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真正扎根草原的学者，要么长得像草原，要么长得像牧民。身材矮小、行为率性的生态专家刘书润，只想当个牧民，只想当草原上的一株草。他戴着蓝色的帽子，是华北农民比较常戴的那种；穿着一身棕黑色的“简易中山装”，也是中国农民经常穿的那种。
地铁站附近见了面，连寒暄都没有，马上就随他急行军似地往家里走。穿进一座小门，走上一段曲折的小道，踮脚点过几个小水坑，绕过许多外表显赫的建筑，才能走到一排似乎不久就要被拆掉的平房边。
刘书润其实不知道跟在他后面的是些什么人。虽然打电话时每个人都会自我介绍，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你是谁。即使你坐在他家的沙发上，喝着他家的水，削着他家的苹果，吃着他家的饭，他也似乎不想费心去猜测来的人是些什么人，都怀抱着些什么心思。
他像个最传统的蒙古牧民那样，坐在蒙古草原的蒙古包里，面对所有掀帘而进的人，一概表示欢迎，一律视为朋友，盛情款待，毫不担忧，永不怀疑。他又像一个真正的导游，平视面前所有的游客，却没有任何追根究底、旁敲侧击的打算。他只想把他的所知所想，通通地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听，只要你愿意记，只要你愿意纵情想象，他会跟你讲上几天几夜。
刘书润可以接过你抛出的任何一个话语链条，将它导入他的语境。在他面前，绝大多数人都只有聆听和领悟的“配额”，而不可能得到太多的发表个人有效见解的“指标”。
2009年11月，有那么两天，72岁的刘书润又一次略显激动地向我们讲起了他的草原，又一次毫不吝啬地当起了“草原生态导游”，带我们看清草原的真相，帮助我们理解草原的真美所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是刘书润多少次向“身边听众”重复他的思想；也没有人知道，刘书润这次讲的草原，又加入了哪些新鲜的见解。
刘书润是真心想当导游，任何能替草原做导游的机会他都愿意参加，不计报酬，不畏劳累，不惧游客的“成分”
在我们闲谈期间，刘书润突然跑进屋里，拿出两大包材料，厚厚的两沓手稿。他一篇一篇地翻着，每一篇都有其独特的位置，他总能马上就找出他想要的那一篇来。一沓是“学术文章”，一沓是他自编自讲的“导游词”。
刘书润说：“我真的爱上了当导游，每年都要导上十多次，只要有人提出需求，我就会去。我发现当导游是传播生态学知识最好的办法。一个生态学家没当过导游或者当不了导游，他的思想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这不仅仅是你要把知识讲得让人听得懂的问题，而是你能拿出什么来给游客讲，并让其信服的问题。你把大家带到草原上，你能拿出什么来讲给大家听？你有没有能力讲好草原的历史、文化、现状，你有没有能力讲好草原上的一草一木的来龙去脉？你是只讲一些胡编乱造的传说，还是讲出草原之美的依托所在？”
有一个暑假，一个偶然的机会，刘书润与当时尚在上高中的小儿子，报名参加了内蒙古阿尔山的旅游团。阿尔山隐藏着堪与天山天池和长白山天池媲美的火山型天池，还有100多个类型迥异的火山湖泊。当游客结队到达天池边时，导游给大家说：“这地方传说为天上王母娘娘洗浴之地，故称天池。王母娘娘洗完澡后，照照镜子，不小心掉到了人间，就造就成了天池边一百多座湖泊。”
刘书润忍不住了，与儿子走到一边，小声地对儿子讲起了这一座座湖泊的来历和内涵，讲这座火山湖与冰碛湖的区别，讲湖边的岩石的内在成分，讲湖边杜鹃花的“科学故事”。同行的游客，慢慢地离开了导游，围拢到了刘书润边。
此后，这个旅游团的导游一职就被刘书润“接管”了。正职的导游每次想开口，游客们都说，你别说了，听刘书润说吧。有个年纪颇大的游客，离开湖泊下来，马上就说，他回去马上要带家人再来一趟，他要把从刘书润那听到的“导游词”，讲给家人听。
导游也不生气。聪明的她开始当上了刘书润的学生，聪明的游客为了刘书润放弃了既定的路线。有一次，刘书润带了一个全是司机组成的旅行团。司机们本来要坐飞机从呼市直接飞到锡林浩特，但当他们听了一段刘书润的导游词之后，决定延长时间，改走公路，慢慢地一路游览，一路听讲。又有一次，刘书润带着著名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一个美国环保专家考察团，全体团员一致要求延长了几天的“被导游时间”，重新安排其他的行程。
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恨不得多留一段时间，听刘书润讲解“藏在草原里面故事”。翻阅着刘书润的“导游词”，你会发现每一篇都是精美的小品文。这样的文字若结为一集，以《刘书润带你游草原》的名字出版，肯定会非常的畅销。
