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尽管肩负期望的G20峰会只有4月2日一天，但围绕峰会前后掀起的波澜却汹涌不息。场内，各国政府试图协商应对。场外，公民社会也和媒体一样，打开了聚光灯。活动者们尽力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诉求，将多元的倡导活动向峰会投射。正是这些来自公民社会的批评与压力、观察与建议，这些场外公民敲敲打打的声音，试图帮助政府从不同角度观察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为避免一叶障目的决策提供了镜鉴。我们在此编译和摘要发表相关文章和报道，和大家分享公民社会围绕G20峰会都有什么样的观点、反应和行动。
缩水的发展援助
为应对金融危机，G20拿出了1.1万亿美元的方案，但这些钱大部分钱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收入囊中。就在金融危机前的“太平盛世”之下，发达国家已违背承诺，导致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大幅缩水，此举是否更会使相应的援助雪上加霜，加剧对发展中国家脆弱和边缘群体的损害？和气候变化的的影响一样，公民社会担心，尽管这些脆弱群体并不是危机的制造者，却因抗风险能力弱，要不合理地为危机买单。
3月31日“拯救儿童联盟”组织对外发表声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饥饿儿童增加了1000万，并且预计今年底会有40万儿童因经济崩溃死亡。该组织希望各国特别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儿童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问题。
同样，据《新京报》4月2日消息，“乐施会”新闻发言人艾莉森・伍德海德接受采访时说，本次峰会的结论不应仅仅是拯救富有国家的经济，更应重视穷困国家因出口、投资和援助减少而承受的困难。根据乐施会的调研报告，依赖出口的孟加拉、越南、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为严重。“是富国的政策导致了经济危机，他们有责任帮助那些无力出台经济救援方案的穷困国家。”“世界视野”组织非洲部主任姆巴亚给出了世界银行的估算数字：“今年全球金融危机会让发展中国家5300万人重新陷入贫困，加入2008年因食品燃油价格上涨而返贫的1.3亿人的行列，这些数字不容忽视。”
来自NGO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发达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度削减官方援助已并非个案。最近数月，在官方援助方面，爱尔兰政府削减了9500万欧元（预算的10%），意大利削减了4亿欧元（预算的56%），拉脱维亚则索性临时性搁置了全部援助预算。
3月26日，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布2008年官方援助数额和G20峰会前夕，欧洲NGO的联盟——CONCORD 成员中的一百多位NGO领导人首次会见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Barroso），敦促他向欧盟成员国和G20施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金融和环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CONCORD负责人Olivier Consolo表示，按照现有的援助额度估算，目前用来解救危机的肇事者——银行系统的资金，总体上相当于未来154年的官方发展援助的额度，削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让人难以接受。
危机中的公平诉求
除了面对面坐下来和政府对话，作为直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游行抗议也是公民社会在政府间会议必然采用的手法。围绕G20催生了大量不同诉求的抗议行为。峰会前一周的3月28日，150个慈善团体组成的“人民为先”（Put the People First）联盟在伦敦组织的抗议活动，动员了大约35 000人参加。这些组织既有行动援助、乐施会和国际计划、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国际发展和环保组织，也有为工会和为无家可归和失业者提供服务的救世军。金融危机的蔓延有其全球化背景，也使反全球化浪潮有了更为现实的基础。G20峰会看上去讨论的是金融危机这一经济领域的单一议题，但由于背后与种种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领域的NGO借机将自己的关注点与之“挂钩”，进行游说和倡导。关注不同议题的NGO为何能借 G20聚合在一起，因为现今全球面临的种种问题总是相互缠绕，需要系统的应对思路，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游行队伍中，“资本家，你就是危机本身”和“为了世界上穷人的公平”的标语并驾齐驱，意味深长。这既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也有对新自由主
正义旗帜下全球自由贸易体制问题的反思。社会公平问题在各种呼声中显得非常突出。人们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拯救“肇事的”银行业，但公众却需要自己去应对失业压力非常不满。据BBC的一则报道，德国法兰克福发生了一次2万人参加的游行，游行者指责德国政府在拯救金融机构的时候动作迅速，但在保护普通工人利益方面行动迟缓。
2月3日，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拥有成员的全球消除贫困联盟（GCAP）向G20国领导人发出了“人民为先”的呼吁。GCAP强调，各国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危机的应对策略中应该将人民利益的考量放在第一位，通过有效援助、民主化治理、重视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找到走出衰退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可行之路，重建一个“人民为先”的全球经济秩序。
博客、短信：多样的资讯动员手段
