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年”：谁的狂欢
2011年很快就过去了，少不了回望这一年公益领域的林林总总，出挑在眼前的是一串的“丑闻”事件，称这一年成为公益领域的“丑闻年”并不为过。今年被媒体以“揭丑”为内容的报道，不是一个个独立发生的丑闻的碰巧扎堆，而是历史的积累在一个偶然的时点上的集中爆发。在一个个丑闻爆料、公众关注的狂欢中，身在其中的NGO可以趁着每次外界的推动，促进行业的发展。一个个爆料尘埃落定的年末，媒体和网民的喜新厌旧病开始发作，狂欢之后，各回各家，留下的持久的制度建设工作，谁来接盘？
一、“丑闻”回放
“丑闻”爆发引发的各种讨论和情绪发泄，是公众对于行政部门垄断和长期不透明的信任危机质疑的出口，今年最大的几起丑闻都与公募基金会有关。
“丑闻”影响最大的当属红十字会。始发于2011年6月的“郭美美炫富”，2008年四川地震救灾中被爆出万元帐篷，今年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万元餐费，这些连续出现的丑闻引发了高涨的公众质疑，而“郭美美事件”将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推向近几年来的最高峰。如果说之前的万元帐篷和餐费是一个如何使用善款的问题，后面的红商会与公司的勾连，在性质上则不可同日而语。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营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谋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这是红十字会商业化经营的合法性和边界问题，“郭美美事件”背后的逻辑再熟悉不过，以公益的名义谋取利益，或以其他名义谋求利润，炫丽的外表下，总是能发现“丑闻”。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一再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先是基金会放贷，捐款付息浮出水面，投资房地产、钢铁、计算机网络、商品贸易等诸多领域；另外河南宋基会以“公益医保”名义在农村大量“吸金”。后又被曝出在郑州黄金地段建设一座大型“宋庆龄”雕像，带出了这个公益机构“自筹资金”4亿元建设的大型项目。这么大张旗鼓地在城市投资放贷搞房地产，哪里是一个慈善组织，分明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12月1日在上海慈善会论坛上，中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说：“个别基金会热衷于商业运作、甚至出现了营利倾向。”
被冠之以卢美美事件的中非希望工程项目扯出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连中国青基会也被牵扯进来。会议经济、企业家俱乐部都是一种现实的商业经营，同样的问题是，大量的商业经营挂上了慈善的“羊头”，就让普罗大众愤怒了。11月27日，CCTV在网络声音渐渐消停之后，再暴曝出海外注册社团在大陆躲避监管而吸金的案例。
作为中国第二大公益组织的中华慈善总会也没有被人遗忘。中华慈善总会给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公司开出价值1 500万元捐赠品的发票，但该公司实际上并未捐赠。该会为此收取5万元手续费。按照现有的法规，慈善机构开具捐赠发票，捐赠者可享受减税待遇。央视报道称，捐赠者持1 500万元发票，可以减免200万元税款。而这个开具捐赠发票的资格，只有少数慈善组织可以享受。利用这些稀缺的公权力谋机构收入而致国家税收流失，为逐利而越界的面目一次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几股强大的舆论质疑中，还有一些事件充当了丑闻年的“配角”。其中有对陈光标捐赠项目掺水、在家乡假慈善、真商业的质疑；廖冰兄基金会自曝财务丑闻，主动公布一桩“家丑”：该基金会出纳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构资金用途及做假账的方式，侵吞基金会善款近80万元。而8月民间网络组织格桑花被指财务管理疏漏、会员造假等，对草根组织也是一个不小的震动。而多年前，青基会创办人徐永光和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报道的青基会投资的一桩公案，再次被提起，甚至一度传闻要面对面，但是后被取消。
二、为公众提供了“用脚投票”的范本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的捐赠大幅降低。当年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但捐款中流向政府和其他部门的总额并未降低。民政部官员曾说，再穷追猛打“郭美美事件”会伤害慈善事业。 一个小插曲是，主流媒体对官办NGO的评论，导致某些组织的捐款数量下降，但对草根NGO筹款影响不大。
7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承诺，要做到“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后又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承诺下一步还将陆续出台相关法规。民政部已代国务院起草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速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下一步还将专门出台《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规范指南》。
早在2011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先晒账单，在7月郭美美事件刚刚发生后，基金会中心网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召开的“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会议上，将透明和公信力作为主题，倡议基金会“晒行动”。
10月30日是壹基金发起的 NGO自律联盟（又称“自律吧”，USDO）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其成员多为草根组织。两年来，已有67家公益组织成为成员。“自律吧”在11月18日发布了财务透明模板，推动公益组织财务信息公开。在公益领域问题不断的时期，民间组织拿起了自律修炼的武器。
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只有业内人士，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道出了这几个事件“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他认为：“郭美美事件”属于商业红会公益创新的失败案例，河南宋基会的“公益医保”属于决策错位，而这些事件引发了我们对“公益组织商业运作的规则和底线”问题的探讨。 徐永光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认为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些业内视角的观点，在社会公众的讨论中完全被虚化了。
