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贫资源首次公开向非政府组织开放
12月19日上午，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启动仪式。随着该项目的正式启动，中国政府扶贫资源将首次公开向NGO开放，所有国内NGO都将有机会通过竞标获得政府扶贫资金，去贫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
按照项目设计，国务扶贫办和江西省扶贫办将提供11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全权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招标选择一些NGO在江西省的22个重点贫困村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同期，亚洲开发银行将从英国政府出资设立的扶贫合作基金中提供100万美元用于该项目的设计和示范推广。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本项目的实施机构，将负责项目试点基金的管理和监督、给参与试点实施的NGO提供能力建设，并且提供相当于10万美元的无偿投入。
启动仪式后，扶贫基金会还举行了NGO招标说明会，公开招标选择实施首批试点村的NGO。在2006年6月，扶贫基金会将组织第二批NGO招标活动。（王广宇）
联系：中国扶贫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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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民间共论公众参与环保—— “绿色中国”第九届论坛召开
2005年12月3日，作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环促会）承办的“中国环境文化节”的重头戏，“绿色中国”第九届论坛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环保NGO以及学生社团代表近百人，共同探讨“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这一话题。
上午，来自全国人大、政协、中宣部和其他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以及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环保与公众参与在建设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指出，在环保和社会生活中其他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都应该有公众参与，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继续推进民主的表现之一，其必要性无须论证。而保障公众参与环保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即政府向全社会公开透明和真实的环境指数和信息，并且建构公众参与的平台、渠道和载体。许嘉璐认为，尽管全国50万政协委员就是参与的渠道之一，但仍然有限。社区也要建立这样的平台，使环保进乡、进村、进学校。他认为，中国环境NGO的数量和环境的现状相比，还“太少太少”。而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则将公众参与列为国土规划的四个原则之一。他指出，在重大问题规划上，在规划比选方案上要组织听证，并将规划成果向社会公开。
当日下午则主要是国内外环保组织唱主角，它们多围绕本组织的实际案例展开发言，分享思考。“地球日国际”理事杨仁泰以美国为例介绍了环境运动的起源和解决环境冲突的法律程序和机制，包括NGO推动公众参与的难点和相应的策略。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代表介绍了本组织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法律草案和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如何参与环评，推动污染者守法，敦促政府采取环保措施。日本奥伊斯佳、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保护国际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组织在华开展的项目活动。以青少年环境教育为主旨的“根与芽”创办者珍·古道尔作了即席演讲。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教授王灿发以具体案例说明在中国开展公益诉讼的各项制约因素，并提出推动公益诉讼实施的具体建议。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回顾了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历程，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呼吁建立社区层面的公众参与机制。以志愿回收废旧电池闻名并创办新乡环保志愿者协会的河南新乡农民田桂荣，介绍了自己参与环保的经历。
20多位代表的连轴发言把为时一天的论坛挤得满满当当。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上午的发言可以看作政府高层从宏观和政策层面对环保的公众参与发出的积极的政策信号，说明公众参与环保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环保局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渗透。下午的发言则是环境NGO以自身实践对政府代表做出的积极回应。当然，政府代表可能失去了一次了解环保NGO的机会，因为他们在上午发言之后都离开了会场。不过，作为论坛主持人之一，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促会会长潘岳尽管没有作主题发言，但全程参加了论坛。此外，他还为与会者带来了一本文集，其中收录了他个人对环保与政治、市场、科技、社会乃至文化关系的若干反思文章。其中，除对环保与公众参与进行专题论述外，无论是针对政府环境治理方式（绿色GDP、官员政绩考核以及战略环评），还是有关环保与社会公平、环境文化以及文明转型的思考，公众参与的思想均渗透其间，换个角度来看，他为本次论坛提交了一份非常系统、有份量的书面发言。
