联合声明和行动，它们的反应是最早的之一。后来广泛流传的“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绿丝带行动，就发端于那一晚。
以后的几周里，绿家园的志愿者有的在后方筹款、宣传倡导；前方有专门的人员进行需求调查，购买、发放物资。这边是记者沙龙分享地震和救灾信息和知识，那边又不忘自己一直的关注点：大坝，召开各方参与的关于西南水利建设的研讨会……
而这些工作，几乎全部有赖于一个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绿家园的专职工作人员窦丽丽说，“我们这里更像一个秘书处和资源协调枢纽。”
绿家园对自己的志愿者没有特别的概念界定，联系也谈不上紧密，但登记在册的，也有5万之多。10多年来，志愿者群体还是颇有几分特色。
一个是孩子志愿者。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周，绿家园先后紧接召集两批志愿者，到王府井步行街开展宣传、服务活动。主要工作是在献血车周围协助维持秩序，并给献血的人佩戴绿丝带；同时，他们复印了很多的关于灾区需求的信息给行人散发。第二次活动的主角是孩子们，儿童志愿者一直是绿家园的一个特色。很多孩子从三四岁开始，在大人的带领下，和绿家园走南闯北，参加生态旅游，加上种树、义卖、观鸟。10多年下来，就有了一批和绿家园一起成长的孩子。在发放宣传单、佩戴丝带这类事情上，这些孩子有独特的优势，这天下午发放了2000多份的资料后，孩子们又给在王府井为其他基金会现场募捐的捐赠者佩戴丝带。
这两次活动，前后有将近60人参与，至少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大概是一个专职工作人员的2周多的满工作量。
媒体从业者是绿家园最核心的志愿者群体。 计量志愿行为可以把隐性的志愿服务变成一个可视现象，以便配置相应资源来支持这样的行为。在国外，这甚至是NGO用来获得资助的筹码。但这个媒体从业者志愿群体的工作，不容易以货币计算，但效果却无法忽视。混淆身份参与NGO的活动，这点也是被另一些媒体从业者所反对的。
环境记者沙龙是绿家园的一个品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信息发布、环境记者培训的平台。地震以后，已经举办了4次和地震有关的沙龙。5月20日，沙龙特地因为地震调整了时间和内容，60多位来自各媒体、各NGO的代表来沙龙听专家讲述汶川大地震的起因、影响。
6月4日，邀请了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教授杨勇、四川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来讲地震与水坝，如果说之前的讲座是满足一般的信息需求，这次的讲座，就凸现了绿家园作为一个倡导组织的关注点。绿家园从2003年以来开始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江河，多次组织专家、记者志愿者多年来考察、采访。这次地震后，灾区水坝的安危自然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
这期间两次记者沙龙与搜狐网绿色频道合作，在网上进行了直播，扩大了影响。此时，人民网开辟了一个“绿家园”系列访谈。汪永晨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分别在线与网友直接交流，而除了汪永晨自己不断在《新京报》等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病险水库、西南水电开发的话题在地震中再次成为一个热点，《南方周末》、《财经》杂志、《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一批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媒体做了报道。
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个专家志愿者队伍。随着环保民间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加大，外界对它们的专业性的质疑也一直不断，2005年方舟子与环保组织的争论，一时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和其他资金雄厚、发展多年的国际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尚无可能配备自己的科学家队伍，所以，专家志愿者就成了一个可及的专业力量。
6月6日，绿家园受相关部门官员的委托，召集长期关注西南水电开发的水电、地质等专家紧急召开“地震后西南水坝评估研讨会”，五六十人的会议室坐满了人。汪永晨说：“关注江河的人，不会比这个房子里的人更多多少。”除了环保NGO圈里资深人物如梁晓燕、金嘉满、马军，还有不少记者，而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更显得比以往多。会上还专门有人呼吁要重视“发动专家”的重要性。
不久《建议对西南地质不稳定地区大型水坝项目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估》呼吁书公布，46名专家、NGO从业者联名吁请暂停在西南地质不稳定区批建大型水坝，建议对灾区所有水库详细摸底排查。签名的46人中，研究人员19名（教授、研究员、博士），NGO从业者14人，其他包括作家、律师、记者、协会负责人等。
研究传媒的展江教授说，无论根据国际经验还是国内的情况来说，专家的公信力、权威性是别人没法比的，在中国，独立而专业的专家，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专家的价值可能更大。
会议上专家们发言严谨，叮咛在场的记者：“媒体更希望专家给一些希望的结论，这个恰恰是我们希望媒体注意的，我们有大量的怀疑，这是我们大量研究、调查、报道的一个起点，但不能直接作为证据。”
这些媒体工作者、专家队伍，在大部分机构都是被重视的。在一个志愿者组织内，仅有几个专职工作人员，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志愿者的身份，这种人员上的“同质”，让志愿者少一些“客座”的感受。
会员或者志愿者的参与，优势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聚集大量的人，而且不同背景的志愿者可以互相弥补知识背景和技能的单一，但问题是，不能如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那样长期做下去。
中国的民间组织很多都已经或者正在从志愿者组织向职业化方向转型。谈到这个转变的动力，访谈过的从业者或研究者都谈到了项目经费的问题。随着组织开展工作越来越多，越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以项目形式申请，有专职的工作人员长期负责，资金申请更容易通过。
但是，正如广州中山大学朱健刚所感：“中国很多草根NGO在依托国际基金项目以后，迅速地让自己职业化和项目化，志愿者很快被这些NGO看作是劳力的提供者，而志愿精神在这个NGO的治理中根本看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