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需要修复与重建的不仅是损毁的建筑设施，还有灾后已经发生改变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秩序结构和社会认知结构。因此灾区社会建设除了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一般内容外，还需要增加新的社会建设的内容和项目。事实上，我们在灾区看到了很多社会建设的新探索，既来自政府部门，也来自民间，特别是来自民间公益组织的社区工作，在解决社区的恢复与重建、集体新增财产的权属与收益、灾后个人与家庭的支持体系、灾后的新贫困群体及其贫困问题、灾后救援的公平性问题、地震伤残者、地震心理疾病患者、残疾人、流动就业者、老人、妇女的救援问题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有效推进灾区社会建设，建议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1.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这次抗震救灾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创新、行动创新的志愿者行动，而“公民的责任意识”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灾后新四川的建设中，应特别重视和珍视这种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意识。建设新家园，公民是主体。政府要提供服务、支持和保障，但不能是“保姆”，更不能是“家长”。
具体措施：
（1）党政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必须把“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各项工作，尤其是正在制定中的“十二五”规划都必须强调“公民”视角，凡涉及群体或公民利益的问题，必须经过公开论证的程序，不能独断专行。
（2）舆论宣传部门的宣传中要有“公民视角”和“公民意识”。
（3）教育部门的思想品德课应以“公民教育”为核心，加强“公民教育”。
（4）在党校培训中加强“公民教育”的内容，在各级干部的头脑中树立“公民意识”。
2. 社会建设坚持以社区为主体
按照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要改变“中心城市的点状繁荣与广大农村的普遍落后并存”现象。“农村的普遍落后”和中小城市的相对落后，落后的是民生，是公共服务，是文化，是社区建设。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公共资源（包括制度、政策、财政和组织资源等）的不公平配置。灾后各种资源已经大量涌入四川，政府必须做出政策规定，保证社区（尤其是农村社区）成为主要受益对象。
具体措施：
（1）根据基层自治的有关法律和政策，以条例或其他法规形式明确社区在区域性灾后重建中的主体地位。
（2）明确规定灾后重建的援建物资应配置到社区的物资种类和比重，利用公共资产的增量充实社区公共经济基础，为提高社区凝聚力提供经济保证。
（3）鼓励社会捐助直接落实到社区，利用社会支持充实社区公共经济基础，直接服务于居民。
（4）配置或捐赠给社区的公共资产，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机构不得截留占用。
（5）发放到社区（村居两委）的救灾硬件设施必须作为集体资产入库建档，实行民主管理。
（6）重建后的社区应该在规划中留出公共设施用地，把建设社区公共空间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的起点。
3. 提高公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重要的层面在社区，为保证社区在灾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创新。
参与预算：社区居民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建设项目，有他们参与的预算分配，有利于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有效地防止暗箱操作和“形象工程”。
参与建设：必须明确重新建设起来的是老百姓自己的家园，而不是“集体宿舍”。即使是企业出全资再建，也必须强调和保证社区的主体地位，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企业更不能包打天下。在重建过程中，必须突破现有的制度障碍，让社区内所有利益相关的居民都可以参加居民大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民主协商。
参与管理：社区的硬件建设可以短期完成，但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在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将帮助社区在灾后健康成长，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具体措施：
（1）政府的灾后工作规划都应把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作为灾后重建工作的原则，并提出具体内容，做出相应安排，着力培育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使各种社会群体都在新四川的建设和跨越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2）强调“有序参与、有效服务”，要在社团管理体制上大胆开拓创新，给民间公益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鼓励志愿者组建团队或公益组织；鼓励社区群众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参与灾后建设，政府可以为他们的提供相应的培训和资金；或在救灾资金中列出一些项目由他们来申请实施。