有趣的是，一些大企业，包括在建坝风波中备受环境NGO质疑的几家电力企业作为论坛的协办方，也列席论坛但表现低调。也许，中国环促会希望利用自身的背景，创造条件推动政府、企业和NGO之间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对话和沟通。（付涛）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网络启动
2005年12月，第一家系统推动NGO和企业合作的网络――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网络启动。该网络致力于协助企业和NGO双方在扶贫、救孤、助残、环保等公益领域开展合作，帮助企业通过加强NGO能力的方式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来自国内外NGO、企业和媒体的80多位代表出席了开通仪式并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进行座谈。
此前不久，从民政部主办的中华慈善大会上传来消息，中国企业99%没有过慈善捐赠行为。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汤敏对此深有同感。亚行推出的一个有创意的鼓励NGO从事公益事业的“中国发展市场”项目，吸引了1000个NGO发出申请，但却遭到企业冷遇，面临筹资困难，目前只有一家企业捐助，离60万美元的募款目标相距遥远，而亚行在仅仅拥有7000万人口的菲律宾，同样的项目很快筹集到150万美元。汤敏认为，这反映出中国非常需要大力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就是一次很好的政策和舆论推动。
中国企业缺乏捐赠意愿的现象固然与鼓励捐赠的法律法规不完善、NGO社会公信力有待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总体上相当薄弱等多方面原因相关，同时，也与企业和NGO之间在加强沟通了解进而开展合作缺乏有效的渠道有一定关系。事实上，与会的企业和NGO代表在发言中，都提出了它们通过合作整合资源的成功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企业为NGO提供了资金、志愿时间、专业技能、人力资源培训、甚至影响地方政府为NGO营造一个活动空间等多种形式的支持。而通过与NGO合作，也能为企业带来多方面的收益。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副所长邓国胜认为，这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增加拥护群体并增强国际竞争力。”
事实上，一些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已为国内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英国石油公司（bp）北京分公司社会投资项目经理张磊介绍，bp在美国注册成立了bp基金，接受其全球员工申请，为员工从事公益活动的志愿时间或为慈善事业捐赠的资金进行配比，成功申请到的配比资金将直接交给员工为之服务或者捐赠资金的公益组织。目前公司在华主要实行时间配比（每小时志愿服务10美元），限额为每人每年5000美元。除象bp这样鼓励自己的员工从事公益活动，邓国胜介绍，由企业直接举办公益组织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例如台湾的基金会1/3是企业基金会。
不过，从国际视角来看，企业和NGO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慈善捐赠这么简单。《中国发展简报》创刊主编高飏在发言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作为一个看似达成共识的概念，其实非常值得深思。NGO和企业合作应该持谨慎态度，企业为NGO提供资源是好事，但并不就意味着企业就在社会和环境方面承担了责信（Accountability）。NGO和企业发生关系有多种方式，最终目的是要去影响企业的行为。仅仅有企业的慈善行为是不够的。
启动仪式现场还进行了网络功能演示。网络会员可以依托网站，在上面发布资源信息，查询公益组织需求信息以及NGO能力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文献。网络的发起机构，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介绍了网络年度发展规划，以及依托网络正在筹集北京农民工医疗救助基金的情况。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网络由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法国拉法基集团公司和鸿尚咨询有限公司提供赞助。截至网络启动之日，共有10家企业和30家NGO加入。 （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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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8亿每年项目近百个，爱德基金会20周年继往开来
2005年11月上旬，南京爱德基金会举办了20周年庆典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资助、合作机构以及国内各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位代表汇聚南京，共同体验爱德作为国内第一家有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和发展机构，在过去20年间度过的“丰盛的生命”。庆典大会之前，部分代表还自费亲临贵州、宁夏、四川和云南的项目点实地考察，并在大会上分享他们的体验。此外，会议围绕三部门协同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的贫困问题等话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全国政协副主席、爱德基金会董事长丁光训回顾了1985年创办爱德基金会的经历。现任秘书长邱仲辉对爱德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爱德从3个人和两张桌，发展到现在40多位员工以及许多志愿者，从单一的外教项目拓展到八大类每年数十个综合性公益项目，项目区域从江苏逐渐覆盖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百个县市，年度募集资金从数十万元到近亿，累计8亿项目款（截至2004年底），工作领域从教育发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防盲治盲与特殊教育、农村扶贫与综合发展、生态保护、妇女发展等多个社会发展领域，爱德走过了不平凡的旅程。
