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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抗旱行动观察

        西南五省的旱情早在去年9月就开始出现了,但直到今年3月中下旬才引起国人关注。同样,一向擅接“地气”的NGO也一度因为对受灾民众需求不见回应,踪影全无,曾遭到质疑。然而,从3月开始,像一觉睡醒那样,全国的媒体、一些NGO和志愿者又猛然间“哗啦哗啦”地赶往旱情重灾区。

 

质疑与争议:NGO参与抗旱的前奏

 

 

        2月24日,身在云南的几个对“三农”问题关注的年轻人,在先前共同发起的润土互助工作组平台上,利用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志愿者外围组织的身份,在小范围内发布了《“我为乡亲送瓶水”和援建“爱心蓄水池”紧急募捐公益活动倡议书》,有关润土互助小组更多的行动,详见后文,但并未引起其他NGO同业的关注。

 

 

        一个月之后,润土又在3月26日第二次发出了《云南大旱之现状——告省外NGO同行书》,提供了大旱的第一手调研信息,这才在NGO圈中引起了响应。

 

 

       与此同时,曾在NGO领域工作过目前在云南电视台的舒文明在网上发帖,对“公民社会”未能迅速行动来关注西南旱情提出质疑。他的帖子经《公益时报》报道1,给NGO缺乏回应的事实再添一把火。早在2月23日,舒文明以“赶牛的老车夫”为名发表了一篇帖文:《昙花一现的公民社会》。他在文中指出,与NGO在汶川地震后的“热闹”反应不同,当下NGO对西南旱情的回应之缓慢,让他“不禁思量:‘公民社会’去了哪里?难道这又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物?”在论坛里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公益时报》报道中,舒文明眼里的那个“中国NGO的天堂”2,除了几家NGO采取了行动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组织的身影。他因此开始怀疑这个所谓的“公民社会”是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一个被异化的舶来品?

 

 

        此外,该报道也将“NGO回应灾难是否快过政府”的质疑,再次抛给还给NGO,引起邮件组和论坛里其他NGO同业的激烈讨论。

 

 

        北京益仁平中心的于方强就发帖进行回应。他认为这篇报道过多地强调了NGO的全能。“棘手的问题来了,无法解决了,就呼唤NGO”,然而一到“太平盛世了,什么都可以摆平了,就不断挤压NGO的生存空间。”于认为这非常诡异,而且,“并不是所有NGO都有能力关注旱灾;并不是所有有能力关注旱灾的NGO都有精力去关注目前的旱灾”。

 

 

        持这种想法不仅仅是于方强一人。曾在汶川地震有过积极表现的某NGO,认为由于资源的限制,不能前往旱情严重地区救济。同样当时迅速响应5·12地震的某NGO负责人,谈及西南旱灾时,表示“我们主要是做震灾之后的重建工作”,但同样也会给予一些支持。

 

 

        相比尖锐的批评,也有较为平和的声音。在这篇报道中,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徐永光认为,此次旱灾不同于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地震会马上把人和机构的热情迅速都激发起来,政府和NGO迅速地行动。而旱灾的情况是一步步地加重,所以政府和NGO的行动会稍微慢一点”,“NGO的反应不一定要比政府快”。

 

 

        不过,在其他地区的NGO还抱着观望之态时,像润土这样的部分灾区当地的本土组织和志愿团体已率先采取了行动。同是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外围组织之一的益行工作组,在3月13日发起了“来!一起为元谋地震灾区抗旱打井献爱心”公众筹款活动,之后也多次组织公众筹款,前往受灾地区打井、挖水窖。

 

 

        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对旱情做出了正确预判,云南丽江市拉市海地区的用水户协会采取了预防措施。去年秋天,用水户协会发现水库存水量不及往年的一半,于是改种用水量较少的果树来代替小麦,并对水利设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维修,从而使大部分村民避免了经济损失。该用水户协会是2006年在绿色流域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

 

 

“迟来”的NGO行动

 

 

        此外,就在舒文明们还在就上述话题“你来我往”之时,一些外地的基金会和NGO其实也陆续在云南、广西等省小范围地开始发起了零散的赈灾行动。

 

 

