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青海玉树遭遇71级强震，美丽的三江源瞬间满目疮痍，两千多个生命就此逝去。在汶川废墟上走出的中国NGO，曾因积极参与救援、全力投入重建为公民社会赢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发展空间，也给玉树救灾和重建留下了宝贵经验。每一次灾难发生，都是NGO勇担责任、自我成长的重要时机，来到玉树参与灾难救援的NGO大多交出了令社会各界满意的答卷，但灾后重建，就如高原上短暂的夏天之后，面临更为漫长艰辛的挑战。
第一时间回应灾难
4月14日早上7点47分，祁永金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办公室，正打算看完新闻就去忙即将召开的筹办残疾人期刊论坛的事，门户网站上突如其来的黑框头条新闻——玉树地震的消息打乱了他的计划。
从最初的震惊中平复之后，经历过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祁永金，下意识地觉得，作为青海本地的一家NGO——民和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以下简称“民和残障中心”）负责人，他得做些什么，如果不在灾难中发挥作用，或许今后他都会无颜在NGO圈内与别的机构相处，也无法向国内基金会交待——尽管他们目前得到的国内基金会资助非常有限。
要做事，总得先了解情况。祁永金和同事们开始多方寻找身在玉树的联系人，费了一番周折，他电话联系到一位灾民，将其时断时续的口述情况整理出来，并四处联系互联网上的信息平台请求发布。于是，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笔者接到了祁永金的电话，一则由青海本地NGO发布的震区消息就这样出现中国发展简报网站的“地震”专栏中。
还有在行动上更为迅速的NGO。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协会（以下简称“格桑花”）是一家以志愿者为主的机构，以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为平台从事青海地区的支教工作，5年来招募了约700名志愿者，捐助受益人数超过1.7万人次，仅在玉树地区就有1 800个帮扶学生。大量熟悉玉树的志愿者和完善的助学网络让格桑花行动起来得心应手，震后第41分钟，格桑花的救援队伍即已出发前往玉树，当天晚上到达震中。几乎同时，格桑花网上捐助平台也开始行动，志愿者们在8点多发布募捐倡议，并启动地震专款募集，当天就收到的捐助款就超过20万元。
行动迅速，成为玉树地震NGO行动的一大特点。本土NGO如此，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更不会落后。李连杰壹基金当天在西宁地区成立救援临时指挥中心，救援队伍在4月15日早上到达玉树。香港乐施会当天拨出救援专款，并从成都和兰州两处紧急调拨救灾物资，还首次尝试与内地航空公司协调空运救援物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震后第四天，即4月17日，就在玉树建成了第一所板房希望小学——“孤儿希望小学”，两年前汶川地震时，第一所希望学校由青基会在震后第六天完成，是震后积累的经验让他们节省了两天的宝贵时间。
还有爱德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仁爱慈善基金会……据南都公益基金会在震后第二天的不完全统计，单是基金会，就有20多家已开始行动并到达灾区。
网络时代的民间救灾
6月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提到：近两年兴起的网络新兴服务如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发展迅速，为民众网络交流提供了更快速便捷的条件。的确，相比汶川地震，互联网新媒体在玉树地震中大放异彩。
4月14日，北京、河北的藏族大学生旺杰、羊兄、多杰等得知玉树地震消息，当即习惯性地登陆人人网、新浪微博等网站发出即时消息。当天下午，羊兄等人与震区取得联系，商议之后，以在京藏族大学生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向玉树灾区募集善款的倡议书》，并成立“心系玉树”行动小组。15日，旺杰从北京赶赴玉树，多杰则从河北赶赴西宁，途中始终实时在人人网更新一线信息，随后的十多天里，他们的即时信息更新每天都在十几条以上。
人人网原名校内网，是与开心网性质类似的SNS社交网站，主要受众是在校大学生，倡议书发布后，很快引发了2000多次点击，200多人转帖，并在转帖交流过程中形成数千汉藏大学生汇聚的圈子。按照人际关系中的六度空间理论，其影响人数可达十几万。
救灾间隙，这些以90后为主的大学生志愿者还在新浪博客、藏人文化博客网等平台中，公布善款流向、购买流程、物资购买装运清单，其中20元以上的善款收支均列出明细。