此番针对G20峰会进行倡导活动，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利用了各种信息传播手段，例如Climate Camp作为气候议题活动的组织方，利用了短信、邮件和社交网站如Facebook进行了“串联”并成功争取到大量的参与者，在4月1日游行反对碳贸易。
另有媒体报道，乐施会和救助儿童会组成的NGO联盟——G20 Voice安排了全球50位博客写手实况报道伦敦峰会。一些政府代表被邀请和这些博客写手在峰会期间共同讨论发展议题。
这些写手包括全球反贫困联盟主席Kumi Naidoo，央视主播芮成刚等人，他们由网络提名并由联盟发出正式邀请加入。他们的采访和观察报告在G20 Voice以及其他知名网站如Twitter, Flickr, YouTube and Moblog上发表，整个过程充分借助了网络作为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为各方人士提供了反思主流发展模式的契机。公民社会发出了批判资本主义，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质疑的声音。CONCORD总裁 Justin Kilcullen表示，现有的发展模式依靠强劲的经济增长，不平衡的财富分配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榨取，目前有必要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进行改革。
在峰会结束后一天，国际行动援助在印度发出警告，应对全球危机的方案不能被用于拯救垂死的经济模式。行动援助的发展融资顾问Soren Ambrose提出，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引入新的政策，让市场服务民众而非相反。应强调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增加投入，增加妇女和穷人的人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并提供全面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健康。加大公共投入为民众提供保障，是应对危机并保障公平的必要手段。
在一衣带水、维系着数百万平民生计的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长期以来在政府和企业通过电力追逐利润的强力驱动下，大坝开发的张力一度咄咄逼人，让人喘不过气来。大坝驱动的强迫移民带来的贫困化恶果，已成为横亘在湄公河流域上的一道道伤痕，引发了社区和公民社会的长期抗争。
作为副产品，金融危机使湄公河流域国家一直处于饥渴状态的电力需求以及需求预期下降，在短期内电力开发的步调有所放缓，给将湄公河电力开发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湄公河各国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时机。
湄公河委员会（MRC）秘书处首席执行官Jeremy Bird表示，委员会成员国可以利用电力需求重新上升之前的短暂机会加强策略规划，全面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保证大坝建设要考虑到现有的百姓对河流自然资源利用和生存的需求。Jeremy此番讲话，算是对公民社会的回应。湄公河委员会一直受到公民社会的严厉批评，因为它作为政府间协调机构如同橡皮图章，软弱无力，在平衡该地区大坝建设中经济发展需求与社区生计和环境保护方面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离开湄公河流域的区域性问题，放眼全球，南方国家反对全球化的代表人物，关注南半球（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创办人，资深分析家Walden Bello特撰文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处于崩溃边缘，在更长期、更为基本及策略性的结构变革过程中，需要迫切采取新的步骤，利用目前的危机打造新体制。“新制度终止的不只是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还包括欧美对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支配；同时它还将换上去中心化、去全球化、民主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姑且不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否正处于“崩溃边缘”，这个显得有些激进的视角有助于深入反思现行主导一切的全球主流经济制度的利弊得失和未来走向。
环保与气候：险被淹没的呼声
G20 峰会召开前一天，绿色和平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跨海大桥上悬挂巨大横幅，以一以贯之的行动再度冲击人们的视线。横幅上大写着“气候和人民应在第一位”， 呼吁G20领导人更加关注环境与人民。
尽管峰会带来了高额的经济刺激预算，但其中并没有具体的预算、计划和措施让低碳经济转型和环保产业共享。这个结果令环保主义者感到失望。
地球之友常务董事Andy Atkins认为，峰会实际上把环境和经济发展再一次推到了对立面上。在这种思路之下，G20 领导者们拯救的将永远是高碳经济。怎样使绿色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相辅相成，更可持续地令经济复苏，而不是抱持“将环境问题暂时搁置一旁” 的漠然态度？这是环保主义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他们希望金融危机能够成为调整世界经济结构，使其由高耗能、高排放的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的一次契机。
因此，绿色和平发出呼吁：峰会中的富国成员需要承诺付出自己GDP的至少1%来发展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同时承诺停止对任何加剧全球变暖的行业的资助或者其他经济刺激手段。其余的国家，要竭尽所能来摆脱肮脏的以煤炭为主的发展模式，进入清洁能源的发展纪元。所有20国应该确保其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未来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能源发展没有负面的影响。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负责人David Norman发出警告，如果短期内没有治理全球变暖严厉措施，那么后果会比全球金融危机更加严重。
