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职能不断转变，我国的慈善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正逐步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不断迈进。
慈善活动在我国很早就有，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经历过不同的承办主体，先后出现了宗教慈善、宗族慈善、政府慈善、民间慈善四种慈善模式。②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慈善理念是以官府慈善为主，民间慈善为辅。这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府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固与封建伦理的维护。③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统包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造成公民慈善理念偏差，认为慈善仅是政府和富人的行为,致使公民主动性慈善捐赠参与率低。④
与中国相反，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受传统基督教“普世”思想影响，以及有健全的税收制度和法律体系，对于慈善事业社会普通民众捐赠意识强、参与度高，个人捐赠远超企业或独立基金会等其他捐赠渠道。⑤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我国公益慈善不断升温，各种各样的网络公益形式涌现并快速发展。其中，腾讯99公益日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表示：从传统慈善到指尖公益，从单一捐赠到全民参与，透明、互动、开放、连接的公益 3.0 生态已经枝繁叶茂。⑥那么，倡导的所谓“人人公益”时代是否真的已经到来了呢？为了能够获得直观和清晰的认识，笔者试图从公开的相关数据中获得一些发现。
二、数据与方法
截至2017年10月29日，登录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心页面（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foundation.html），将筛选条件限制为“注册地：民政部”⑦，共搜索到 215 家基金会（具体名单详见附件一）。按照搜索结果，从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ndbgsindex.html）逐一搜索各基金会自2012 年起至 2016 年止的年度工作报告（某一年度有多个报告的，以发布时间在后的为准）⑧。放弃数据不完整或明显有误的样本，最终，得到符合数据统计条件的 49 家公募基金会的对应信息（215 家基金会中，有4家查询不到年度工作报告，有 120 家在年度工作报告中记载为非公募基金会，有 91 家在年度工作报告中记载为公募基金会，其中有34 家公募基金会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缺少某一年或某几年的年度工作报告，有8家公募基金会在某一年或某几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有明显的数据错误11，具体分类情况详见附件一），并据此得到后面提到的统计结果。
为了方便统计，笔者将基础数据汇总表格中的数据完整复制到另一张表格中，同时在既有字段后生成了 13个新的字段，包括逐年计算的2个求和项、8个比例项和逐个基金会计算的1个求和项、2个比例项，并通过编辑公式得到了49个样本数据的对应结果（新增字段及结果详见附件三）。然后，笔者在5个统计年份范围内，分别对49 个样本的数据进行加总计算，由计算结果生成了16个图表（其中3个图表需要较为复杂的计算，于是将 3 个图表的计算过程分别作为了独立附件加以说明，详见附件三计算结果、附件四五年合计捐赠收入年均增长率、附件五两个比例的趋势线，另有1个图表用SigmaPlot13.0 软件制作，直接插入在本文中，未列入附件，）。
三、数据发现
主要就其中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图表进行讨论。
1.总体的纵向变化
笔者将 49 家基金会的数据按 5 个统计年份进行区分，分别进行加总后得到图 1 和图 2。
图1
图2
从而很容易发现：从总量上看，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合计捐赠收入呈逐年递增趋势，增速存在明显波动，累计涨幅接近100%；从构成上看，合计捐赠收入主要由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构成，数额和占比均超过其他三类来源之和，其次是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与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二者数额接近，占比相当，而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则始终占比极小；从变化趋势上看，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虽然数额始终保持增长，但是占比有明显的回落走势，累计涨幅不足 100%，而相比之下，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与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则高速增长，累计涨幅均接近 200%，占比也有明显的上涨走势。目前来看，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在合计捐赠收入中的地位十分稳固，并且，笔者相信，在没有极端条件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这种地位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可撼动，即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公募基金会获取捐赠收入的首要来源。