        有资源,且较早做出反应的是公募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一对一捐助的“甘霖行动”,为每户受灾家庭筹款200元,解决一个月口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则联合搜狐公益发起“春雨行动抗旱”,倡议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灾区打井送水,为灾区民众捐赠急需的水、粮食等生活物资及善款。此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公募基金会也发起了类似的“母亲水窖”倡议活动,支持抗旱救灾。

 

 

        3月底,绿色和平派出了一支野外小分队前往云南,送水的同时实地查看旱情。4月6日,绿色和平在会泽县为当地的村民免费安装了太阳能水泵,解决了后者的饮水灌地、夜间照明等燃眉之急。此后,他们还在其他三个适合的地方为村民安装了太阳能水泵。绿色和平认为,这次旱灾是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的一次极端气象表现。除了参与眼下应急性救灾,还希望引入“低碳救灾”的概念,呼吁身体力行解决更长远的问题。

 

 

        截至4月16日,国际救援与扶贫机构乐施会已拨出超过555万元用于紧急救灾及支持工作,为受灾村民提供水桶、修建简单的储水设施、提供运水费,并为因灾绝收的农户提供粮食救援。

 

 

        4月初,国际小母牛项目深入社区,了解社区缺水状况。调查发现大多数社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生活性缺水,而是干旱导致的生产性缺水,使农作物死亡。因此,国际小母牛组织为农户提供了可供储水的水箱以及可以方便托运的水桶。同时,在小母牛的大多数项目点社区还修建了蓄水池等设施。

 

 

        关注动物保护区和栖息地的环保NGO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3月27日启动“引水思源”项目。这个项目是基于山水中心之前在这些自然保护区有着良好的社区共管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在对保护区水源地及社区人口的实地考察基础上,在两地间铺设引水管、为社区修建蓄水池、安装分水管,将保护区的水源引到附近的村寨。此外,山水中心与社区百姓、政府深入交流探讨,帮助社区重新考量并调整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做出利于生态系统的举措,希望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互动,提高社区应对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短期灾害抵御能力。

 

 

        3月底,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收到某会员企业捐赠的200万资金定向用于抗旱。据友成志愿者项目主任翟雁透露,应资助方的要求,该项资金主要集中用在学校。4月5日,友成依托今年1月在南宁刚刚设立的友成志愿者驿站,成立临时抗旱办公室,负责广西桂林的龙胜县、河池地区、百色地区,重庆彭水县、贵州遵义5个项目点的抗旱工作。抗旱办公室与广西安典、百色助学等当地10多家机构联合,由后者利用比较丰富的支教网络资源,较为全面地掌握当地的旱情和需求信息,为具备一定辐射能力的学校捐建不锈钢水柜,集中解决二次供水,保证学校有长期卫生健康的饮用水。据友成统计,赈旱行动历时44天,在三省五地共建立储水柜106个(总储水量为780吨),为当地121所学校和村子的22 906名学生和群众生活提供用水设施,缓解生活用水困难。

 

 

        志愿者驿站与当地各级政府、志愿者以及其他NGO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证了抗旱项目的顺利进行。抗旱办公室的运作与2008年友成与其他志愿者和NGO在遵道镇共同成立抗震协调机构——“遵道志愿者办公室”很是相像。

 

 

        4月6日,李连杰壹基金的抗旱救灾行动也在云南启动。在捐赠保水沃土剂和帮助少数民族援建人蓄饮水工程之外,还为少数民族村民捐赠了咖啡苗和葡萄苗,用于恢复当地村民的生计。

 

 

        与壹基金不同,南都基金会则延续了5·12支持NGO项目的资助思路,设立了1000万元“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针对NGO工作经费紧缺的情况,该基金主要用于资助灾害发生地本土组织的人力成本和项目管理费用,以发挥资金的杠杆作用。根据《南都基金会抗灾简讯》披露,截至5月11日,已向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及云南青基会润土互助工作组等3家组织提供了4笔经费支持,共计311551元。

 

 

外围支持和制度反思

 

 

        有行动力的机构亲赴旱区送水、打井,并为当地的社区恢复生计努力,而没有前往灾区的外围NGO则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策应,以形成支持性的氛围。

 

 

