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8月初，来自中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在内）以及德国的35个民间组织代表参加了为期3天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效性开放论坛中国地区研讨会”，讨论国际发展援助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以下简称“CSO”）的有效性问题。目前，此类研讨正在一个CSO全球网络的支持下，在17个国家与地区分区开展。会后，包括中国民促会在内的数家核心组织1成员决定以网络形式，与国际公民社会推动援助有效性和发展有效性的倡导行动相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的讨论和行动。
背景
国际发展援助是指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所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以各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1970年《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净交付额应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
经合组织（OECD）32个成员国囊括了世界上90%以上的发展援助，但这些国家在履行承诺的道路上远未达标。在援助资金的使用上，它们各自为政，采用不同的标准投入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援助有效性的大讨论。这里所指的有效性，即“援助机构、尤其是官方发展援助在针对贫困群体开展发展项目时可持续性的程度。”
为此，经合组织每3年组织一次援助有效性会议。2005年3月，由100多个国家的部长（包括中国）参加的巴黎援助有效性会议（第二次高层论坛），因产出了《巴黎宣言》而具有标志性意义。资助机构与被资助国家政府之间就5个原则和共同承诺达成协议，作为2005～2010年间的共同行动纲领。原则的主要精神是：强调发展中国家主导其发展政策和战略的主体性；优化资源；协调捐赠国简化捐赠程序，进行信息分享，增加透明度，避免重复捐赠；以及双方共同为发展结果承担责任等等。
尽管一些国际CSO参加了这次论坛，但由于参与程度有限，与CSO在国际援助格局中的重要角色并不匹配，《巴黎宣言》未得到CSO的认可。
事实上，CSO是重要的援助资助机构、渠道和受援助方。据估算，2006年除官方发展援助的1040亿美元外，CSO还自我筹资200~250亿美元。有10%的官方发展援助通过CSO援助送达发展中国家。此外，CSO在发展领域，不仅仅是扮演援助提供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在动员草根社区、监督政府和资助机构、参与政策对话、提供服务、资源动员以及倡导社会公平的价值观等各方面，还起着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2
2008年6月，来自全球CSO交流平台与网络的70多名代表成立了工作小组，共同发起了“开放论坛”，其目的是为CSO制定一个全球的发展有效性框架，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上分别召开由CSO和其他发展领域主体（包括政府和官方捐赠机构）共同参与的研讨会和多方对话。
在2008年9月，在加纳安卡拉召开的第3届发展有效性论坛上，国际CSO及联盟积极介入，倡议深化援助有效性议程，进一步参与到影响发展援助的决策过程中。
《阿卡拉行动议程》是继《巴黎宣言》之后又一个官方产出文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议程，使CSO作为发展领域的主体角色和重要性首次得到资助机构和政府的认可，从而重塑了国际援助的格局。
在CSO参与官方的援助有效性讨论和政策倡导的过程当中，渐次形成了独立于政府的国际性的发展有效性运动。
相对于资助机构与政府关注援助的实施和项目管理，CSO则认为援助有效性的涵义并不局限于此，必须采用更全面的方法，更多地强调项目产出与影响，真正考虑贫困与边缘人群的权利。
在尊重多元和富有批判性的CSO推动下，在OECD第三次高层论坛后，有关有效性的国际对话已经开始将重心从援助有效性转移到发展有效性，提出应采取行动，提升贫困人口和边缘人群生活水平，在民主框架内解决根本问题和贫穷、不平等与边缘化的症结。
此外，相关讨论也延伸到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效性的原则上。已有的国际CSO经过讨论初步达成的原则共识，包括（但不限于）维护人权的义务和标准、对受益人的责任、合作关系中共同的责任、相互平等、互信、合作中有共同的愿景、性别平等、透明、社会公正和团结、赋权、多元与自治、尽责、以及学习与分享等等。
运作机制
围绕有效性话题，CSO通过更好援助平台（Better Aid）和开放论坛的双轨机制进行推动。更好援助平台由一个29个CSO网络和国际NGO组成的协调小组负责，主要协调CSO参与《巴黎宣言》与《阿卡拉行动议程》实施过程，以及第4次OECD高层论坛的事务。这次论坛将于2011年第4季度在韩国首尔举办。
在开放论坛方面，由全球25个CSO网络和平台组成的全球促进集团，是开放论坛的运作主体，与资助机构和政府开展合作。
从现在到2011年年中，开放论坛将分国家、地区、主题/部门和全球几个层次组织研讨会和多方对话。开放论坛强调CSO如何提升它们自身作为发展主体的有效性，而更好援助平台则以成为政策和倡导专家为目标，旨在监督和影响阿卡拉行动议程的实施，同时拓宽发展有效性的议程。
2010年9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开放论坛第一次全球大会，召集CSO代表观察研讨会进程，并为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效性框架拟写草案，并向2011年第二次全球大会递交，争取各方认同。之后向OECD第4次高层论坛提交观点和建议。
本土的情况