假如你蹲下身子，想认识一下脚边的植物，那么你可能就会听到刘书润给你讲的“两颗小草”的故事。有一颗草，叫“欧千里光”，是缘于欧洲的外来物种；苦荬菜，则是缘于山东一带的外来物种。这两颗小草在当地已经非常常见。刘书润据此编了一个故事：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与来自俄罗斯的美丽姑娘，在草原上相遇；一个是孔子精神的践行者，一个是耶酥的忠实信徒。由于互相隔阂，由于互相之间的文化差异，二人过着孤苦的生活。娜塔沙的高跟鞋带来了欧千里光的种子，孔耀祖的裤脚边沾上了苦菜的绒毛。有一天，有位神仙点亮了他们的心灵，在此扎根吧，你们会幸福在生活在一起。于是两个异乡人结为一家，在当地长久地居留了下来，他们忘却了思乡之苦，他们成了当地人，幸福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
刘书润是草原生物多样性专家，对各种草原植物的认知国内无人能及，他可以在一平方米的草原样方中，将六十多种植物讲的绘声绘色，每一种植物都是一段历史、都有一个故事，它们之间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都有情感。他说过，他有一对儿女，儿子是樟子松，女儿是白桦树。他说沙漠上的两棵老榆树就像我们年迈的双亲，在风中遥望远方的孩子归来，他还为此作了一首歌，唱得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如果你想听刘书润给你“讲唱”蒙古歌曲，那就更简单了。刘书润写过一篇极长的导游词，名字叫“唱蒙古歌，爱大草原”。他精心选择了近二十首蒙古歌曲，用自己的体会和情感，向你讲解和传唱。
这还不够，刘书润自己还写了不少歌词，并给它们配上曲子，只要你想听，他就能给你唱。
草原上的一切都有情感，都互相依存，草和草是如此，草和畜是如此，人和草是如此，人和野生动物也是如此。如果割裂来看，必然给草原造成灾难
刘书润出生在北京，高中毕业后，突然想“出去走一走”，就撞到了刚刚创办的内蒙古大学，进入了准备全力研究“北方草原生态”的内蒙古大学生态学系。这个系的全部师资力量都来自于北京大学，系主任是著名的生态学家、学部委员李继侗。
从那时起，刘书润从未中断自己与草原的关系，无论是此前在作为内蒙古草原的一个研究人员，还是现在的一个“生态导游”。
从那时起，刘书润就没有停止他对这个世界的“导游”。他不停地写文章，他不停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看法，他不停地举办讲座，向这个世界的所有“游客”，讲他对草原生态学的认知和体会。他认为，草原上的一切，都有情感，都互相依存，如果割裂来看，必然会给草原造成灾难。如果片面地出台政策，必然导致草原的生态持续地恶化。“草原离不开牛羊，牛羊也离不开草原。牛羊离不开牧民，牧民也离不开牛羊。失去了牛羊的牧民就像母亲失去了孩子，失去了牧民的牛羊则像孩子失去了妈妈。许多科学家喜欢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来改良当地的牛羊，有的甚至认定内蒙当地的牛羊品质低下，需要全部替换。实际上，以前蒙古牧民保持牛羊品质的办法是让它们与野生种交配，或者让牛羊尽量生活的野生环境中。最适合蒙古的牛羊一定是当地的品种，因为它们经过了千万年的淘汰，与当地环境形成的共生共存的关系。”
他说：“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个文字，它们经过千年磨合，组成篇篇文章，使得草原成为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名战士，它们组成的生态系统，就是坚不可摧的部队，它们是经历了千万年严酷环境考验的幸存者，是捍卫脆弱生态环境的最后一班岗。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老师，给人们讲述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草原就是众多专家学者的母校，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朋友和亲人，草原就是有益的海洋，爱的大家庭。”
他这样说草原：“草原上的草组成草原，树木形成森林，鸟兽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业劳动，如剪毛、接羔，为了不影响牲畜正常进食，必须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渐渐成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草原畜牧业的特点，在于移动，在于集体，在于与大自然的融合。”
他相信自然界的竞争其实是互助：“世界是多样的，所谓天敌，所谓“害、益”都是相对的，有的更是人为强加的。一些大型肉食禽兽，位于食物链金字塔顶端，看来是强者，但其实却是繁殖率很低的少数，是真正的弱者。它们有凶残的一面，但又充当了保护神的作用，凶杀是手段，合作才是本质，是结果。益鸟要得到正常繁育，必须维护老鹰的合法地位，这就是一些猛禽、猛兽列入重点保护动物的原因。”
