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季，应中国记忆论坛网负责人张金起先生的邀请，笔者以民间公益观察员身份作为项目监理，开始考察了解他们的运行状态。
他们最终在当年夏季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2009年1月，这个历时一年半，由国内六个地区民间志愿团队参与的项目，在北京举办成果汇报展示后落下帷幕。总的来看，项目在实践过程中和目标达成上有得有失，它所呈现的问题，在民间草根社团参与社会公益发展实践中，也具有比较普遍的借鉴意义。
小而有为的民间文保地方草根
“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模式示范项目”是国内一次较大规模的公民参与文保行动实践。执行方中国文化记忆论坛借助网络交流平台，通过与地方团队的合作，间接调动起三百多名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的文保志愿者。
项目成效得益于地方团队支持。襄樊、苏州、天津的文保志愿者团队执行能力较强，记录拍摄任务完成得有声有色，还举办摄影巡展、印制读物，与媒体期刊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公众倡导活动。襄樊项目就曾4次向当地市民巡回展出记录图片，还采用放影像、猜谜语等方式传播遗产保护知识。他们编印的《留住记忆》专题宣传图册，质朴感人，在项目所有印刷读物中倍受公众欢迎。天津项目则依托“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域优势，细致记录了原意奥租界的建筑风貌、文史考证、现存控保状况，呈现出调研的严谨和系统性。承德团队不仅连续3次在文化遗产保护日走上街头宣传，并组织文保教育进校园活动，向广大师生提供当地历史人文知识。
自发而紧密的民间草根团队，有发展的潜力与空间。这些草根团队的人员在同属一片地区，有事商议很便捷，做事配合也得心应手。有些民间团队本身就有自己的工作目标和计划，身体力行，实践能力和管理水平在经常性区域规模的活动中逐步提高。参与本项目的襄樊和天津团队，凭借明确的目标和努力，赢得文保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年度贡献奖”，苏州团队在当地荣获“苏州骄傲2007新闻人物提名奖”。
各地方团队的项目也得到了当地那些默默无闻的文保公民的支持。襄樊有位七旬高龄的中学退休教师，从六十年代就用相机拍下众多历史建筑变迁的镜头。他拍摄的照片中有的因种种原因至今还不能公开，但是它们定格了历史遗迹曾遭遇的疼痛，带给人们的震撼和触动深刻而真实。苏州则有位23岁的年轻人，从小钻研文物知识，串遍老城大街小巷，了解历史街区每处宅院的历史典故，现在被市文物局吸纳到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能力。
草根力量也许小，但积少成多，可以发挥更大的能效与影响。从我国目前公民社会培育阶段以及公众参与的状态看，产生形态多样小而有序的草根团队，要好过建立大而无当、劳而无功的社团组织。即便草根团队只是星星之火，在一定阶段和条件下，只要它们保持平等、自觉、自愿的合作关系，就能让民众中开始萌生的后起公益力量，发挥出联动的社会价值。
小众模式还是大众平等参与
在城市化经济建设的高速车轮下，各地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民间文化遗存，每天都面临着损毁和消失的危险。少数有识之士率先奋起呼吁和行动，他们的努力唤起了更多公众关注、研究、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遗产的热情。有的自发组队结社，有的单枪匹马独行。公众在性格、学识、相关利益、文化背景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反映在对文保理念的理解和行事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民间文保界的一种代表思想认为：普通平民力量，较难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实质上的作用。这个过程要靠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相对具有话语权和动议资质（如业内专家或权威名流）以及法治与政策的力量，通过相关渠道和办法，传达和促成政府及有关部门发生决策措施的改变。
而另一种代表思想则表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不应该仅是少数人的舞台，更多人关心和保护身边历史文化，才真正标志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每个公民都有能力关心和参与；“记录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保不住这些遗产的时候，起码要留住影像。”保护文化遗产、记录历史变迁，就是如中国记忆论坛和所行公益项目的聚义大旗。
目前文保界在理念、认识和行动上存在的现状，是民间运动经历的真实写照。不论是言辞行动激进，还是坚韧踏实执着，那些曾经做出过成绩的前辈都值得同道的尊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实践就是后人要照搬复制的模板。但是笔者遗憾的看到在文保领域，竟也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例如，某位媒体界颇有声望的“文保权威”，借助其圈内威望，横加指责实施项目探索的地方团队活动，干扰项目实践与展示，有失楷模风范。
各地情况不同，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地方情况的文保做法无可厚非。促进参与形态的多元化探索，其成败得失自有公论，更有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有些个人或小众化方法模式，普通民众限于条件与能力不具备实施效仿的可能性。公益圈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前锋斗士，这仅仅是代表公民性的一种符号而已，应该允许有人成为该领域内更细致的专业研究者、温良的导师、低调实干家或甘于幕后的策划人和志愿者。
公民社会所看重的，不只是少数领袖的价值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更多普通大众，在促成社会创建公平的规则和公正的环境中，发出草根声音与能量。
探索民众文保参与的多元形态
在已经开展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地方文保团队以及民众探索出的多种文保方式，已经成为民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切实可行的参与方法。
照相和走访记录是民间文保参与最直接的手段。在对历史街区、古建旧宅、残迹遗存、人居环境、生息状态等真实客观记录时，拍摄者的工作状态，也形成了对周边历史的关注和信息的传达，使居民头脑中初步有了文保概念和意识。
还有些公民个体或群体，为呼吁保护历史遗迹与人文故居，采用电话、建议书、呼吁信的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和媒体传达文保声音。无论这种方法能效如何，它已经成为一种介入符号，成为带有时代特点的民众参与社会发展的一种途径。随着公民觉悟意识和文保善愿的萌发开启，这种大众参与推动文保的方式以及政府的回应程度，既在检验国家法律法规的威严与公信，也考量当今社会对历史文化的态度与责任，促进着社会的改良。
采用DV、纪录片、互联网形式，拍摄、制作、输送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内容，便于中外民间文化的扩展交流。例如，湖北志愿者曾用两年时间，对南漳陈家老屋、古法造纸作坊和工艺进行多角度记录，制作出的专业纪录片《漳源纸事》获得第29届东京录影节优秀作品奖，让海外了解到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的可贵财富。
文保史料研究或编写出版宣传教育读物，为各类文化报刊、地理旅游杂志撰稿，是文保人士乐行的参与办法。如在天津，一些文保人士编写印制《天津记忆》期刊，用风趣翔实的文字记述老天津卫传统民情和地理风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交相辉映，告诉读者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与价值。
抢救性收藏保存也是现在常见的参与形式。南京有以抢救、收藏和展示民间流散物品的个人博物馆，北京有专门研究收集和开发影壁工艺的个人工作室。尽管最受认同的文物保护理念是就地原真性保护，这种理念对抢救性收藏保存的做法持有疑义，但在文物面临即将流失或毁灭的时刻，收藏保护也不失为权宜之计。
民间文保实践还在不断涌现新的探索与行动，每种文保行为方式可能有别，但保护、记录、传承历史文化的想法却是共同的。民间许多久远的历史文化遗产，必将对未来的人类文化发展有所滋养。实践中多样化的模式，也必将成为中国公民参与文保道路上具有史料性的印证。
（本文作者系健康环境公众教育促进会原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