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供应链管理和绿色消费
介入供应链管理的缘起
自2006年开发出水污染数据库后对社会各界公开，我们发现有一些大型企业开始感觉到压力，尤其是跨国公司，第一批来找我们（沟通说明）的100家企业里面，80%～90%都是跨国公司。
但是我们发现只有那些大型的品牌公司才会敏感于这样的公众压力，在此之外，如何推动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和韩国的企业呢？他们不在乎公众和媒体，我们就想通过那些“在乎的”把压力传递给“不在乎的”。现在，品牌企业越来越多地将高污染、高风险行业外包出去，但是外包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把环境责任都转嫁出去。在现代商业中，品牌实际上涵盖了供应商的行为在内。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把数据库做成了供应链管理的工具。我们把收集到的企业超标违规记录称为企业监管记录，开发了一个搜索引擎，供采购商拿他的供应商企业的名单与违规记录名单进行比对。
2008年我们做成了包括比对在内的绿色选择供应链的流程管理体系，推动大型企业采用这个数据库。最先采用的是香港“溢达”，之后一些更大的企业，像美国的通用电器、耐克、沃尔玛等也逐渐开始用起来，给有问题的供应商企业施加压力，通过沟通整改撤销污染记录。
当我们第一次开始推动这些大型企业去绿化和监管他的供应链条，我们发现效率提升了很多。数据库内有成千上万条的记录，以我们的能力和资源一家一家地克服，效率非常低，比如有上万家供应商的沃尔玛，每个月都会把供应商的名单和我们的名单进行比对，这就意味着他每个月让几千家的供应商感觉到这个压力，因为他不断向这些公司发出信息。又比如我们刚刚开始推动西门子，他也有上万家的供应商。
第三方审核：打开紧闭的企业大门
我们通过第三方审核的方式推动做出回应的企业进行整改。整改的过程中，所有背后的材料，包括一次次的违规和政府监测记录都要审核，甚至很多地方的管网都要挖开去查。（在以前）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企业他会带着你把这个厂子里所有的有关环境的重要文件看一遍，然后把废水从产生、收集、处理、排放的各个管网流程看一遍。
审核的第一个程序是合规性审核，总会发现新的问题，企业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通过的企业几乎是凤毛麟角。整改以后通过的还是比较多的，但现在至少还有十几家没有通过，还处在整改中，最长的改了一年才通过。
如何评价供应链管理的成效
绿色选择目前取得的成绩，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供应链管理的作用。一年多来和我们沟通的近170家企业中，有120多家是企业的客户推过来的。2010年春节公开年货生产厂商黑名单，通过大学生消费者写信也推了不少。此外还有媒体或者其他各种综合因素的作用。比如我们发布了香港上市公司污染企业报告，也对企业产生了压力。有家公司参加绿色公司的评选，由于我们的报告提到，被卡住了，评选方要求它至少要面对公众做说明，他就做了。绿色选择的成效，比较能说清楚的是来自供应链的影响，你可以看到订单卡到那里，他们（企业）真着急，真想解决。
自绿色选择2007年启动到现在，我们总共推动了300家左右的企业做出说明和回应，其中相当一些进行了整改，这让很多人听起来都比较意外，因为我们都是民间组织，没有行政的权力，只有这么少的人和资源，这些企业又是如此强大，怎么能够推动它们？企业怎么会在乎民间机构发布的这些东西？这个“意外”也从侧面反映出，300家企业在绿色选择联盟推动下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个案上来讲我们获得了成功，因为我们看到企业采取了措施去减排，能够查证查实，这值得我们欣慰。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有7万条以上的记录，涉及3万家以上企业，回应的比例远远不到1%，对推动中国整体的节能减排和污染控制，作用还非常有限，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我们的水环境和空气环境，我们的根本目标远未达成。
而且，我们现在能够影响到的主要还是与跨国企业相关的供应链，如果是国内的企业，如中石油、紫金矿业，可能暂时还不能用这种手段去影响，因为没有更大的客户企业去撼动他们。但是，如果有一天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就有可能对证券交易所和银行政策，通过贷款和上市门槛或者退市的风险机制影响他们。当然这些工作的技术性比现在还要强很多。
绿色消费者“运动”的本土策略
绿色选择启动时，实际上设计了两条路径，一是推绿色消费，二是推绿色供应链。你可以想象，从那时到现在，绿色供应链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绿色消费仅仅刚刚起步。如果要从整体上评价绿色选择的话，我们在一条腿上迈得比较远，但在另一条腿上还迈不动，还非常迟缓。
