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于中国而言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悲喜。然而喜悦通常是大众的，所以大家浓墨重彩地渲染它；悲伤却偏向于私人感受，当悲伤者不愿道出悲伤或者没有话语权的时候，他人看到的至多是一张再平常不过的心情不好的脸。在地震过去半年后的今天，大众似乎开始渐渐淡忘悲伤的一面。
当我们批评“大爱”难以延续时，笔者相信爱之所以减少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人足够的信心去表现爱，作为民间组织的从业人员，我们有义务反映民间的需求并同时让社会看见我们在做什么。而长期以来大家更偏向于埋头做事，不求名，不逐利。这固然十分难得，但当外界缺少对我们应有的了解时，公益是否变成了“小圈子”里一群“热血青年”自娱自乐的精神追求？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无论带有多么强烈的理想色彩，公益仍是工作的一种，而且作为基本得益于社会资源资助的工作，公益应该被大众更多地了解、监督和鼓励。我们有责任架起大众参与公益的桥梁，因为只有在更多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公益之中时，才会有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
作为参与到重建工作中的一分子，笔者有幸将个人对于民间组织目前的参与状况与大家分享。
相信没人会怀疑民间力量对救灾所做的贡献。地震发生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分散各地的民间组织走到一起，出现在紧急救援、物资募集运输及发放、医疗救助、伤病陪护、卫生防疫、心理援助等各个有需要的地方。该时期民间组织开展的工作可以归结到物资支持和志愿服务两大类。他们中一部分直接在前线工作，而大多在后方提供支持。随着整齐划一的救援安置阶段过去，不同地域、不同状况的受灾民众的个性化需求开始大量涌现。由于种种原因，9月后志愿者开始大量返回先前的工作、学习中。很多直接在灾区开展工作的民间组织，尤其是省外民间组织，由于各自项目完成或缺乏持续性资助，亦渐渐离开四川。由此出现了“现在仍在灾区做事的民间组织加起来也不过10家”之类的说法。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在部分民间组织离开四川的同时，一些省外机构开始在四川建立项目办公室或成立项目点，如多背一公斤、启明书社等。此外，地震也催生了很多本地民间组织，它们或由民间组织从业者创立，如西部乡土发展中心；或由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如成长快乐俱乐部、青神县妇女儿童合作发展促进会、西部老年休养联盟等。还有很多国内民间组织在后方支持灾区建设或正在筹备加入到前线工作之中，如牵手上海。
笔者不清楚悲观的统计者们用的是什么指标来衡量民间组织在重建工作中的参与度，但这无疑清楚地反映出大家之间是缺乏交流的。受客观条件影响，我们大多仍缺乏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在工作中难免好心没做成好事甚至好心做了坏事。加上现实的资源竞争等其他多种原因，同行间的分享显得很不足。大家“关着门”各做各的，自己很少讲自己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又难以了解到别人在做什么，结果就成了“没有人在做什么”。
很多参与到重建工作中的民间组织在关注社区发展，同时很多志愿者在提供物资支持。但这些工作并不是不需专业知识的。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好心未必就能做成好事。以物资支持为例，很多组织和志愿者直接将物资送给他们认为需要的人，却忽略了自己的帮助可能使帮助对象被周围人孤立。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普遍持有的心理。“既然有人帮他，那他还缺什么嘛？！”周围群众会产生这样的抱怨，“社区的事情一定要由社区内部解决。村民间的利益纠葛并不是刚介入的民间组织所能弄明白的。一不小心就会制造出更多矛盾”，对这个来自有长期农村社区工作经验的西部乡土发展中心的观点，乡村长大的笔者深有同感。再谈谈大家都很关注的心理援助。在媒体关注比较多的地方，一个小学生很可能已经“接受”了好几个“心理医生”的帮助。“孩子们和志愿者待了一段时间已经有感情了，志愿者一走大家抱头痛哭一场。然后又来了一批志愿者，大家有感情的时候志愿者又要走了，于是大家又抱头痛哭一场。一来二去对孩子也是极大的伤害。”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在走访灾区后如是说。“大家总假定受害者都有心理阴影或即使现在没有表现出来也带了颗‘不定时炸弹’。你去关心一下我去关心一下，最后弄得村民都有些莫名其妙了。”笔者举例绝不是要批判什么，只是希望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有意识地避开“门门懂，样样瘟”的尴尬，做自己更加擅长的事情。
与专业性紧密相关的话题是筹资。人才、资源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都有好项目，却没有钱；而基金会的说法是“我们有钱，却找不到好项目”。其间是非笔者不敢妄加言论，但我们能得到的信息是：资源是有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得到它。然而这个问题远非笔者所能明确回答的。在此只能从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去谈。在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成都项目办举办的战略规划培训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学员以所在小组选定的某一真实机构为例去收集制作战略规划所需的外部信息。在收集资助方信息这一块大家不外乎都写着“基金会、企业、个人”，但是对于要从这个笼统的群体中收集什么样的信息大家却不清楚。关注贫困妇女的组织瞄准的是县里有爱心的企业，而不是整个社会中生产妇女用品的厂家。当大家的筹资思维被局限的时候，资源自然就被局限了。
而因为难以筹资，我们有意无意地在朝资助方偏好靠近。工作方式更像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比如说生态厕所。“生态”、“环保”很热门，很多人愿意资助这事儿，然而真正一定是每处都需要这个高级的东西吗？“遵道镇马跪村95%的民房都倒塌了，但至少90%的厕所修缮后还是能使用的。而大家要去修生态厕所。为了给更多人提供服务，这些厕所大多修在交通情况较好的地方，但由于马跪村住房分散，生态厕所大部分就没有被好好地利用起来。”一名一直在遵道工作的同仁如是说。在关注老人方面，社会资源相对少，于是关注灾区老人的民间组织很少。与此同时，很多机构看到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心一急就什么都想做，志愿者团体尤其如此。又要关注环保，又要关心老人，同时又要去开展社区工作。民间组织不是万能的。很多工作是政府本应承担的，在能力、资源比起政府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政府投入较少的领域做出一些成绩已不容易。
在调动目标群体由被动收益人变成主动参与者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还是要改进的。助人自助是我们所追求的。大家也在提倡参与式的工作方法，但是如果目标人群没有参与到或者说没有有效参与到项目的核心决策中，只是发表发表意见，我们还能说自己真正做到了民主参与吗？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很少有谁会告诉目标人群他们拿了谁的多少钱来完成哪些任务。很多村民一直以为大家是来免费帮忙的，既然是帮忙自然不好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相反，若是我们告诉目标人群他们在我们的项目资金中可以使用的份额，他们是资金的主人，那么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一定会以主人翁的身份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到项目之中。我们以目标人群的名义去申请资助，本质上只是一个沟通目标群体和资助方之间的桥梁，但是在使用资助时我们是否已经变成了资金的控制者。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无意中讲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但是目的也只是希望帮助我们大家看见现在自身的局限并在工作中避开或转变这些负面因素。重建刚刚开始，我们从最初的慌乱中渐渐静下心来。虽然稚嫩，却有勇气在挑战中磨炼自己。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单打独斗的危险，在学习中，大家坐在一起分析自己。“我也在做这件事，看看大家能不能有什么合作吧”；“我是做企业的，但一直对公益很感兴趣。我发现可以把企业的战略规划和NGO的战略规划结合起来”；“我还在读研二，我们有个学生社团”；“我在网上看见这么个培训，就是想来看看”……在战略规划培训中，笔者听到了这些声音。
我们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开了一个好头。此刻想起同事的一句话，就以它做结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干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