同时，不可否认，5 年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与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在合计捐赠收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笔者可以并愿意预见，未来这种趋势或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即境内自然人与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将是公募基金会拓展捐赠收入的首要目标。
那么，在承认境内自然人和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用的基础上，又要通过什么方式获取这块目标群体的捐赠呢？笔者以境内自然人为例进行讨论。笔者以不同的捐赠主体进行区分，分别计算了境内公开募集的捐赠占境内全部捐赠的比例，从而得到了图 3。
图3
笔者发现：自然人曲线在 5 年中始终站在 50%这条线的上方，并且除 2014 年之外，始终高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曲线。这说明境内自然人主要通过公开募集的方式向公募基金会贡献捐赠收入，若需拓展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公开募集的成效上；而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公开募集的技术门槛，这或对自然人曲线保持高位走势起到一定反作用。
2.个体的横向比较
图 1、图 2、图 3 反映的都是 49 家基金会作为一个总体在 5 年中的变化情况，接着，笔者试图从具体的基金会进行讨论。笔者通过分别计算 49 家基金会在 5 年中的合计捐赠收入总和并进行排序，得到图 4。
图4
可以明显看到：排名第一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大幅领先于第二名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占到 49 家基金会总和约 20%的份额，这里是第一次断崖落差；此后第二名至第六名呈阶梯式减少，并且下降趋势越来越陡，直到第六名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第七名中国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之间再次出现断崖落差，至此，前六名基金会之和累计占 49 家基金会总和约 65%的份额；其后下降趋势越来越缓，直至最后一名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其总和为 0 元。
这里能够明显感受到，在公募基金会领域，对捐赠收入的虹吸效应十分明显，越是得到关注的就越是容易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与当前市场环境下的财富积累状况极为相似。但是，就如同资本大鳄往往同时是负债大户一般，捐赠收入数额巨大并不能够当然地表示在实际受益上获得了同样巨大的捐赠效果。对于受益和效果的考量，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不仅要看收入，也要看支出，不仅要看现金，也要看非现金，不仅要看数额，也要看其他指标，甚至不可量化的种种。对于排名靠前的一些基金会，其捐赠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往往来自于书籍和药品等非现金的实物作价，但是这个作价过程却陷入了两个陷阱，一个是实物的效用往往小于其作价的等额现金，另一个是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往往促使捐赠人更愿意捐赠在市场环境中缺乏实际需求的实物，而这些实物按捐赠收入作价时，其数额却又往往按照具有充分需求时的价格计算。笔者采访到的一名在高校工作的业内专业人士就表示，虽然有些基金会捐赠收入数额巨大，但是不能单单看到好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中实物效用的折扣可能恰恰长期为业内人士所诟病。
此外，可以发现，青少年、医疗卫生、扶贫、残疾人福利等领域是吸引捐赠的重点领域。从捐赠收入在 49 家基金会的分布看，大致可以认为，公募基金会关注需求层次越低，覆盖需求领域越普遍，得到捐赠收入就越多，而越是关注较高层次的个性发展，得到捐赠收入就越少。不可否认，来源群体和目标群体的数量对这一差异起到很大作用，但同时，笔者相信，基金会不同的定位会使捐赠者产生不同程度的捐赠意愿，这对捐赠收入的差异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也要负责任地坦白，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这仅仅是基于现象的推测，从现有数据中还无法进行检验。
然后，笔者继续以图 4 的前六名基金会为例，观察它们 5 年来合计捐赠收入的发展趋势。
图5
在图 5 中，除了第二名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之外，其他 5 家基金会的合计捐赠收入在 5 年中均平稳震荡，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则增长了近 10 倍，由 2012 年的第六名稳步晋升至 2016 年的第一名，并且与其 他五名拉开了较大差距。对此，结合对图 4 的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不应当进行过分解读，如果仅从单一基金会合计捐赠收入的变化趋势就判断医疗卫生领域未来将占据公募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头把交椅，则未免过于武断，对于捐赠收入在不同领域的变化趋势，应当放开视野，充分尊重样本的多样性，也充分考虑到不同年份的差异性，从整体进行宏观把握。
