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反思正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社会创新主要力量的文化艺术类社会公益项目也吸引了不少有志之士加入，其中不乏来自艺术、学术等其他领域的人。然而，由于“文化”这个工作对象本身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以及项目参与者的群体差异性，使文化艺术类公益机构与其他领域的公益机构，如环保、卫生健康、扶贫或等相比，似乎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和环境，在项目设计定位、团队管理、机构运作、机构发展方向定位，以及文化艺术视角的思考对公益项目的影响等方面，都需要更加仔细的思考和实践。
基于文化艺术公益项目发展的需求，“长征计划”发起了“根茎论坛”项目。2011年7月8日至10日，“根茎论坛”的主论坛在北京呈现，近20个NGO组织参加论坛。他们既有纯民间的、致力于本土民间文化研究的“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也有来自学界的、研究与恢复丹巴县嘉绒藏族传统民俗的四川师范大学藏族文化保护项目；既有服务于工人群体的“工友之家”，也有推动边远地区儿童美术教育公平的“蒲公英行动”；既有以通过培养当地青少年作为传承文化手段的“土风计划”，也有通过引入市场化、商业手段提高少数民族手工艺者生存状况的“苗荟”；还有从科技知识层面切入的科学松鼠会、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以及国内著名的纪录片影像展“云之南”等。
主办方希望藉此给中国文化艺术类的公益机构提供一个深入交流、分享的平台，向社会展现创新的文化艺术模式如何进行社会实践，相互学习启发，形成紧密的合作，共同探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对于根茎论坛的项目执行团队而言，“如何组织文化艺术类公益机构做交流”是他们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责任。
的确，如同项目执行者宋轶在论坛上所说，根茎论坛作为中国首个文化艺术类公益机构/项目的聚会，它是项目中的项目。关于项目中的项目怎么样开展？文化的交流应该怎样去做？都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根茎论坛项目被设计为前期准备、调研与设计、筹备、论坛呈现与后期出版5个阶段。从项目开始时的2010年9月到结束，预计跨度为13个月。项目执行者们希望以走访、调研、学习为基础，为论坛的呈现设定出相对合理的沟通方式，并总结出类似工作的方法论。
于是，从去年开始，他们深入走访了福特基金会所资助的20多个文化艺术公益机构或个人，这些机构有位于东北吉林的“蒲公英行动”的项目点，也有西南角的“云之南”、“土风计划”。如同根茎论坛主办方“长征计划”这个名字所附带的隐喻，根茎论坛似乎也做了一次小长征，探访遍及各地的文化艺术类公益项目。
通过前期的调研和走访，根茎论坛项目执行者们充分了解了各个项目机构、个人，以及他们多年来从事文化艺术与教育工作的思考和实践、当前所面对的问题、采取的应对策略等。并在整体考量之后，转化为对论坛结构和议题的策划设计，对沟通方式进行相对合理的设定。
除此而外，在项目的前期阶段，根茎论坛还安排共同阅读学习资料的活动，并于2011年5~6月以滚雪球的方式在全国各省多个项目点进行资料巡回展，将各个机构、个人推荐的书籍和影音资料，或是人文社科的，或是自然科学的，或是纸本文稿，或是CD放入资料巡回箱，形成一个能够代表各个项目精神的微型资料展示空间，一个移动的、不断添加和不断被各个文化艺术类公益项目塑造的“传播媒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做了知识的整理和传递。
从这个角度来说，“根茎论坛”是一种“前介入”的项目。项目执行者丁洁说，相比仅仅三天的主论坛呈现而言，她更看重，也更费工夫在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上。在她看来，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不仅根茎论坛团队的成员收获丰富，而且也将曾经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类公益者们串联了起来，他们互相之间有了直接的联系，成为了朋友。这或许更能体现根茎论坛试图搭建一个交流平台的目标和意义。
搭好台子好“吵架”：项目间的交流和反思
在根茎论坛的项目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如何用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思维和方式来做文化艺术类社会公益项目？如何突破原有的社会项目检验标准，尝试建立新的检验标准？如何组织文化艺术类公益机构做交流？这是根茎论坛贯穿始终的思考。
