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伟亚（《中外对话》副主编）
周玖璇（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执行主任）
金嘉满（全球环境研究所主任）
王莉萍（《财经》记者）
李 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网络CYCAN前总干事）
周 翔（安徽绿满江淮总干事）
姚 遥（天下公言高级研究员）
刘鉴强（《中外对话》副总编）
杨方义（德国哥廷根大学林学院国际和热带林业硕士，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志愿者）
温波（美国绿色资助基金会中国项目协调员）
黄月媚（May Wong）（全球化监察总干事）
对德国之行的印象和感受
霍伟亚：在德国访问期间，我们能够以NGO的身份和德国环境部的官员在一个办公室内谈话，这在中国比较难。德国组织的资金很多来自政府，这样的生存空间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对我都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周玖璇：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分布在德国各地的消费者联盟，联盟本身有一整套体系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宣传活动。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联盟会把从不同地方来的产品分别进行标识，表示碳消耗量的多少。来自本地的，用小瓶子装；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产品，用一个中号的瓶子装；来自非洲和中国等更远地方的产品，用大桶来装。这样能够直观地为消费者传达选择低碳消费品的信息，更多地宣传使用本地产品。
金嘉满：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北威州消费者协会的活动，我们在国内也有类似项目，例如在农村推广节能的柴炉，在北京推广有机食品，但做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他们这套运作体系，包括（为消费者服务的）咨询中心在内，资金既来自政府，也来自咨询收入，通过商业化的介入保证机构可持续运作。我希望能和协会建立联系，看看是否能在北京也建立咨询评估的中心。另外，德国公民社会对德国和欧盟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比我们要深入得多，他们能对自己国家的能源结构、不同能源的发展比例和趋势了解清楚，这对中国的机构有借鉴意义。
王莉萍：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鲁尔工业区的转型问题，鲁尔区是煤电大州，中国同样面临转型问题。我们在这里拜访的（德国）地球之友，成功地迫使一个投资了8000万欧元的新煤电厂停工，第一次听见这样的案例，（关闭煤电厂）这样大的损失（在德国）大家都认可，我很震惊，其中有很多经验可以学习。
李立：我感受最深的是（到达德国的）第一天上午，我们跟欧洲气候基金会见面，当时一位女士提出，什么是低碳，低碳的标准是什么？我从那时一直到现在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经过十几天的走访，我看到德国的各种组织，通过影响交通、消费、与火力发电厂抗争等方式，寻找和推动自己的低碳标准。推动公众和政府在低碳的目标下开展工作，是我的未来梦想。
姚遥：中国人整体上是最理性的人，对任何一件事，如果有合理的理由来说服，我们都不会去反对，但如果放在更大的议题下，例如在气候变化，或者个人选择、个人自由方面，就会遭遇很多碰撞。德国地球之友反对煤电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中国会说我们有能源需求，有好的技术来进行燃煤发电，但他们可以直接对煤电加以反对，反对的理由可以很多，不一定是造成了实质性伤害才能反对，完全可以为了反对而反对。在德国的环境下，这种反对对整体社会发展是一种促进力。首先，对机构而言是自己愿望的表达；其次，强大的反对力量，对大型能源机构造成了很大压力，为促使其采用新的技术方法提供了动力。但这样的反对在国内会被斥为不理性。相对而言，中国的环保NGO还是太理性了，例如在反对水电开发的问题上，现在已经没有人站出来说，我就是反对水电开发，大多数还是说我们反对不遵守程序的、破坏环境的水电开发。反对垃圾焚烧，也是反对低标准、没有公众参与、没有程序的垃圾焚烧。社会中反对者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是使社会具有了活力。现在很主流的观点是将观念坚决的人视为激进或极端分子。在环保领域，我们还没有很包容的环境，对很尖锐的、甚至不理性的声音，缺乏包容和接纳。
刘鉴强：中德NGO彼此不了解的情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我这次参加德国之声举办的全球媒体论坛，主题是气候变化，这可能是全球最大型的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媒体论坛，9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记者参加，200多位发言人和主持人，30～40场分论坛，只有我一个来自中国的发言人。中国的排放在全球占20%多，但主办方对加纳这样一个非洲小国就请了20多人，中国只有10人参加。这说明欧洲对中国隔阂之大，在这样一个需要中国作为伙伴参加的会议都忽略中国人。从我们拜访的组织来看，很多欧洲NGO并不了解中国。例如有欧洲的NGO所提的，会议为什么没有讨论中国的核能政策问题。1。中国有那么多的污染问题（需要NGO优先应对），核能还没有进入公众生活，还是被严密控制的工业，因此对中国NGO而言这是不必讨论的问题。中国对欧洲也不了解，我们拜访的消费者中心，并不是想象中为消费者解决产品质量问题进行申诉的组织，而是解决降低房屋建筑能耗等问题的咨询中心。总之什么都是新鲜的。我们不光是向德国NGO学习，也和他们交流，觉得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欧洲的媒体也不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有利于欧洲对中国的话语权。
杨方义：以前和大型的德国组织接触多些，印象中觉得德国没有草根的组织，但这次看到消协、科学商店等草根组织，他们进行倡导、游说工作的形式很新颖，也比较踏实，方法值得借鉴。特别是那天拜访的消协介绍在建筑节能方面的工作，感觉特别受鼓舞。他们能够用量化的方法来推动低碳建筑，另外还尝试市场化手段，通过服务，从资金上促进机构的持续发展。另外，比较明显的是德国政府在向NGO买服务，NGO都在参与政府的气候项目。政府可以向NGO购买服务，这对中国NGO有借鉴意义，是中国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温波：印象最深的是德国组织的敬业精神。无论是组织交流还是访问的德国组织，对自己的事情很认同，做事非常认真。我对整个访问的印象是，德国有很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公民社会有肥沃的土壤，公民有机会和渠道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的政策倡导。政府和市民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市民、官员、基金会人员、普通NGO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中国相比之下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就是很多事务比较开放，像这样的会议，学生可以随便来参加，自由发言，没有森严的上下等级关系，整个社会比较平等、和谐。