最先的挑战在于我们自身推动力量有限，一开始两边都想推，但后来发现，在绿色消费这一面，我们无法全力去推。首先是考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其次，即使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大规模地动员消费者涉及社会动员，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仍然有敏感性，我们有意采取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方式，侧重于倡导性而不是行动性。我们已经在2010年的行动中采用了动员消费者写信表达诉求的做法，但有意将范围限定在学生组织，使行动更加可控。所以，绿色选择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消费者运动，我们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采用渐进的方式使社会逐渐去适应它。
公众参与是控制环境污染的动力机制
绿色选择实质上是尝试推动公众以有效的方式参与污染控制。中国的整体污染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核心的障碍不在于缺乏技术和资金，而在于缺乏动力。为控制污染，我们已经采用了很多手段，比如说各种行政的、技术的、财政的包括市场化的机制，但企业宁可交罚款而不解决问题。
动力的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解决的，必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来获得，而参与的前提条件是环境信息的广泛公开，将信息公开作为先导。我认为水污染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公开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两方面思路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水污染数据库，这是其中的逻辑。
为尽可能以有效、及时、完整、用户友好的形式最大程度地将信息传递给社会，我们采用了地图的设计，将信息分为几个大类，在使用过程中逐步更有针对性地为目标用户设计他们需要的工具，如供应链的管理工具。但数据库本身不能还我们水清天蓝，只有它激发了公众参与和人的能动性，通过数据的采集和复制，以有限的力量撬动更大的力量，才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否则就只能停留在个案上面。在总体排放远远超过环境容量，众多企业甚至连基本达标排放都做不到的情况下，仅仅做一些个案难以真正起到作用。
绿色选择联盟的合作机制
公信力的来源
回到对绿色选择成效的评价，我觉得大家最大的吃惊与意外，在于民间机构能够对企业产生影响。而产生影响的根本在于NGO在操作上一定要有公信力。我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没有很多的资源，但是我们有独特的资源，就是公信力。这三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的数据都是来自政府部门，实际上是把政府的那部分公信力也借用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政府的权威。
公信力还来自拥有最强的技术能力的第三方审核机构的加盟。目前，我们总共认可了4家国际上知名的环境咨询和环境工程公司去做审核。我过去在咨询公司工作过，在供应链、CSR管理上有一定经验，将这些经验注入到了绿色选择中。
我们开展了数十次第三方审核。在社会普遍存在诚信缺失的情况下，由于审核资金来自企业，第三方审核也需要监督。所以，每次审核都有一家环保组织在旁边，既控制审核的质量，还可以做那个“坏人”，帮助审核机构分担来自企业的压力。因为我与企业之间截断了利益的链条，我无求于他，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另外，每次审核我们都尽力邀请当地的环保组织去参与。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想法，各地的环境问题，必须要由当地的民众与环保组织去解决。至少在中国，我觉得NGO监督下的审核这种机制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有限的了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种机制好像也不太多。
最后，我觉得公信力也来自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约法三章，要有操作的规范性，不能与企业之间形成非正常的关系。参加联盟的35家组织之间也有一种制衡，避免单独行事可能会出现的非正规的操作，对审核报告的认可以及是否撤除污染记录，需要联盟内成员机构的共同认可，这都能大大增加联盟的公信力。
我原来没有想到的是，形成联盟在客观上还能帮助我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应对压力。当企业、政府甚至是熟人找过来，面对权力和人情的压力，很难去处理，我就告诉对方，后面还需要同绿色选择联盟其他成员共同认可，企业一般就不会再纠缠下去了。
持续合作的动力源