（3）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治理是近年来社会发展领域行之有效的“工具”。国内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和组织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议四川省学习引进这些方法。
4. 努力实现资源共享
城乡二元体制和企事业单位内外有别的体制在社会管理中制造了制度歧视；按条块配置的公共资源最终转变成了部门资源；制度歧视、体制壁垒和资源部门化把广大农民、非企事业人员、流动人口等群体排斥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
在这次救灾中，这种城乡有别、体制内外有别的格局在紧急状态下被突破，所有受灾人员在救助过程中基本上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但是在灾后，仍然有许多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灾后重建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既要考虑灾情的差别、也要考虑区域的差异、还要考虑过去制度造成的歧视和不公平，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有制度的保证，更需要政府的观念转变和职能转变，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此外，资源共享也包括信息、制度、政策等无形资源的共享。某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缺乏资源共享的意识，总把资源视为“权力”、“利益”，既不利于灾后重建，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具体措施：
（1）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灾后建设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一系列行政法规，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2）我国的公共资源基本是由各个部门在控制，应将抗震救灾的相关资源信息纳入政务信息公开范围，同时明确规定，资源控制部门有责任承担告知、宣传和教育培训的义务。
（3）资源共享中必须坚持“需求导向”，辅以公众参与，才能确定真正的需求，保证资源使用的公平、有效。
（4）资源的共享与否，要依据资源分享人的反馈来评估，应建立相应的社会监督评估制度。
（本文改编自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社会发展组的调研政策建议报告，由郭虹执笔）
附录：四川5.12 地震灾后社会建设案例
由著名环保人士廖晓义在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发起，重建中保留了自然村的历史形态，不仅帮助村民争取到政府投资的村道项目，彻底改善了山村的交通状况，还通过“乐和生态保护协会”把村民组织起来投入重建家园。村民通过参与式规划，将生态旅游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发展方向。结合当地资源条件修建生态住房，倡导家庭使用环保厕所、沼气灶；帮助农民开展刺绣、生态养殖、种植等农业生产，为绿色生态产品找到出路；将村民民主参与的方式融入到项目开展中，村里所有重大公共决策都通过村民讨论，同时，该项目还特别强调重建中的文化因素。
案例2：从关注儿童开始的社区支持模式——助学行动“暑期新生活”
助学行动是一家关注教育的公益组织，在汶川地震灾后第一时间就开始采取紧急救助行动，奔赴彭州极重灾区为当地学校援助照明系统、避雷系统、电风扇等硬件设施。随后，考虑到灾区孩子们的家长、老师忙于自救和恢复生产、孩子们在震后难于适应新环境、失去亲人的孩子需要照顾及特殊的心理需求等因素，助学行动决定在儿童比较集中的彭州3所设立了暑期新生活项目活动中心。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开设参与性和娱乐性课程，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消除灾害给孩子们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该项目还包括了与北京泓德中育合作修建的生态旱厕、与千秋助读合作建立的图书室。在小渔洞板房区中心小学，还为当地社区开展了文化传播、心理疏导、社区文艺演出、协助村民生产自救等一系列活动。
案例3：动员社区村民自助互助的模式——绵竹遵道过渡安置期的民居建设
陕西妇研会的援川团队在绵竹遵道，通过动员居民合作搭建大棚屋来提升社区的协作能力建设。妇研会根据灾区实际，探索出3种不同的低成本过渡安置房建筑方式，通过与村民共同讨论、规划、设计，组织村民自建和合作，共搭建过渡性大棚屋36座，参与村民128户，使村民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这样的棚屋还通过近邻和宗族关系形成了公共生活空间，并接纳了村里的困难户，形成了一个良好扶助老弱的氛围，提升了村民组织协作能力。项目还引导村民进行农村重建及文化重建。在棚屋相对集中地点，也特别关注到了儿童娱乐场所以及洗浴、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的建立。
案例4：鼓励灾区居民自谋生计的模式—— “火凤凰计划”
“火凤凰”妇女绒绣技能培训和生计计划由浦东社工协会与上海三林绒绣社合作，浦东社工协会为绒绣社提供一定的成本费用，由后者负责在浦东社工所服务的安置点教授失业和低收入受灾妇女绒绣技能，同时通过他们的销售渠道，以公道的报酬回报安置点妇女们的劳动。浦东社工协会还有一个长期考虑：为稳定地从事绒绣生产的妇女建立一个她们共同拥有、协作协商管理的专业经济合作社——火凤凰绒绣合作社。浦东新区社工协会组建“浦东社工服务队”，人员主要来自乐群社工服务社、阳光慈善救助服务社、中致社区服务社、乐蓍社工服务社，进驻都江堰的安置点提供服务。
案例5：住房重建中的合作与协商模式——绵竹剑南三佳小区业主协商会