        3月22日,“抗旱救灾信息平台”(kangzhenjiuzaiorg)上线。这是E惠社借鉴海地地震救援所使用的开源软件,后由多背一公斤进行“本土化”开发完成。其做法是通过对旱情的媒体报道,进行需求关键词的自动抓取,以及手动添加发布需求和资源提供信息,搭建一个关于应对旱情的资源互享平台。但据笔者观察,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该平台上线后发挥的作用还不太明显,这也得到了多背一公斤工作人员苏锐的证实。

 

 

        大旱也触发了NGO的反思行动。3月30日,北京多家环保和发展类组织聚在一起,沟通旱情信息,商谈可能的行动。4月20日,自然之友举办了“2010地球日多边论坛”,专家学者、民间环保人士、活跃在抗旱第一线行动者和媒体人士共同反思西南旱灾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未来抗旱的长期行动策略。此外,环保NGO积极发起对此次西南大旱致因的讨论,也使一些环境与发展的热点话题,如大面积种植桉树,大坝的无序修建等,再度通过媒体带给公众进行反思。

 

 

        NGO的调查还发现,旱情和水危机背后,凸显了严重的环境公平问题:一边是西南地区遭遇旱灾,而另一边却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奢侈性水消费。自然之友3月23日发布的《2010年度环境绿皮书》指出:北京是严重缺水城市,但却存在着严重的奢侈性水消费,仅洗浴中心洗澡一项每年消耗水资源就高达8 160万吨,相当于用掉41个昆明湖水。

 

 

赈旱渐进尾声

 

 

        随着近一段时间的降水,广西、贵州等地的旱情部分有所缓解,加之突如其来的玉树地震,NGO迅速将行动转向了玉树地震救援。

 

 

       庆幸的是,旱灾地区仍然有NGO在坚守努力。如上文所说的云南青基金的外围志愿者组织——润土互助工作小组,在“我为乡亲送瓶水”活动告一段落之后,针对一些农户因生活困难而出现的贱卖大牲畜、大春种植在即却缺乏生产资金、部分农村中小学生上学困难的问题,又开展了“旱区土货义卖”活动。

 

 

        随着雨季的到来,西南旱情严重地区的饥渴或许可以真正得以解决。但那时对NGO而言,在紧急救援告一段落之后,帮助社区恢复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也迫在眉睫。

 

 

        同样仍不可忽视的是,近日来旱情已得到缓解的地区因连连暴雨,目前可能又面临涝灾,需要当地的NGO深入社区做出需求评估,才能做出回应。友成基金会为赈旱临时成立的办公室,目前虽因抗旱项目的结束而完成其使命,但设在南宁的友成志愿者驿站,仍有计划准备积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5月5日,重庆彭水县普降大雨,受灾情况十分严重,因此友成迅速成立抗洪救灾项目小组,之后并将部分抗旱捐赠款项转为抗涝救灾之用。目前他们的行动仍在持续进行之中。

 

 

        随着部分NGO的迟到关注,以及雨季的到来,紧急救援的赈旱行动渐渐进入尾声。可随之而来的其他需求,也将摆在这些NGO面前,亟需有能力、有资源的NGO继续跟进并回应。

 

 

        对照汶川、玉树地震,与对西南旱情的关注和行动,NGO的参与度和反应快慢有很大差别,也许灾情的性质差异,是导致NGO介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NGO是否应该对每一个灾难都予以回应?回应的策略和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公众的期待以及NGO的定位和回应能力之间,存在着值得关注的落差。

 

 

        此次对西南旱情的回应之慢的事实,NGO无法逃避,也需要积极承担。虽然之前的汶川地震乃至后来的玉树地震的表现,只能说明NGO在那刻行动起来,并发出这个群体的声音。若如寄希望NGO的某次集体行动的亮相,从而实现整个NGO的进步和发展,那想必也太理想了。

 

 

        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可以说NGO动作之慢的部分原因,但其他的如NGO快速反应机制和联动机制等问题,仍亟需NGO的内省和互动。同样,大众对NGO的期待和需求,NGO也需要积极回应:NGO是否需要回应每一个灾难?回应时的策略是什么?以及如何回应?这更是一个让大众了解NGO以及参与NGO的过程。

 

 

 

 

 

注释:

 

 

1.徐辉,西南强旱民间应急试炼 NGO在哪里?[N],公益时报,2010-03-29

 

 

2.指国际和本土NGO云集的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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