国际对华援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接受前苏联外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大量接受西方发达国家援助。根据OECD/DAC（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从1979～2003年，中国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496.86亿美元。而中国方面的统计，从1979～2006年，中国共接受多双边无偿援助63亿美元。3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促会秘书长黄皓明曾有十年时间管理和实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边援助项目。从1998年开始，国际民间援助开始大量进入，他又转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作为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亲历者，黄皓明见证了本土公民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从单纯被资助转向自主发展；从传统的服务转向倡导领域；从合作伙伴（partnership）转向拥有（ownership）。这些变化反映出本土组织独立性的逐步加强。”
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意识转变带来的本土资源增长，国际公民社会从援助有效性拓展到发展有效性，到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效性的探讨，对中国本土的发展有着借鉴意义。同时，基于本土公民社会实践的探讨，也将有助于丰富国际公民社会的相关讨论。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和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集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正在逐步改写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作为《巴黎宣言》的签字国，使有关援助和发展的有效性探讨，正伴随着中国的角色成长。
中国政府现在策略性地将目前的中国对外援助归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但即便是在这个框架下，南北国家间合作的经验乃至教训，仍对南南合作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外援服务于何种目的，采用何种妥当的方式，对当地国家和社区的影响如何？透明度如何？国际社会对发展援助的影响进行评估、反思和经验总结，以及国际公民社会针对OECD的倡导和声音，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做好自己的对外援助工作。
对华国际发展援助的承接者，主要是中国的政府部门、政府系列的组织和学术科研机构。作为受援国的中国本土组织，其实很少能参与到实施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进程，更是初步接触和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中。
而以援助国NGO的角度关注和介入中国对外援助，中国如何作为援助国提高透明度和有效性，公民社会参与其中所需的能力建设和国际化转型等等问题，仍只是一种长远的期待。论坛作为一种机制引入中国，将本土组织置身国际背景之下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将丰富本土公民社会对自身发展的思考。
本次中国地区论坛的最后部分是多方对话，针对头一天草根组织讨论出来的文本进行磋商。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效性而非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问题，因为更与本土组织面临的现实相关，更能引发它们的共鸣和思考，而更多地以非政府的资助或政府采购为参照。在不长的时间内，作为资助方的代表，在场的非公募基金会，与本土组织在资助原则和标准、各自的治理、相互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些争论包括：在项目经费中行政（人工）成本的资助标准；资助方是否应该给与足够的人工费用支持以保障NGO员工的职业安全感；这种资助是否会导致NGO的官僚主义和不思进取；资助的领域和地域分布应更均衡；应该以项目为导向还是以社区需求为导向；是否应该重视NGO的能力建设投入；如何理解项目产出；基金会采用参与式资助模式，附加资助条件的措施，是干预还是问责等等。
这些问题既有观点的分歧，也有对措辞本身所导致的理解差异。不过，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举办的多方对话来看，文本的产出本身都存在很多争论，不只是中国本土独有。资助方和NGO，乃至社区组织和社区民众，构成公益链的上下游关系。只能通过坦诚、平等和有效的沟通与磨合、调整，来逐步达成一定的合作共识。
本文根据论坛讨论及《公民社会组织有效性拓展手册》整理而成。
开放论坛的信息发布网站：www.cso-effectiveness.org
推荐读物：
《外援在中国》，周弘，张浚，张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2月
《国际发展援助概论》，李小云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
注释：
1.核心团队成员包括中国民促会、厦门绿十字、陕西西部发展基金会、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香港移民使命、鄂温克妇女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和中国发展简报等机构。
2.Costanza de Toma，Rose Wanjiru 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效性扩展手册 [R]，公民社会有效性开放论坛报告，2009-09
3.周弘、张浚、张敏，外援在中国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