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袁天鹏的《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近日正式出版，四月中旬作者和出版方一起举行了两场新书推广活动，笔者参加了4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场新书座谈会。从出版方来说，这算是一个商业推广活动，但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主角儿和座谈会的参与者的关系，这个座谈会成为一场实践者与学者的对话。与会者一致对本书所记录的“可操作”实践表达了赞赏之情，并以这本书为切入点，批评了研究者面对问题表现的多是空泛、宏大的叙述。实践者则直接指出规则的局限和适用性，以自身的经历提出，要警惕因“泛民主”毁坏民主。
几年前，袁天鹏从美国回来成立一个公司，专事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因为他和NGO同仁的推动，“议事规则”这几年在公益圈子里也算一个流行词汇。在作者看来，诞生了130年的规则是著名的政治辩论规则，已成为民主和法制的基础，这个规则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和NGO等各种组织。
另一位作者寇延丁是位自由作家、NGO从业者，她熟悉NGO内部弊端和积习，曾在一个组织的设立过程中，想建立一种共管共治的架构，并在讨论治理结构的会上，请袁天鹏做主持和顾问，但这个组织化努力最终失败。后来，她极力牵线搭桥让杨云标和袁天鹏合作，使议事规则在安徽省一个叫南塘村的地方演练了一遍，成就了议事规则下乡这件事。这本书就是对这次“下乡”的全纪录。
除了上述两位作者，议事规则下乡的链条上还有原乐施会项目官员高天、原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负责人刘老石（2011年3月去世）和南塘兴农合作社创始人杨云标。座谈会上，寇延丁特地让主办方将几个人的名签依次排开。寇延丁解释为：从袁天鹏那儿延伸出来的，我们称之为议事规则，是宪政民主。从杨云标再往后推就是南塘村，是合作社，是中国的农村，是草根现实，是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纠结。所有参与推广的，组成这个链条的人在做一个见证，不管议事规则再高再远再大再美好，只要这个链条足够长，我们就可以和最基层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链条与组成这个链条的人展示的正是一个行动者的姿态。
以规则的工具性“倒逼”出公民性的努力
袁天鹏说，这个“可操作”让60万字的书在中国可能变得有点效果。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做成一件事情，光有一套理念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像云标这样的人，因为他是最强的一个纽带，他可以将袁天鹏的话翻译成村民能够理解的话。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孙歌看来，杨云标的作用却不仅仅是个语言翻译，核心的问题也不在于议事规则的程序本身，而在于议事规则进入了杨云标所在的这块土地之后，它被转换为一种这块土地上的公民自我训练的一个途径。
孙歌说，我觉得议事规则本身的规则不重要，但规则提供的一种训练的形式，这个形式让所有参与者学会适可而止。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最缺少的一种公共生活的规则，或者说公共生活的共识。议事规则对杨云标来说只是搞好合作社的一个媒介，而这个媒介不是推动合作社的各种事务的惟一的手段，甚至在有些时候必须放下它。
规则能否直接奉行“拿来主义“？孙歌认为，对中国来说，议事规则进入公民的公共生活之后，哪怕在基层操作，也面临一个重大转换的问题。转换之后可能就是云标设定的那些问题，书中说他给的三个问题让天鹏很不满意，三个问题都是规则里没有的，但是云标把它转换成了他的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有效地与议事规则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单向看是规则下乡，但是双向看实际上是云标在用自己的方式使用这个规则，或者说他在改变，或者他在重新打造他自己的规则。
小区维权的工作者陈凤山说，议事规则本身跟民主的起源无关，把它等同于民主不完全合适，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提供了程序上的借鉴。这个议事规则的重要性是什么？陈凤山认为，它把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所认为的科层制的治理结构，转变成了委员会制的治理结构。
与会者观察到，这本书有趣的是，没有给出一个他们学会了议事规则后如何的结果，而是寇延丁说的学会了面对和妥协。面对和妥协是通过程序的操作之后产生的一种态度，是尽量避免付出大代价来取得收获的一种智慧。
高天也是这本书背后重要的推手之一，当年他所供职的香港乐施会资助了这个项目。高天也不否认规则的工具性，他说，我跟天鹏探讨最多的是，这个工具能不能倒逼出一些东西。当然前提是有云标这类人，他在群体当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愿意让步，才有可能倒逼出公民性。这的确是一个训练。基于这个考虑，高天才去更多地参与进来，促成了规则“下乡”。
《读库》主编张立宪推动了这本书的诞生。当时他将书里的核心部分拆成两个专题《学开会》和《开会了》发表在《读库》上。发表四个月后，读者的反应出乎意料。很多公司已经在用书里提到的学开会的规则，甚至小到一帮朋友为一个兄弟办婚礼，他们都会用“规则”来做。可见，民主是可以学习的，可以操作的。
带出一种参与和行动的精神
如同寇延丁熟悉NGO的弊端，孙歌作为一个学者也深知学界的积习。研究者通常会把一个问题谈得很大，会找一些大理论来论证，好像所有的话都说尽了。但是面对实践者们认为最关键、最纠结、没有办法面对的、最不好处理的问题，研究者们反而失语。孙歌说，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学者只有降低身段，深入到一个层面才有可能解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天鹏和云标的面对面可以碰出一些东西来。
可操作的民主才是民主。这书的价值在于让人精准地进入民主的过程，精准地面对民主，这样民主才能成为中国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它很可能变成意识形态的口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从学术界到媒体因为不进行这种基本的工作，才会产生困扰。