“心系玉树”小组成员德吉措在救灾中曾发现一位叫索朗才丁的孩子，全身烧伤，他为其初步联系了救助之后回到北京，仍然通过微博传递消息，随着传播途径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到这个孩子，如今索朗才丁已接受捐助来到北京治疗。
网络的力量，足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维系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也能切实解决现实难题，让救灾事半功倍。
地震之前，格桑花的网络募款助学模式和在线捐赠系统就已备受赞誉，就像时下流行的网络购物一样，捐款人只要在格桑花网站上简单操作就可以通过支付宝等工具选择待资助对象，完成对青海贫困学生的捐助。据格桑花统计，新版捐助系统可减少捐助人在线操作及汇款时间5 000小时以上，同时由于简单易掌握，也极大节约了格桑花的系统客服人员的答疑解惑时间。
这套在线捐赠系统完全由格桑花综合部网络组的义工开发，目前包括“结对助学”、 “项目捐助”和“财务公开”三个分系统，其中玉树地震救援筹款使用的是项目捐助系统，相配合的还有财务公开系统：格桑花的每一笔收支均可在网上在线查询，并支持不同条件查询及生成报告。因为使用方便，信息公开、透明，格桑花得到了捐款人的信赖及各方的支持，在淘宝网的支付宝公益捐款页面上，格桑花是唯一获得重点推荐的民间公益组织。他们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5月31日，格桑花共收到玉树地震各项捐款计259万余元，其中通过支付宝收到的超过86万元，占总捐款额的三分之一。
目前，格桑花的财务公开系统已无偿共享给同为助学志愿NGO的“麦田计划”，格桑花还表示十分乐意与其他公益组织共享此套系统。
由于现行政策中对民间组织募款有着限制规定，不少人关注格桑花筹款的合法性，对此格桑花秘书处的戴玮表示，迄今为止，他们没有收到官方的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官方人员就此问题与格桑花进行过沟通，格桑花始终遵循社团章程展开救灾。但戴玮也表示，格桑花十分期望《慈善法》尽快出台，期望政府和有关部门能够给予民间公益组织更多、更好的政策，以及更大的支持。
前不久，格桑花的结对捐助系统获得了由英特尔和民政部共同发起的“芯世界”公益创新奖发展奖，他们相信这是个好兆头。
“5·12”救援“4·14”
4月14日上午，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来自国际美慈组织，他们正赶赴灾区，另一个来自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他们也已经组织救援队伍出发。5·12救助中心负责人说的一句话让徐永光记忆深刻：今天是“5·12”救援“4·14”。这里的“5·12”,不仅包括来自四川震后地区的救援机构，也包括5·12地震促成的民间组织合作救灾经验和大为提高的专业化水平。
汶川地震后，灾区出现大量孤寡孤残老人，为照料他们的生活，天津鹤童老年福利会发起成立了“5·12孤老孤残长期照护全国联盟”（以下简称“长照联盟”），加入联盟的养老、福利机构，均无条件接受来自灾区的孤老和孤残人士，并随时听从安排、赴灾区开展照护服务，以及定期开展培训。长照联盟切合实际的服务和高度专业化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表现突出，多次获得相关慈善奖项，截至目前，加入长照联盟的已有全国各地近800家养老机构。
4月16日，在鹤童的协调下，长照联盟召开主席团会议，决议先期派遣人员赴玉树调研照护方面的需求情况。然而当四名先遣代表到达西宁时，她们打听到受灾的伤员基本已从玉树转移到就近的较大城市，再到玉树不但无事可做，还会为救灾添乱，而转移出的伤员大多由西宁接收，于是决定在西宁寻找照护需求。
经过她们的观察，当时西宁的志愿者非常多，但大多数帮忙照料伤员的人并不懂得护理知识，亟须专业人员。先遣人员奔波两日后，联系到三家医院，随即长照联盟由内地调拨护理人员，第一批于4月19日抵达。
这些护理人员的表现让当地的医务人士都非常惊讶：身材娇小的女护理员依靠培训学来的技能足以独自搬动身材高大的男病人；护理员细心地为病人剪手指甲、脚趾甲之后，还会用专业的工具将毛刺刷去……
为了不给短时间内人员大量涌入、物资紧缺的西宁添麻烦，护理员们全部自带工具，带足饮水、方便面，甚至有人为了节约食品，一天只吃一顿。住宿也是自己联系、自付费用，后来南都公益基金会主动提出愿意捐助长照联盟一个月的住宿费用，但尚未划拨资金，捐助“资格”就被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抢去”，天津佛教慈善功德基金会向长照联盟提供了20万元的住宿资金。
截至撤出，长照联盟共派出140多名护理人员赶赴西宁，队员一礼拜一轮换，以接力的状态先后照护了400多位伤病员。5月14日在西宁社会福利院举行的撤出仪式同时是为期半个月的青海灾区养老护理员培训班的开班仪式，这也是长期照护联盟的理念：队伍撤出，但需将技能传下去，就护理知识展开培训、传授给灾区当地。
汶川地震时民间组织救援行动的多点自发、互相呼应曾为业内人士称道，玉树地震更进一步，NGO之间的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成为救援中的突出特点。