那么，整体来看，49 家基金会的合计捐赠收入，哪些增长得快，哪些又增长得慢呢？笔者经过对 49 家基金会逐一计算
得到了每家基金会在 5 年中合计捐赠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并在图 6 中进行了排序。
图6
可以看到：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为238.66%，最低的是中国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为-100.00%，跨度较大；其中增长的有 35 家，负增长的有 13 家；同时，笔者计算了49家基金会每年合计捐赠收入的总和的年均增长率，为 12.62%，将其放在 49 家基金会中一并排序，位置是第 21 名。
通过分析图 6，笔者发现，除了部分负增长的基金会符合“越是关注较高层次的个性发展，得到捐赠收入就越少”这一规律之外，其余基金会的年均增长率上与关注领域名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很难得出诸如“某一类领域或某一类目标群体的基金会年均增长率比其他基金会高”这样的结论，也很难得出“图 4 中排名靠前的基金会年均增长率比靠后的基金会高或低”这样的结论。而结合“合计”的年均增长率排在第21名这样一个十分靠近中间位置的结果，笔者更加相信，公募基金会的增长可能比预想的要无序，或者说是均衡。客观上，是不能期待这样的年均增长率对于改变图 4 的分布有所贡献的，但是，同样也不能认为这样的年均增长率在加速拉大图 4 已经显露出来的差距。
问题没有结束，既然不能确定年均增长率与关注领域或目标群体相关，那么，增长到底和什么相关呢？鉴于附件二基础数据汇总表格中的数据大多为收入或支出的数额，只有两个字段为比例项，即“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因此，考虑到一方面用数额解释增长的原因，难免会落入循环论证的陷阱，另一方面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意在回应公益组织的身份属性及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于是，笔者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试图从图 7 中寻找答案。
图7
-----------------------------------------------------------------
(1) (2) (3)
var1 var1 var1
-----------------------------------------------------------------
var2 -4.569 -12.02*** -13.02***
(0.125) (0.000) (0.000)
c.var2#c.var2 49.09** 132.3***
(0.003) (0.000)
c.var2#c.var2#c.var2 -378.4***
(0.000)
12 / 20
_cons 0.415 0.603*** 0.421***
(0.065) (0.000) (0.000)
-----------------------------------------------------------------
N 49 49 49
-----------------------------------------------------------------
p-values in parentheses
* p<0.05, ** p<0.01, *** p<0.001
（var1 是图 7 纵坐标，var2 是图 7 横坐标）
笔者对 49 家基金会逐一计算 5 年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的算数平均值，并以此为横坐标，以图 6 中 5年中合计捐赠收入年均增长率为纵坐标，制作散点图，也就是图 7 中的散点与坐标系。但是从散点图中笔者并不容易找到规律，于是，笔者尝试在坐标系中画三条趋势线，并将三条趋势线的回归表格列在了图7 下方。经过对比，在目前的 49 个样本中，3 次多项式趋势线或比其他两条趋势线更适合体现两个比例的映射关系。
有鉴于此，笔者在剔除上面3 个争议样本后，对图7 进行了修正，得到了图 8，并依据相同的方法画出了三条趋势线。
图8
然而，通过对比图 7 和图 8，笔者并没有发现在走势上出现明显的不同，趋势线的细微变化并没有改变图7 的观察结果。在图 7 和图8中，如果不考虑边缘区域的散点，在仅仅观察横坐标0.00%到 10.00%这个取值范围的情况下，负相关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即使这样，也仍然不容易相信在一定范围内两个比例呈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结论可以进行推广。也就是说，即便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负相关关系是成立的，也不能据此就否定工作人员存在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
图9
在图 9 中，笔者计算了5 年中每年合计捐赠收入较前一年增长幅度（因为附件二基础数据汇总中并不包括 2011 年的数据，因此这个计算结果只包括 2013 年至 2016 年共 4 年的数据），以此为Z 轴，同时令年度为 X 轴，令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 Y 轴，用 49 条连线分别画出了 49 个样本的移动轨迹（用SigmaPlot 13.0 软件制作）。然而，如图所见，在缺乏更加强大的计算手段的情况，并不容易从这样的轨迹图中得出某种规律。
基于以上分析，纵向变化仅仅在总体情况的发展趋势上具有有限意义；而从捐赠收入来源的构成和基金会的类别进行的横向比较可能对于研究基金会发展具有更加显而易见的价值，本文第三部分也将基于横向比较进行深度挖掘，并在反查年报资料和其他公开信息后，提出主要发现和建议；而对于基金会个体发展规律而言，需要单就个体基金会进行微观分析，不能简单适用经过计算得出的某些趋势和规律，在此不做更多讨论。