现在联盟内已逐步形成了明晰的分工。例如，环友科技负责网络内部协调和发信，自然之友也承担了部分发信的工作。媒体宣传主要由达尔问负责，华南自然会承担审核监督，还有其他几家组织，动员了大连和北京的大学生社团向污染企业写信。其他更多的机构对整个过程进行认可，提供道义支持。
NGO之间，只有通过专业化分工才能获得更大的合作空间，如果大家都同质化，这样的合作不可能深化。有些事情是我们擅长的，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弱项，如社区动员和消费者动员，而其他的机构恰恰就有这种能力。在和媒体沟通方面，我们是比较被动的，达尔问则非常主动。联盟内专业化分工协作很重要。
应该说NGO合作起来实际是很难的，有的时候是大家经历了很多挫折，最后在共同的关注下不得不走到一起形成联合。联盟内NGO在各地都从事环保，但又关注不同的方面，独立性非常强，每一家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伙伴，要共同关注和做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非营利机构不能像企业那样围绕共同的商业利益形成联合，实际上是共同的关注将我们绑定在一起。在绿色选择的问题上，就是大家都认识到，企业的环境表现对环境污染有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关注企业的环境污染表现，我们需要通过绿色消费、绿色供应链等不同的方式来推动他们改进环境污染表现。
NGO的国际协作初露端倪
参加绿色选择联盟的全部是本土环保组织，但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协作配合与呼应。例如针对IT产业重金属污染的倡导，苹果公司迟迟不予回应，美国太平洋环境组织（PE）后来把信息传给美国消费者，多达900位美国消费者给苹果总裁乔布斯写信，要求苹果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结果苹果做了简短的回应。
美国的Business as Human Rights开发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网站），盯着数千家企业，有很多高层次的信息接收者，我们的每期报告都在他们的网站上登出来，他们还挑选表现消极、不做回应的公司，以他们的名义要这些公司去回应。是他们看到报告后主动来找我们，提供了非常实际的帮助。另外，通过联盟成员——环友科技，把给企业的信翻译成日文，由中日韩环境信息网的成员——亚洲环境研究所（日本）直接递给企业，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如何使用资源
到现在为止，绿色选择的活动主要还是通过各家组织的自有资金来支撑。如果只是道义支持，不涉及费用，如果涉及具体的行动，也有不同情况。有几家机构本身就将绿色选择纳入自己的项目运作；对暂时没有资金支持的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会承担行动的费用，其中部分以培训费的形式体现。我们把参加现场审核视作培训的一部分，而不是做大型的集中培训，将资源用在刀刃上。下一步是要系统地解决筹款问题，我们已初步完成了项目建议书的写作。
如何提升专业能力
参与审核实际上是监督审核，审核主体是由技术上的审核员来完成，我们监督这个过程。企业打开大门让公众监督的机会是很少的，如果我们的专业能力都很强的话，会大有好处，使监督更到位。
NGO应当成为学习型机构，专业性是一个门槛，非常技术性的岗位需要招人，另外还可以选择和其他机构合作，选择第三方审核机构就是一例。需要从现在开始提升其他机构的合作能力。比如从道义支持成为实质性参与，如果其他成员自己在当地以同样的流程解决了审核问题，就不需要我们的人飞来飞去。像企业的模块化、标准化操作那样，通过协作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效果。
在能力建设方面，我们邀请联盟内其他机构，可以在我们办公室工作最长两个月，熟悉从数据的收集到最后的信息变成压力，再到企业去改正这一整套流程。像华南自然会等组织在战略上已经确认了这样一种方向，会投入更大的力量学习和掌握技术。珠三角是主要的世界工厂所在地，所以我们所做的许多审核都发生在那里，我预期已多次参加审核的华南自然会能够在下次审核中独当一面。
NGO也要以效率为考量
当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能慢慢走。NGO不是营利机构，不能通过做好产品形成预期的收入，所以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别人（资助方、捐赠者）的好意。目前，国内的慈善事业已有很大进步，我相信如果能够做到高水准而且能够跟社会上其他方面对接，NGO的活动将能够得到国内慈善事业的支撑。
NGO应当重视资助方对自己在能力方面的诉求。虽然是民间非营利机构，但我们的运作依然要以效率为考量，甚至要比企业还在意效率，一是对得起善款，也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公众支持。透过信息化手段进行协作，我们所做的实际上是提升效率的工作。对企业施加环境压力，使他们承担环境责任，用信息手段是最省的手段。单独去盯，成本不可想象。由于绿色选择的搭手很多，和社会其他方面密切楔入，也比较扎实，同时随着推进，能力将逐渐被吸收进NGO中，不知不觉中使联盟的整体能力得到提高。