在汶川地震后，剑南镇三星社区的三佳小区房屋经过专家应急评估被评为D 级，建议拆除。由于涉及门市利益，部分业主不愿楼房被拆，一些住户代表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又请绵阳一建筑公司评估，搞了一个加固方案，报建设局备案，引起另一批住户的不满。形成意见对立的双方。
经各方商定，决定在2009年2月23日召开协商会。社区参与行动志愿者服务队作为第三方成为协商会的主持人。主持人按照调解程序，让每一位到场的参与业主都有发言权，同时让参与者评判发言意见，并不时归纳双方的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到场的70%以上业主发言后，让大家表决。最后及时要求到场的业主签署意见，形成决议，到建设局完成开工备案，居民交纳维修资金，开工维修加固。
案例6：震后农村社区自发产生的村民合作组织——绵竹市民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5.12地震后，绵竹市供销联社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为群众提供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服务，成立了民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还得到四川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和在川参与救灾的NGO（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泓德中育、野草文化等）的大力支持，以及红十字基金会援助项目支持，在周围社区发展养兔。在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CCPG）支持下，搭建了3间板房，建立了集培训、学习、娱乐、休闲、健身为一体的文体中心，推进灾后乡风文明建设。
案例7：救灾中的防艾教育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爱白成都青年中心实施了“地震灾后救援NGO 艾滋病干预能力建设”的项目，旨在加强参与四川地震灾后重建的NGO在其救灾项目中整合艾滋病防治活动的能力。爱白在救灾过程中发现医务工作者的自我防护很差，意识到在救灾时没人做防护HIV 感染的工作，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他们对联合国根据非洲经验编撰的《紧急状况下HIV/AIDS 干预指南》进行翻译改写，并经省政府应急办等政府机构审稿后，用于举办培训。
案例8： “基金会+企业+合作社”的社区参与式重建模式——绵竹土门民乐村
绵竹民乐村震前就属于全市较落后的村，又位于极重灾区，房屋倒塌率达93.2%，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受损。中国扶贫基金会和诺基亚联手支持该村重建，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参与式”支持方式——把原本量化到每户的资金以股权形式赠予村民，并通过股份制的形式使这笔资金成为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资源。通过发动村民讨论，和外出考察，说服村民同意用260余万元捐赠资金成立了“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重建村集体经济，通过集约化经营的方式发展规模农业，通过分红让每位村民股东长期受益。同时培育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采用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形式，项目招标、职业经理人经营、金股否决等运作机制，帮助村民在住房重建的同时发展产业，在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
案例9：多家公益组织合作的社区工作模式——什邡洛水大中华社区
在什邡洛水镇大中华板房社区，以NGO 备灾中心为核心的一个社会工作联合行动正在进行。这个项目由托克国际资助，NGO备灾中心执行。项目首先向社会公开征集针对该安置区灾后重建需求设计的社区公益项目，然后通过评审，确定来自四川、重庆、上海等地的9家公益组织和学校社团的项目中标，在该社区开展为期两年的活动，包括：家庭教育、老人健康、残障儿童身心康复、妇女就业创业、灾区社工、学校社工等。同时，备灾中心还在这个社区建立了名为“心空间”的社区活动中心，内设多个功能区，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创业培训以及无偿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儿童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同时举办社区舞会及晚会、举办儿童才艺大赛等活动，培养提升社区互助精神，每月可直接提供9 000 多人次服务。
案例10：关注环保的生态旱厕项目
四川农村家庭常见的是“猪圈-厕所”合一，而在公共场所通常都是旱厕。传统农村厕所卫生条件差，是滋生细菌、传染疾病的主要途径，所以改水改厕是四川省农村发展纲要的规定目标。5.12 地震后，灾区卫生系统遭到破坏，粪便污染严重，成为传播疾病、威胁健康的重大隐患。
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地球村、野草文化、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大邑兔王扶贫中心、爱农项目等公益组织共同发起了生态旱厕行动，推广生态卫生理念，传授修建生态卫生旱厕的基本知识，在地震灾区修建了100 多个公共旱厕和数百个家庭旱厕。生态卫生旱厕能够有效达到灾区厕所排泄物零污染、零感染、零废弃之目的，并能有效解决农村严重的面源污染问题，还河流以清澈。
在修建生态旱厕的同时，这些组织也注重对村民的培训教育，把生态旱厕的修建与村公共事务管理、村民卫生习惯养成、村环境和水源保护等多重目标结合起来，力图以该项目为切入口，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能力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