四、分析与建议
（一）主要发现
1.总体情况
当前法人捐助仍远多于自然人捐助，且总体捐助资金仍集中应用于社会基础领域和救助生活弱势群体。近 5 年来，49 家基金会中自然人捐赠占总体捐赠的 9.39%，而法人占 90.61%，法人捐赠为自然人捐赠的 10 倍左右。且总体捐助集中应用于青少年(占总捐献金额 23.36%，下同 )、贫困（占 19.41%）、卫生健康（占 17.53%）和残疾人（占 9.74%）等社会基础领域，上述领域的受助者可概括为青少年、贫困人群、患病或残疾人群等生活弱势群体；而诸如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和法制建设等社会领域的捐赠金额相对占比较少。
除了贫困和青少年领域，科技文化领域也是吸引自然人捐款的潜力领域。在自然人捐款的部分，贫困和青少年作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成为吸引自然人捐款的主要领域（74.51%）。但有趣的是，科技（5.89%）和文化（6.17%）也成为了吸引自然人捐助的潜力领域，甚至高过了卫生健康和残疾人领域。而且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尤为明显，在自然人捐赠整体占比偏低的大背景下，在文化领域自然人捐赠的贡献却占到 44.08%，远高于其他领域；而全部 49 家基金会中仅有的 3 家自然人捐赠超过法人捐赠的基金会也全部来自文化领域（分别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和中国益民文化建设基金会）。
3.什么领域依靠法人捐赠？
卫生健康和残疾人领域的捐助主要来自法人部分。在卫生健康和残疾人领域，捐助的主要来源为法人（占 98.72%）。49 家基金会中与卫生健康相关的基金会达到 10 家，只有 2 家基金会的法人捐款占比为 95%以下，而相对却有 3 家基金会完全依靠法人捐款。
4.法人倾向于向什么领域捐赠？
法人捐赠的领域分布和整体捐赠的领域分布趋同，即重点向基础领域捐赠。鉴于法人捐赠在整体捐赠中的重要性，所以反过来可以说正是法人捐赠决定了整体捐赠的现状分布。同时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法人捐赠最多的单个基金会却不属于基础领域性质的基金会，而是来自科技领域，即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5 年来光华基金会法人捐赠部分就达到 32.46 亿，占 49 家基金会法人总捐助的 17%，是49 家基金会自然人捐助总和的 1.64 倍。
（二）相关建议
1.如何吸引法人捐赠？
争取法人实物捐赠实现社会闲置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如上文所述，法人捐赠对卫生健康领域和光华基金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查阅部分基金会年报和网上公开资料可以发现，法人对卫生健康领域和光华基金会的大部分捐赠为实物捐赠，如医药公司向各基金会捐助药品和器材。而对于光华基金会，其运营的两个项目吸引着大量的实物捐赠——即“书海工程”和“物华工程”，“书海工程”通过募集出版发行单位的库存积压图书以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基层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物华工程”则侧重于募集企业的库存积压物资。按照中国图书捐赠网数据，“书海工程”在 2012 至 2016 年度即贡献了 15.99 亿元的捐赠业绩。依据上述内容可以发现，通过吸引企业捐赠闲置物资，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库存压力，使企业乐于捐赠；另一方面将募集的物资根据需求进行分配，可以实现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但在采用此方式吸引法人捐赠的同时，应谨防募集的物资对受助群体产生负面作用（如募集过期的医药器材），避免产生法律和道德争议。
图10
（来源：中国图书捐赠网，http://shgc.ghstf.org/html/2016-07/zy-1592.htm）
2.如何吸引自然人捐赠？
通过明星项目和便捷的捐赠方式吸引自然人捐赠。对自然人捐赠较多的基金会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基金会普遍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拥有吸引人且关注度高的项目，以自然人捐赠金额最多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6 年接受捐赠总额为 4.7 亿元，其中该基金会运营的明星项目“爱心包裹”和“爱加餐”当年度分别受捐7436 万元和 4083 万元，两个项目即占到捐赠总额的四分之一，且该两个项目中自然人捐赠均多于法人捐赠，“爱心包裹”自然人捐赠占比 87%，爱“加餐”自然人捐赠占比 54%。二是相较传统被动地接受汇款、邮寄，通过线下易吸引个人捐赠场景和线上网络平台的应用接口提供更加便捷的捐助方式，如“爱加餐”项目80%的捐助资金来自于项目合作快餐厅和超市在消费者结算时开展的零钱劝捐活动，10%来自于腾讯旗下移动应用（如微信）的接口。自然人捐赠占比最高的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自然人捐赠占比 94.47%）也称支付宝和微信等网络平台为其重要资金来源。
① 此报告为北京师范大学专业课程《基金会发展战略》的研习成果，讲授者为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强老师。此报告形成过程中也要感谢张金慧同学的行业实践咨询支持。
②王艳君 . 古代慈善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更迭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33(5),152-155.