国内慈善组织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致辞对爱德表达了敬意，称爱德在管理运作、员工培训以及社会公信力等方面“不愧为老大哥风范”。这样的风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德独特的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的风格。一方面，爱德由基督徒发起， “为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提供了新的形式”。另一方面，爱德又是“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服务对象不分有无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异同”。爱德的员工中，有基督徒，也有共产党员。在资金运作方面，邱仲辉总结道，爱德认为对民间组织而言筹款固然很难，但高效率、高效益地管好、用好捐款更难，严密的管理措施加上和项目区受益者的直接联系，是爱德保证项目质量和资金安全的“秘诀”。而“三心”（博爱心、事业心和进取心）、“三力”（沟通力、合作力和创造力），是爱德在机构文化建设方面经过摸索性策划形成的基本要求。
1993年，以敏锐地追寻社会需求为目标，爱德理事会早于国家对西部的关注，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将项目重点区域逐步向西部转移，从而“里程碑式”地拓展了项目的活动区域和领域。目前，爱德又在新的环境下开始了战略调整。丘仲辉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东西地区发展失衡、城市农村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人与自然失衡、经济社会失衡。爱德应对这些问题的思路，是要从微观具体的工作转而同时关注宏观情况，以研究为先导，不只要为项目实践提供指导，势必也将在宏观政策层面起到倡导的作用。此外，爱德还开始关注近年来新涌现的草根民间组织，有意利用自己积累的项目管理经验提供培训咨询，推动中小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而在具体的项目方面，爱德将把重点放在贫困问题、环保、艾滋病、清洁用水、可替代能源开发和研究发展等几大领域。
为应对这些战略调整，爱德在筹资方面也开始重视国内“市场”。目前，爱德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海外（包括香港），大量的海外代表自费前来参加庆典活动，让人感慨爱德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际支持网络。而另一方面，2004年爱德的国内筹款额只占到1.43%。为此，爱德在2004年成立了宣传筹款部，在继续保持国际联系的同时积极面向国内开展宣传筹款活动。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宣传筹款部主任张利伟告诉《中国发展简报》，他期望在未来几年内，将国内的筹款额度增加到10%。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爱德正从扩大自身在国内的知名度，提高机构和项目的公众认知入手。
中国亟待建立利益均衡机制
在爱德基金会20周年庆典上，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了精彩演讲。他从资源与环境、投资和出口三个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进行分析，指明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通过推动内需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悬殊，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其需求处于饱和状态，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缺乏现实的购买力，对内需增长构成严重制约。199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达到0.458。悬殊“比发达国家、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要大，中国已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孙立平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乡差距占到整个贫富差距的40%，使城乡出现断裂，处于不同世界和不同时代，更糟糕的是它们要面对共同的市场和价格。收入分配高度不规范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国有资产流失、资源市场化（主要指土地）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后者在近年来导致出现4000万失地农民。以2002年为例，孙立平发现，在10万亿GDP总额中，居民收入中不规范分配的比重达40%。有学者用“群体间掠夺”来描述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孙立平认为，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市场体制建立过程中缺乏与之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不同群体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有巨大差异，使市场中利益格局严重失衡。他积极呼吁，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实现相对的利益和谐，在目前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政府应该有自信着手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以分化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权利为基础。
“否则，再过20年政府会后悔。”孙立平说。（付涛）
太阳村举办研讨会聚焦服刑人员子女心理问题
2005年12月17日，从事服刑人员子女救助的北京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太阳村）召开首届研讨会，倡导社会重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护，消除歧视，加强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和心理辅导，发挥NGO在保护未成年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50多万名罪犯，每年有几十万罪犯投入监狱，以70%已婚，每人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来计算，服刑人员子女构成了一个数量惊人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权益保护处于法律的盲点，既不在民政部门，也不在司法部门的工作范围之内。