陈凤山对这本书的书名不满意，因为他认为民主并非是一个操作的概念，而是秩序化的、有尊严的权利生活。他在做小区维权的过程当中，接触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并且一直在用。但在所有的活动中，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即在筹备和组织业委会开会过程中尝试着用，但是用得并不是很充分和成功。
怎么让民主进入实践？陈凤山算过一笔账：北京市有将近4 000个小区，大概每个小区1 300户，一户按三口人算，它涵盖北京一半以上的人口。如果4 000个小区当中，80%的小区有业主的自治组织，用10年培养业主的投票行为；下一个过程可能就是业主去参选居委会；如果再经过三年居委会的选举，下一届再做参选民众的时候，就不是现在的状态了。陈凤山对现在选举中的独立参选现象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一种表演，没有真正沉到社区里边去。另外，选民不具备权利意识，又不具备权利主张能力的时候，这个选举“没法玩儿”。
他对袁天鹏没有在居住的小区去参加业主委员会的工作而感到悲哀。他说，曾经在很多场合跟学者、媒体人、律师都讲过，中国如果有10万的知识分子回到社区做权利运动的话，效果会怎么样？
与陈凤山的批评相似，孙歌谈到公民自身的担当。她说，现在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式，即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很少有人检讨国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这样的一个视角，才觉得这本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是这么多年学界反复讨论民主、讨论立场、讨论姿态……所有的讨论里边很少被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被提出来，民主就永远只是一个意识形态。
警惕“泛民主”
2008年杨鹏在阿拉善生态协会当秘书长时，请袁天鹏为阿拉善生态协会的理事会会议做一个43条的议事规则。这是国内第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组织自觉地、系统地应用议事规则。这之后杨鹏到壹基金工作，他又请袁天鹏做壹基金的议事规则专家。
看了这本书，杨鹏认为，它里面碰到的问题居然和阿拉善生态协会碰到的问题差不多，即企业精英们和农民们的问题差不多。
杨鹏说，这个议事规则本身是一个议会的、公共事务的议事规则，参会人拥有平等的表达权和投票权，才可能运用这套规则。现在随着中国人的平等意识越来越强，大家要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这套规则就会日益被大家所需要。
但是这种公共事务的表决是不是在一切领域都适用？他说，阿拉善生态协会在做社区发展的时候，非常关注农民通过参与表决来决定他们自己的事务。后来发现，民主表决制不等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把民主表决当成推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一种方法可能是很愚蠢的。这么做的假定前提是，只要老百姓起来，自己来表决自己的公共事务，经济就能发展，环保就能做好。因此，我们要思考民主表决适用范围是什么？
即便在一个最民主的国家，也能找到效率和民主的平衡。但在中国，因为大家追求民主价值，所以希望把这些东西释放到一切领域，认为只要大家不一起表决的事就搞不成，或者就有问题。今后中国会出现 “泛民主”，所谓“泛民主时代”就是什么东西都必须拿来讨论和表决，这也就意味着什么事都做不成。
杨鹏随之对《可操作的民主》的适应范围做了举例： 选举领导人是可操作的，监督是可操作的，重大的年度规划预算这些是可操作的，但是可能到了执行层面，如果执行的领导人没有权威，说话不管用，这等于民主会毁了民主自己，泛民主最终毁了民主价值。
杨鹏的一本名为《为公益而共和》的书也即将出版，这正好是阿拉善生态协会五六年的历史记录，反映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加环保的组织在推进过程中碰到的磕磕绊绊。 最早的“泛民主”简直要把这个组织搞崩溃，最后才重新回来建立它的次序和权威。《为公益而共和》就是对整个演进过程的记录。
坐在杨鹏旁边的粱晓燕高度认同他的发言。她也谈到，这样的一套规则可以让每个人产生拥有感，但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活而不是公共生活里怎么去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机构运行中，如何让人既有参与感，同时有效率、有规则、有纪律、有奖惩？这些东西和一般的民主规则又产生了一种博弈。在公共生活中适用的这套规则，是不是可以原封不动拿到职业生活中来？ 梁晓燕认为在公益组织中，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
袁天鹏也认为，议事规则更多是在一个平权机构里，为了评选自己的高层，为了形成共同的决策，在诉求充足的情况下需要的一个规则，所以机构的理事会是适用的，机构的总干事、秘书长之下的执行团队不适用。
杨鹏再次发问：这个议事规则谁需要？这是书中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但却是最重要的。比如阿拉善生态协会那批会员是真需要，因为他们没有这套东西就没有办法凑到一块儿。当一个社会产生对平等的议事规则需要的时候，这就是规则出现的时候；不需要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政治理想的游戏。可能出于对这个实践本身的爱和情感，作者写的时候把这块放过了。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杨云标的作用更感兴趣，有参会者认为《可操作的民主》的核心视角不在天鹏，而是云标。但是，杨云标的发言却不多。
杨云标谈到接受议事规则进村的目的。他相信规则更甚于相信个人，他曾经很担心自己以及一手创立的南塘兴农合作社有一天会与最初挺身而出维权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我们曾经反对的那样的领导人？我们会不会复制出像我们维权时曾经扮演的角色那样的群体，来反对我们？此外，当时合作社有很多事情要开会讨论，他经常会被跑题、一言堂等等问题所纠缠，所以，南塘的合作社也需要议事规则来解决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