地震发生后，青海民和残障中心在西宁成立救灾协调办公室，为各机构做协调配合工作；4月14日当晚，该中心根据专事医疗救助工作的特长，连夜列出性价比较高且适用紧急救援的药品清单，并发送给格桑花等机构以及包括中国发展简报在内的信息交流平台，供各救援组织参考。其中格桑花根据该清单，重新调整了采购的药品种类。民和残障中心还代表格桑花向南都公益基金会申请救灾物资运输费用资助，为青海乐平心理卫生咨询中心筹集心理援助所需费用。在紧张匆忙的救灾时刻，祁永金抽出时间就玉树地震中NGO如何参与救灾列出了25个问题，包括如何处理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建立信息平台、基金会如何和草根组织合作、外来的志愿者如何注意高原反应、提防藏獒咬伤等，展现出难得的理性和细致。
又如前文提及的“心系玉树”行动小组成员在抵达西宁后，很快组织了青海大学、青海民大、青海师大等本地大学生志愿者赶赴10家省级医院调查安置的地震伤员、陪护情况，以帮助采买伤员与陪护所需的生活物品。调查完成后，他们听说别的机构也需要相关数据，便主动将统计结果分享给江源发展促进会和广东阳光公益基金，以避免调查人力的浪费。
延续汶川地震时的民间组织救灾“帮忙不添乱”传统，本次参与救灾的NGO依然重视拾遗补缺，专注政府难以顾及或思虑不到之处。如乐施会重视本次地震中受灾严重的非“明星灾区”四川石渠，专门拨付物资空运到石渠，并呼吁社会力量关注“非震中区”；仁爱慈善基金会在受灾村庄发放救灾物资时，特意调查无户口的体制外流动人口，以保证灾民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等。
由于玉树地处藏区，90%的受灾民众都是藏族，对他们来说，佛教和僧侣的意义至关重要。地震发生后，僧侣们身兼救援、超度、心理安慰多种责任，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心系玉树”的志愿者们特别留意受灾的藏传佛教僧侣和藏族信众的需求，受伤的僧侣身穿病号服不自在，志愿者专门到民族商贸城为他们购买僧袍、念珠、转经筒等；很多藏族民众会觉得被喧嚣的环境困扰，志愿者们就赠送熏香、经书，使其获得心灵安宁。
在灾难中成长
志愿精神，既是拯救别人，也是唤醒自己，“心系玉树”行动小组的藏族志愿者如是说。多杰、旺杰们觉得，曾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藏汉之间关系反而很融洽。然而近年来市场化之后，经济发展了，民族之间的隔膜反而越来越大，类似玉树的藏区因为商业化的浓厚，人们对金钱、利益的追求，社会出现许多转型期的问题，大量80后、90后的藏族青年陷入了无信仰无追求的迷茫之中，但在这次地震中，他们见到的无数90后藏族大学生志愿者在灾难救援中迸发出的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并逐步通过志愿精神整合、融化了民族之间的隔膜。
灾难是一个契机，不仅融合民族隔膜，也推动着社会进步。4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举行玉树赈灾募捐晚会时，广东加多宝集团11亿元的大手笔捐赠备受赞赏，但也许大多数观众都不清楚，加多宝捐出的这笔钱加上前几天的一千万，都指定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执行。汶川地震时，加多宝也曾捐出一个亿，但那笔钱通过政府进入了民政系统，难以显现清晰的去向流程。按中国扶贫基金会官员的说法，本次加多宝的捐赠变化，说明捐款人的捐赠意识有了进步——有了追寻捐款下落的意识。
4月30日，徐永光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专家邓国胜、贾西津等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就玉树地震展开了一次讨论，提到每当灾难发生、政府即出面募集善款的时候，邓国胜认为其违反了《公益事业捐赠法》，该法规定政府部门可以接受捐赠，但并未提及可以劝募。他回忆起汶川地震时收到的760亿捐款，八成进了政府账户，其捐款去向很难说清具体用处，而且几乎流不到没有政府背景的NGO身上，显然不利于NGO的成长和发展。在贾西津看来，政府已经有税收可供支配，如果民众志愿捐赠的钱再流回政府，相当于民众二次纳税、多纳了税，她认为，强制性的捐款并由政府使用，实际上是破坏了捐款机制，破坏了志愿精神。
至于像加多宝这样直接捐赠资金给公募基金会，当然比资金回流政府账户的情形好得多。邓国胜认为，公募基金会的公募是一种权力，有对应的扶助草根的责任。从汶川到玉树，从当初草根组织到处找钱，到基金会抢着给钱，进步十分明显，此次讨论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也透露将拿出千万资金用于与草根机构合作。政府未来应鼓励并支持民众直接向民间组织捐赠，或者帮助一些受到资格限制的优秀组织募款，并和公众一起，监督民间组织使用善款、执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