IMF改革问题
除了上述议题外，广泛吸引公民社会的关注和热议的还有IMF的改革问题。G20达成的一个协议，是计划增资1.1万亿美元，通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IMF在成为“最大赢家”的同时，也激起了公民社会的反弹。
由于过去IMF和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坚持全球化政策，推动甚至压迫发展中国家无条件放松管制，实行自由贸易，限制政府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加大投入，使后者付出了惨重代价。IMF在近期的声明中也承认，过去确实设立了过多不必要的贷款条件，表示要改革自己的做法。致力于消除贫困的NGO表示，通过IMF、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来发放大量的应对危机的资金引人担忧，呼吁对这些多边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关注南半球的Walden Bello提出，“负责金融事务（包括发展金融）的区域组织，应该成为新全球治理模式的中心，而不是其他由北方国家支配IMF这样的集权机构、并且独占资源权力的金融系统。”
然而，据监察IMF贷款的非政府组织Eurodad说，IMF仍将繁重条件附加于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中，最新的贷款案还是鼓励金融与银行系统自由化。
第三世界网络（TWN）的灵魂人物Martin Khor4月5日撰写评论，指出IMF贷款仍采用原来的政策，与G20现在支持的扩张性经济刺激政策相背道而驰。“G20将钱给IMF而非其他合适的国际组织来恢复经济，是一个不幸的做法。” 他同时发出呼吁，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应不只限于治理方面，还要在政策和实施过程中加大贷款信息透明度，以及借款国议会和公民社会的参与。
谁来代表众多的穷国？
从G8到G20，将“新富”的国家纳入，使得峰会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也反映了世界政经格局变化的现实。美联社认为，中国对于在G20峰会上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秩序，表现得非常直率坚决。为在如何监管及挽救金融体系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甚至提出建立另一种全球货币的主张，以结束美元在贸易、外汇储备和商品价格的主导地位。中国在IMF增资，也反映了中国进一步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一种愿望和姿态。
但是，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并未打消对IMF代表性的疑虑。关注南半球（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Walden Bello撰文指出，到目前为止，IMF的投票权分配只有些微改变。尽管外界要求让南方成员国家拥有更大的表决权，富有国家仍然在决策执行委员会中拥有超额代表，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国家则普遍缺乏代表性。
因此，尽管G20相比过去扩大了全球决策的参与度，但G20领导人所作的决定直接影响其他172个国家（其中大部分都是最贫穷，同时也是在经济危机和气候危机面前最为脆弱的国家），有些NGO认为，尽管峰会20国代表了世界85%的产出和80%的贸易份额，但却无法全面代表一百多个国家的观点和利益。因此，解决全球问题的最佳场所应该是拥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而非G20。这些组织对6月联合国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会，以及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大会给寄予厚望。
为此，全球消除贫困联盟（GCAP）要求赋权联合国，让联合国成为监督全球经济管理的核心机构，在金融体系改革中承担核心的角色，同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治理改革，让金融体系从现在的大国主导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同样权利的方向发展。
国内的声音
国内，民间组织固然对G20峰会决策力所不及，但在涉及危机应对的国内政策潜在的影响方面，环保组织也有所反应。在积极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10项措施中，两年总计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入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对拉动内需，制造就业机会方面作用明显，但对环保压力也显而易见。环保民间组织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担忧。在急于上马大型工程的压力之下，环评程序的“简化”无疑会降低门槛，使一些过去不能立项的项目在特殊的环境下获得通过。
3月9日，自然之友利用举办2009“中国环境绿皮书发布会”之机，向两会代表委员发出呼吁：应加大对4万亿元投资的环境监管，让4万亿元投资的决策过程更加公开化，让4万亿元投资成为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探路者。国内媒体对此进行了关注。
与此相应，环保部门负责人也在多个场合表示要严把环保关，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绝不降低环保门槛，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建设项目设置‘防火墙’。
围绕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决策，全球公民社会进行了关注和行动表达。其中纠结的既是本土议题，也是国际议题，它们将全球的命运联系到一起，也使公民社会感受到共同行动的重要性。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无法逐条列出资料来源，需要者请联系中国发展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