非营利机构在获取资源方面过去不容易，将来也不会很容易。但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中国人民的关注和中国的本土资金推动加以解决，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去改善和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工作就得到认同和支持。我们的网站就获得了阿拉善生态协会相当力度的支持。目前，我们获得的国内资助已经占总预算的相当部分，这给了我很好的预期。近期在各地看到不少环境NGO的本地筹款能力也在提升。
本土NGO和企业的关系：从CSR合作到独立倡导施压
像绿色选择对企业的这种监督关系是新出现的，跟以往的方式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这35家机构从来没有坐在一起开过会，但我想，可能大家都认可，我们和企业的关系除了CSR方面的合作关系以外，还应该有一个我们对他们进行独立监督的关系。给我资金并不是来做另外一些跟企业毫无关系的一些项目，而是要解决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员工，对周边社区的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和健康安全的种种问题。
形成这样的一种监督关系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NGO需要有足够的能力，要做比较扎实的工作。另外，我们的出发点可能也非常重要，我们对企业到底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立场是尊重企业，尊重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非常坚决地反对他们违反环境的法规，去侵犯别人的利益。我们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不以曝光和打压为目的，曝光只是手段，最后的目的是提供跟进的解决方案和出路，推动他去解决，我们和企业，是既有对立和矛盾，但同时也有转向协作的可能性。如果对方不愿意去整改，不愿意去改变环境违规的状态，那我们之间就以对立和压力为主，但是如果他愿意调整，愿意去改，那我们的关系在瞬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会更加有耐心地积极主动去配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去推动他改变，协助他改变。
在与其他部门的合作方面，我也觉得NGO应当持开放态度，吸取和借鉴营利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长期形成的能力和好的经验，来提升我们的效率，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他们不具备的环境理念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能够站得住，去努力，就能做出独有的贡献，这种影响将是双向的。NGO不能简单地成为企业CSR项目的执行者，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失去自己能够起到的独特作用，我们对社会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环境NGO的行动策略趋势
从环境NGO的发展来看，第一阶段是以梁从诫先生（自然之友）为代表的第一批环境NGO先驱从事环境教育，成功地提升了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到现在这仍然是很多NGO的主要工作。环境维权是其中一个辅线，以（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的）王灿发老师和其他地方NGO的行动为标志。这方面由于司法独立性问题受到了制约，但仍然在艰难中坚定地推进。2003年出现了第二波（环境运动），以（质疑）怒江和虎跳峡建坝的行动为标志。由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出台，NGO得以更深地介入到公共决策中，以绿家园为代表的NGO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此外在过去几年，地球村等组织都在可持续社区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同时，一些环境组织注意到影响企业的重要性，淮河卫士、绿色汉江、重庆绿联会、绿满江淮等机构都已在监督和推动企业方面有所作为。
我觉得未来几个方向都会继续，环境教育需要不懈坚持，影响决策倡导还会进一步拓展。我们自己下一步要通过供应链，拓展到不同企业和行业去施加影响，拓展到实质性的消费者运动中。这方面还有绿色流域的于晓刚老师所推动的绿色银行项目（网络）。环境领域还有很多空白的开阔地带可以去开拓，环境NGO之间的竞争远远少于合作关系。
（付涛根据访谈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