③安连朋.略论中国古代传统慈善文化到近代的演变[J].学理论，2014（9）.
④刘孝龙 . 我国慈善捐助的现状分析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09,28(1),147-148.
⑤王昌沛,徐晶雪.英国民众慈善捐助动因研探[J].菏泽学院学报,2012,34(4),97-101.
⑥程楠.总配捐额破 6 亿,99 公益日推动“全民公益”[J].中国社会组织,2017,18,50-51. ② 王艳君 . 古代慈善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更迭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5,33(5),152-155.
③安连朋.略论中国古代传统慈善文化到近代的演变[J].学理论，2014（9）.
④刘孝龙 . 我国慈善捐助的现状分析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09,28(1),147-148.
⑤王昌沛,徐晶雪.英国民众慈善捐助动因研探[J].菏泽学院学报,2012,34(4),97-101.
⑥程楠.总配捐额破 6 亿,99 公益日推动“全民公益”[J].中国社会组织,2017,18,50-51.
⑦问题 1.为什么筛选依据为“注册地”？
答：基金会注册地唯一，以注册地为标准，可以防止搜索结果重复或遗漏。问题 2.为什么将注册地限制为民政部？
答：在搜集基础数据的过程中，笔者进行了多种尝试。比如，笔者曾经将全国 3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五个大区，按照在民政部和各大区注册的基金会总数的比例，设计了样本容量为 60 的抽样规则，并实际进行了抽样，但是经过查找年度工作报告，笔者发现，公募基金会在抽样结果中极为罕见，并且对于在地方注册的基金会，获取年度工作报告的难度极大。经过多次尝试和探讨，笔者相信，在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中，公募基金会的比例或将高于在地方注册的基金会，并且在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或在全国范围内更具代表性，故而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和权衡，笔者将注册地限制为民政部。
⑧问题 3.为什么统计时间段限制为 2012 年至 2016 年？
答：时间过长则完整数据会更少，时间过短则不易体现规律。问题 4.为什么选择从年度工作报告中截取数据？
答：在前期准备工作中，笔者尝试了多种数据来源，过程中，笔者发现年度工作报告是固定格式，数据字段一致，并且数据涵盖范围最为全面，能够为不同基金会之间进行数据对比提供现实条件。
11 问题 6.怎样判断存在明显的数据错误？
答：在填录“附件二基础数据汇总”的过程中，笔者对表格设计了两类验证规则，一是部分字段为自动求和项，如果自动求和结果与网页显示的数据不符，则需要进行逐一检验，有些错误是由于填录过程中不仔细不认真，也有些错误是由于网页上显示的数据存在计算错误，存在诸如此类错误的样本在经过人工调整后均予以保留，但是经检验后仍有部分错误不能被合理解释，对于存在此类错误的样本，均予以抛弃；二是部分字段设置了条件格式，按照逻辑关系限定了数据取值范围，超过范围的数据属于逻辑上不成立的情况（如公开募捐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收入不能超过全部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收入，如超过则属逻辑错误），对于存在此类错误的样本，均做抛弃处理。
参考文献：
[1]王艳君.古代慈善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更迭[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33(5).
[2]安连朋.略论中国古代传统慈善文化到近代的演变[J].学理论，2014（9）.
[3]刘孝龙.我国慈善捐助的现状分析[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28(1).
[4]王昌沛 , 徐晶雪 . 英国民众慈善捐助动因研探 [J]. 菏泽学院学报,2012,34(4).
[5]程楠.总配捐额破 6 亿,99 公益日推动“全民公益”[J].中国社会组织,20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