心理问题困扰儿童村
由于长期被忽视，这些儿童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仇视心理、攻击性、严重说谎、内心封闭、破坏欲），并有一定的犯罪隐患。德国心理学专家Rainer Nathow对此类儿童进行心理测试后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心理、生理上遭受过严重的伤害，这一切将造就儿童行为障碍，可能由此产生智力发展障碍和学习障碍。”太阳村创办人张淑琴以具体的案例撰文分析：在我国，很多罪犯子女因父母服刑而无人照顾，大部分失学流浪社会，有的捡破烂糊口，有的沿街乞讨，有的替人放牛放羊，有的被亲属皮球般踢来踢去遭受虐待。更有孩子因为受不了歧视自暴自弃走上犯罪道路。
十年来，张淑琴先后在陕西、河南和北京创办了6所为罪犯子女提供救助的儿童村，救助过600多名此类儿童，目前在太阳村直接管理下的5所儿童村还有250多名孩子生活学习。漫步位于京郊顺义的北京太阳村，一座座由国内外企业、组织和个人捐建的彩色爱心小屋和图书办公用房散落在院内，毗邻的中小学村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就学渠道。通过在租赁的260亩农场自行种植经济作物和果树，太阳村获得了一定的收入来源，逐步走向自立和自养，孩子们的孩子们的生存和就学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同时，太阳村建立了心理辅导室，由来自8所高校的大学生为孩子们提供心理辅导。尽管如此，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仍然非常薄弱。太阳村员工千鸿说，今年4、5月份她曾四处联系北京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心理研究部门，询问是否有人在进行服刑人员子女心理研究并能提供相应的辅导和帮助，“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仍然是横梗在太阳村和学校面前的一道障碍常常让太阳村和学校感到束手无策。
为此，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相关问题的专家学者、儿童救助组织以及此类儿童父母服刑监狱的负责人等，共同研讨相应的策略和对策。两位国际儿童心理专家对有关儿童恢复力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
长期关注儿童村的心理医生刘喆建议，儿童村应建立准家庭模式生活，以进一步增强孩子的归属感（目前每个爱心小屋有12位孩子，由一名员工担当爱心爸爸或妈妈，属“大家族式管理”）；在管理运作中扩大孩子的参与；并由心理辅导员、生活管理员和专家治疗组组成应急小组，在孩子出现失控或逆向变化时快速予以反应。当然，这些的建议由于受到资源的约束，并非能一蹴而就。
专家呼吁建立相关救助法规
研讨会除直接关注服刑人员子女的心理问题，也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国家对这个特殊人群应当担当的保护责任进行了研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雪梅在书面发言中提出，应健全、完善国家监护制度；在法院对父母判处处罚之前或者同时，应根据不同情况指定孩子的代养人或者监护人；发展寄养制度；鼓励有条件的个人或者组织成立保护、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学校或组织。张雪梅同时认为，国家应该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救助制度，制定相应的福利政策。民政方面，儿童福利院应该把此类儿童的保护和救助纳入其职责范围，并在经济、就学方面予以救助。监狱工作也要把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延伸到罪犯子女的权益保护上。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儿童村的影响之下，一些监狱已经现行开始了新的实践。河南女子监狱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前来参会并发言的白灵科长介绍，该监狱女犯的孩子中有200余名因为父母服刑、母亲服刑父亲死亡或失踪而无人照顾。2003年8月，受前来帮教的张淑琴启发，监狱领导决定依托北京太阳村建立新乡特殊儿童救助中心，并给予相应的资金和物资投入。迄今为止，该中心已救助56名儿童，其中37名被送到北京太阳村，19名儿童送到新乡特殊儿童救助中心。“我们干警也是救助行动的受益人。”白灵感慨地说。在她列举 的几个案例中，服刑人员均因为其孩子得到救助而看到了希望，转而积极配合监狱进行改造。不过，让她犯难的是，监狱的办公桌上常常放着很多小条子，干警们往往要筛来筛去，从中找出最困难家庭的孩子给与救助。
如何让更多监狱能够接受新的理念，将监狱工作延伸到服刑人员子女身上，正是北京太阳村正在积极推动的一项工作。张淑琴说，“我们正在向监狱渗透。”
仅仅依靠制度是不够的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康晓光将两年前所写的《起诉》一书送给与会代表。1他以此为题说明，除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严重的道德缺失也是导致有限的制度不能有效运行以避免悲剧的重要原因。“二十年来‘要效率，不要公平’，‘讲制度，不讲道德’造就了一个高效率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的社会，但这一切的代价是巨大的‘社会赤字’，表现为大众的权利被全面剥夺。”康晓光借此机会呼吁重建中国文化中的仁与善的道德传统，呼吁政府、营利和非营利部门相互配合。
隆冬之际，会议室外的寒意压不住与会代表的热情。作为太阳村的支持者，他们从浮躁的城市来到郊区这片抚慰儿童创伤的家园，心灵也同时获得净化。而对于太阳村而言，这应该是其发展历程中一个值得记载的节点。在过去十年致力于解决孩子们的生存问题之后，太阳村现在开始着手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康晓光认为，这意味着太阳村不只是倡导在一种理念，也是在对提升NGO的行业质量做出实质性贡献。
注释：
1.2003年6月在成都，3岁女童李思怡因警察渎职致其活活饿死家中。作者在详尽的采访基础上，从制度和人性、道德层面对这个震惊世人的悲剧进行了全面的深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