黄月媚：德国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探访当地各团体，发现全球气候变化的议题在德国已深入民心。针对这议题，民间团体不只是停留在公众教育的层面，而是联合有关专家做了很多实践，把“减排”真正落实到生活细节中。例如利用地下水及太阳能等先进技术开发了“近乎零排放”的办公大楼，而其成本只是比普通办公大楼多20%而已。这使人明白要达至可持续发展的生活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难。另外, 有德国民间团体把一种行为(如空运) 可“减排”多少具体计算出来，很有说服力, 使人明白改变生活态度及方式 (如吃本土出产的食物) 而达至“减排”也可以很具体地实践。德国之行使我对全球气候变化有了很多了解及反省。
进一步的思考以及未来的合作预期
霍伟亚：中国有很多产品出口到欧洲，在欧洲（德国）消费。德国有很多运营良好的消费者协会（等公民社会组织），是否可以通过产业链做些工作，对中国污染大的企业给一些压力，让它们变得更绿色一些？
周玖旋：我来自农村发展领域，在看到德国消费者协会的活动后，我非常关注相关的产品从何而来，但我没有机会接触德国做有机农业和农业研究的机构与学者，这方面的信息获取欠缺一点。我希望今后的交流合作能够不限于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德国是有机农业方面较为前卫的国家，我希望能看到德国在生产过程中的经验，从源头关注农村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另外，德国很多公众对中国农村的现状并无清晰的了解，希望看到未来中欧在农业发展趋势上的交流和合作。
金嘉满：我希望了解德国是否有人研究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式，获得相关信息和可以借鉴的建议，也希望能够在可再生能源上产生合作。另外是消协，我们希望将来能学习将有机产品、节柴炉灶等低碳产品向市场和公众推广的运作程序。此外，德国在2001～2009年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3.4%增长到16.1%，还计划到2050年实现100%的零排放，实现的方法、技术和政策值得借鉴。我们双方可以建立共同的信息平台，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层面的交流，也探讨软的方法、机制和政策，共同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如果缺少资金，再推动融资，推动政策改进。
王莉萍：我曾去英国，发现超市还是免费给塑料袋。英国环保部长告诉我，我们的公民需要慢慢接受环保概念，在德国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是将环保作为示范项目，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将环保作为示范项目，觉得环保是一种生活。
李立：我更关注青年方面的工作。欧洲的民间组织有几十年历史，中国环境运动刚有十年左右历史。作为年轻人，我有信心在未来能够真正参与推动社会变革。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作为连接青年实习生的桥梁，可以组织类似的活动，促进双方青年的对话交流。
周翔：我们机构在2006年就开始与美国的机构开展国际合作，不只在资金上，也在技术理念，包括思维方法和方法学上合作。例如与国际河网合作开展对水坝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与太平洋环境组织在应对水污染方面合作。我们几乎每天能收到美国组织发来的信息。在与欧洲团体的合作方面，2009年才和芬兰和意大利团体接触，总体上我们知道美国组织在做什么，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手法，但对欧洲一无所知。
刘鉴强：欧洲和中国NGO之间合作，应当和经济交流结合起来，欧洲很多产品在中国外包生产，在碳排放和环境污染方面产生了严重后果。中国NGO对这些外包企业无所作为。可以推动大的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中欧在经济上有很多联系，但公民社会是脱节的。可以在两端分别进行监督，从具体项目去做。以后的合作应该不是面上的交流，而是点上的合作。例如水电，国内总是说欧洲已经开发完成了，但欧洲真正的情况如何，我们NGO拿不出基于事实的调研数据去说话。核电方面，中国在未来将从国外引进30个核电厂，但你没有知识，就没法去反对。信息的力量特别大，特别需要在具体问题上取得重要信息。此行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很多人，了解了未来报道和行动的联络资源。
杨方义：自己对合作前景挺看好，主要还是看未来双方是否能求同存异，欧洲NGO能影响政府，中国NGO还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环境上也有限制。像大的减排目标，短期内不太能达成共识，可暂时放下，在特定领域，德国做得好的，我们也有前景的，如我自己感兴趣的低碳城市方面，先行动起来，才能在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取得共识，否则这种合作将停留在讨论上。
温波：在具体的交流上，双方的期待不同，中国组织往往从组织自身的角度，从自己关注的领域出发考虑问题，注重是否获得项目，工作领域内是否有合作。而（整个）交流项目，包括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增进中欧公民社会交流，但中方没有这种机制，每个人只能从份内工作的角度开展交流。实际上其他的机制和团体也在促进这方面的合作交流，我们只是对更广泛的交流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这种横向联系花费较大，不具有很强的复制性。以后的交流应当侧重于具体工作的交流，了解相互的工作方式、理念方法。
黄月媚：未来合作希望包括宏观及微观两方面，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例如这次德国之行的工作坊未有足够时间交流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另外就是有机会与德国的民间团体就某一个具体项目合作，例如在中国（包括香港）开发及推广“零排放”建筑物，推广单车等等。
（本文由付涛根据录音整理）
注释：
1.指6月28～30日举办的“哥本哈根失败之后：由公民社会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之道和中欧的低碳型经济”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