公益组织发育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方向，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零成本运作，少不了和商业沾边。投资、创新公益等形式一直要做下去，那么底线和边界在什么地方？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讨论，公益组织何不借此机会，对公益组织的真实环境和运作规律进行一次大众普及，去影响媒体和公众，避免笼统地言说透明和垄断等简单的结论？这样不但有利于为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好的环境，避免网络暴力的误伤，也能增加公众对公益事业的甄别能力。
三、 质疑的力量
被我们冠之以“丑闻年”的2011年，其实显示公益议题被媒体主流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2010年被媒体热炒的几个事件就开始了。
2010年9月李连杰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称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可能会中断，且问题“意想不到的严重”，这一事件一时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9月29日，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来到北京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慈善晚宴”； 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引发了十多家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困惑、担忧，乃至态度明确的反对。
中国公益领域已经成长出可以质疑的力量，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上已成为对抗行政垄断的力量。2008年以来，四川地震，民间资源迅速聚集，使得基金会展开了增量资源的争夺。救灾中的公募资格从最初的3家增至15家。公募基金会已经出现了不同的面貌，而非公募基金会的迅速发育，使得传统老基金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汶川震后3年多来，慈善和公益多多少少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而新媒体，微博凭强大的聚集和放大声音的功能，抖落出一个又一个的丑闻。微博成为生长中的新 “社会权力”宠儿，学者康晓光将汹涌的公众表达称为“一个舆论时代已真正到来”。而传统媒体继续跟进和深入的报道，使得公众对于网络新闻和传统媒体产生的微妙的信任和怀疑， 因两种媒体的互证而消解。至此，公益界的公共事务，见证了“用脚投票”的案例。
四、 格桑花的案例中的多种声音
在2011年的丑闻中，格桑花的案例可能是唯一备受争议的，争议不是来自社会大众，而是民间组织内部。
《公益时报》发表文章“格桑花被指会员名单造假 财务混乱陷发展困境”，以《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为标准提问：“地方社团能否大量招募外地会员？会员能不能不缴会费？因为会员入会的地域限制而编造虚假会员信息获取登记注册的社团该不该取缔？”
文章指出格桑花在财务、管理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如“财务账目混乱，管理机关是不是能够容忍？年审报告可不可以不反映实际情况？面对在网络等虚拟空间生存的社会组织，有关部门该如何监管？”
和对“郭美美事件”等事件的群体沉默相比，民间组织在灰色环境中生存，被迫接受一些不合适的法规，甚至不得不“非法性”生存，这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对格桑花财务混乱现象、对会员制组织的管理问题，独立媒体人、女声报编辑吕频认为，一个新注册的NGO，没有全职工作人员，靠会计远程记账，录入错误为什么不能原谅？《公益时报》的报道没有指出任何贪污、挪用、滥用行为，公众真正关心的是善款善用。政府机关本身在财务廉洁公开方面就没有做出表率，（这点反而）应该向NGO学习。
NGOCN论坛有帖子指出，媒体应该“拥有建设性的心态和大局眼光”，但稍微了解公益行业的人就会知道报道中提到格桑花的各种问题，如合法身份、两张皮、会员等等是诸多民间公益组织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促进民间公益发展需要着力去解决的。如果媒体能够有建设和发展公益行业的态度和眼光，去触及民间公益组织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上的问题，不是将更有意义吗？8月23日，格桑花在官网上发布了“对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针对《公益时报》指出的问题，对公众做出解释和说明。
9月，格桑花负责人洪涛在其微博上写道：“在未来希望公益界的伙伴们有人来写中国草根公益组织发展史，写我们草根组织的生命力，写我们的挫折痛苦和头破血流，写我们的纠结和无奈，写我们如何绞尽脑汁，写我们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写我们的血泪故事。站在未来看今天。”基于对夹缝生存、非法生存的同情和相惜，也是对共同身处的外部环境的无奈，业内引发了对格桑花的支持和同情。
圈里流传的民间组织“丑闻”已经不少。如果民间组织没有危机意识，不主动发声去正本清源，任由对公益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认识蔓延、放大，或许将集体成为某个“丑闻年”的主角，引发对行业的影响将不再是公众用脚投票的问题，也许就会成为压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有媒体报道，南都公益基金会出资10万元支持格桑花请专业第三方机构对机构进行评估。12月18日，“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上，第三方独立评估评估机构瑞森德正式发布了《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组织评估报告》。报告对格桑花的组织身份合规性和风险性、信息披露现状及披露机制、重大行政管理支出、组织治理结构和志愿者管理等5个方面进行了评估。针对此前《公益时报》文章提出的财务管理、10万元人力咨询服务采购交易等问题，一一给出了答案。评估报告不久将在相关网页发布。会上，与会者对格桑花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重大事件的发生、讨论、调查甚至诉诸法律，都可能成为推动制度建设的契机。但至今还没有第三方对今年涉及几家公募基金会的事件做出独立的评估，而业内对格桑花事件发出的不同声音、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瑞森德的评估，构成了格桑花事件处理的一个难得的案例，也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总之，今年连串的“丑闻”加剧了公益组织的信任危机，将多种问题大杂烩后，共同指向透明和公开，以及对资源垄断的批判。目前，这种强大的社会批判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舆论的阶段，对丑闻暴露出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怎么解决，需要下一步更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