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冬季刊对即将浮出水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进行报道（详情可见《社会组织发展报告》No.40）之后，中国发展简报就此话题继续跟进报道。
“注册难”一直都是令NGO头疼的事情。而很难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作为挂靠单位，则是NGO注册难的症结。2009年4月，北京地区的民间组织管理政策出现新的迹象。
自当月起，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简称“北京市委社工委”），开始为北京地区有意登记注册的民间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民间机构在20个工作日内找到合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其业务主管部门。两周后，北京市委社工委正式公布了首批8家政府背景的组织作为枢纽型组织。按照北京市委社工委2008年冬的初步计划，打算认定15至25家枢纽型社会组织。
此项政策出台落实后，有意登记注册的机构对此有何看法？又会有多少民间组织前往申请？
为此，中国发展简报在5月中旬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小型问卷调查——《关于北京地区民间组织向枢纽型组织注册申请的小型调查》，旨在了解这项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民间机构对此的反应。
此次调查采取非概率随机抽样的方式，在不完全的北京民间组织样本框中，选取不在社团登记的42家民间机构并向其发送问卷，截至6月4日，共收到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2%。
调查数据显示，22份问卷中有18家机构已经注册，占总样本的82%，余下4家尚未注册。在已注册的18个样本量中，有15家民间机构采取的是“工商注册”，比例高达83%；其余有2家采取“民办非企业”注册、1家采取“挂靠”形式开展项目活动。
在回收的22份问卷中，“听说过北京市的枢纽型组织以及相关政策”的共有民间机构17家，比例为77%；另在“从哪些途径听说过”的选项中，“从其他民间机构听说过”的比例最高，为36%，这反映出民间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活动交流紧密频繁；其次的“报纸”与“网媒”，也都占到了32%。此外，民间机构为分享和交流信息而建立的“论坛邮件组”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比例为27%。
调查数据虽表明多数民间组织获得了申请注册的相关政策，以及可以提供的服务等方面的信息，但并不表明这些信息能实质性地传递到NGO，并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
尽管调查发现，民间机构普遍对此政策的出台“感兴趣”，也认为其是一个“有积极意义之举”、“能够帮助民间组织解决注册难、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但在行动上，多数民间机构却表示，“还没有计划去申请注册”。只有少数的几家有申请的意向，而这些有意前去咨询或申请的几家机构，给出的时间表也是在2009年下半年或年底左右。更有甚者，有工商注册的民间机构，觉得目前的状态很好，不打算前去注册。
北京市委社工委的扶持政策，本意是帮助民间组织找到“婆婆”从而完成身份合法化的一个举措，而且民间机构也对此有兴趣和期待，但为何遭到如此冷遇呢？
从调查结果的分析来看，民间组织的“看法”或许可以对此作出一些解释。
一方面，民间组织对北京市委社工委出台的政策，以及具体的细节如何落实尚不清楚。在“注册地流程不明确”、“接受注册与否的标准”、“注册后的民间机构身份定位问题”等方面，北京市委社工委还需要更进一步落实细则。此外，针对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已递交申请的1家民间组织“希望反馈的速度能快一些”。
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对政策的质疑，让他们持有观望态度。“枢纽型组织和过去的双管制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有作秀嫌疑”以及“认定的枢纽型组织的自身定位不清”，是本次调查的民间机构反馈中最明确的质疑声音。这同样也反映，北京市委社工委的工作思路与初步认定的10家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身份，都值得去反思和调整。
调查结果中出现的这些反馈的声音，不管是期待的，还是质疑的，都值得民间组织管理部门借鉴，并对这项回应民间组织“注册难”的政策加以完善。
本文发稿时得知北京大约有七八家民间组织将于7月1日共同前去递交申请注册材料。
无独有偶。在本次调查的同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戴建中教授也在进行“民间机构对外交流”的课题调研，其中也涉及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政策的相关调查。据戴介绍，在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首批名单认定后，北京市委社工委等“官方机构”并没有看到民间机构踊跃申请注册的“井喷”态势。所以委托他对此现象进行调研，并希望为新社会组织政策的调整提供建议。
此外，近来从北京工业大学李君甫博士处得知，北京市委社工委将在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科研机构中设立“社会建设研究院”。据李介绍，社会建设研究院的设立，是为了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并为未来的社会组织服务和管理政策提供建设性依据。这8所社会建设研究院，将在2009年下半年挂牌成立。
以上诸多动作的背后，有几分是基于民间组织的考量进行设计的？此外，在回应民间组织需求的同时，民间组织管理部门与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否做好准备接受新身份的认定和转型？这仍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