如果说，根茎论坛的前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创新的解决了“如何组织文化艺术类公益机构做交流”这个问题。那么，在论坛呈现的三天中，与会者们全情投入地讨论似乎给前两个问题打开了一条路径。
7月9日下午，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的经验介绍引发了论坛第一次讨论的高潮。
来自中国美院的两名代表用较为学术的语言介绍了跨媒体学院近些年来所做的一些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中有的具有艺术理论的内涵，有的也试图介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形成社会影响。比如，“贫困设计博物馆”就是展示日常生活中底层人民为解决生活需求，随机进行的设计和制作行为。
然而，中国美院其带有艺术特征的、观念性的装置产品与传统意义上NGO实践所需要的务实性发生冲突。来自藏人文化网的才旺瑙乳就对他们所做的“藏族调查展览”提出质疑，希望他们给出一个数据。同时，其他一些NGO代表，也表达了“你们的艺术是要表达什么”的困惑。
当代艺术者和NGO实践者之间发生了碰撞，他们的争论与困惑似乎呼应了前面的两个问题：如何用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思维和方式来做文化艺术类社会公益项目？如何突破原有的社会项目检验标准，尝试建立新的检验标准？
作为本次论坛主办方“长征计划”的负责人，卢杰认为这种争论和困惑正是自己为什么要将艺术界、学术界与公益界人士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他说：“我们这次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请来了‘庞然大物’中国美术学院，并且也将其视为一个NGO的项目，根茎论坛的一个环节。”他认为，NGO中的文化项目，在很大程度上都运用了当代艺术的材料和方法，同时当代艺术一些关注现实的项目，也蕴含着社会公益的属性，两者是跨界的。其实，当代艺术目前的困境和NGO的困境是在一个层面上，工作也是在一个层面上。因而，希望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先颠覆自己的固定思维。
在把当代艺术和NGO拉到同一个层面之后，论坛的话题延伸到文化艺术类公益项目的评价标准上。卢杰说，我们一直用有效性、实用性、覆盖的受益人群、去过多少省份等作为一种衡量标准。这是一种有效的做法，而且在相当多的时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有一些特殊的项目，比较像当代艺术，是一种激发，是起一种兴，在短期内其有效性不能被检验，但它会逐渐地蔓延，对其他的项目起作用。
对此，丁洁表示，大家做事其实都很认真，也力求正确。但正确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是正确的，但下一个时间点去模仿就不一定了。绝对追求正确，只是在一个大波浪上追求平衡，我们的工作是在做微调。
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上，“蒲公英计划”的谢丽芳和“苗荟”的刘立军也表达了和丁洁类似的观点。针对有人质疑“苗荟”的手工艺产品抽离了原有的文化意义，而采用商业化的手段，强调其装饰性，刘立军回答道：“我觉得一个事情的发展不同阶段有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我们重点是做刺绣，都是在摸索。与其死的快，还不如多活几年，等国家醒悟了，可能就有办法了。”
这样的论调是在给自己做一种“开脱”？还是无奈之举呢？这可能正是文化艺术类公益项目所需要解决的困扰之一。
对此，卢杰认为对简单的引入商业手段是需要质疑的，他说，其实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艺术都在想的这个问题，传统和民间通过走向市场能不能达成保护和发展。整理和保护种子是目前大家最大的功劳，但同时不能忽视行动中的反思，我们还需要加深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找到传达、言说，或者代言的方式。仅仅只是市场化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分出资源去做社区发展，艺术教育和思辨讨论。
的确，由于文化和艺术的概念性强于实体存在这个特性，文化艺术类公益工作者们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寻找附着的实体，并常常延循其他项目的评判标准和推进方式做项目。借由根茎论坛的这些讨论，其实可以突破一些固有的认知标准，从文化艺术的象征性方面理解其对社会的干预能力，意识到这个象征意义对社会所能释放的巨大能量，跳出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出发点的思维惯性，用文化的方法——教育、辩论等，真正地使文化艺术现状和当前中国社会的基础、历史经验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