他这样认为蒙古民族：“天然草原和民族文化是内蒙古的两大优势，而最大的优势，是二者的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内蒙古草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哺育了以蒙古族为主的伟大民族，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的历史像蒙古史那样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哪个民族的社会组织、经济文化，以及气质、性格和情感与天然生态环境结合得那样紧密，使人一听到长调歌曲和马头琴的旋律，草原就展现在眼前。他们诗歌的音律，有的与马蹄的节拍相合；他们摔跤的英姿像展翅的雄鹰；他们对朋友的情感，像蓝天那样深沉，像白云和牛奶那样纯洁，像百灵鸟那样亲密，像草原那样辽阔无边。”
他认为生态学是“爱的科学”：“生态学是关系学，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学是系统学，生物和人类以生态系统的方式存在于自然界。生态学是门充分运用辩证法的哲学，它又十分贴近民众。生态学是门宽容的科学，提倡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
时常被人看不起的刘书润是孤寂的，作为一个理科出生的“生态学家”，他似乎具备了太多不应具备的人文情感，以至于他在国内，几乎很难找到对话的同伴
刘书润总想把我国环境保护、草原保护、森林保护的视角，转到真正符合生态规律的做法上来。为此，他不惜提出了一些激烈的观点。目的无非是想把一些错误的做法“导游”到相对可行的轨道上。
他说：“过去的教育确实造成了视野的狭隘。从事生态学的人似乎不需要有人文情感。研究牲畜的不需要研究草原，研究牧草的似乎不需要研究牲畜。我现在惊奇地发现，我与社会学、文化学的那些学者比较容易产生共鸣，与生态学的同行反而经常就不到一块。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这些表面上的同行，其实根本无法展开深层次的对话。”
刘书润坦承自己也经历过转变。“20世纪90年代，我随一个由许多院士组成的专家组到了西藏，帮助西藏‘一江两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设计思路，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满脑子的开发利用思想，一心想帮助当地提高经济效益。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也许西藏、内蒙这样的地方，本来就不该用发展生产的思路去对待。我们应当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这些地球上的生态脆弱带，它们应当出产的是文化，是生态。”
刘书润相信，草原本来就不是为提供经济生产力服务的，草原能提供的价值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生态价值，二是文化价值。“草原畜牧业的价值不在于畜产品本身，而主要体现它是文化的载体”。如果过度追求草原的经济价值，可能就会挫伤草原的文化生产力和生态保护屏障的能力。就像大兴安岭，它的任务不是出产木材，而是提供水源，内蒙古80%的水都源自大兴安岭，如果大兴安岭的天然生态系统破坏了，那么内蒙的水源也就枯竭了。而对于草原来说，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水，如果水环境出现了严重扭曲，那么，内蒙草原生态必然出现剧烈的变化。
刘书润对天然林的热情也很高。他对我国植树造林的热情也写下了不少“导游词”。他说：“中国的人工林已占世界第一，某些地区上报的造林面积已超出本地区总面积几倍。出现了大批造林模范单位，的确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种树的好处也很多，但天然林保护应放在首位。生态治理不等于绿化，更不等于种树。大面积人工纯林等于绿色荒漠。种树种草不是越多越好，种树也要搞‘计划生育’。科学种树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不科学的种树，也可恶化环境，形成绿色污染，背上绿色包袱，给子孙造孽，给地球抹黑。”
刘书润相信“地球是彩色”的：“地球陆地表面的32.6%是森林，超过草原和农田的总和。地面90%以上的植物生物量是森林提供的。 但是地球是彩色的，除森林外还有草原、荒漠、沙地、戈壁、冻原、雪山。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搞成绿色，更不必都成为森林。正如地球不可能完全没有森林一样。而森林也并非千篇一律，仅内蒙古的森林就有53个群系。因此一味增加森林覆盖率，也并非都有益处。地球的各个部位，就像人体一样，都以各自的特点，充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轻易改变。就像不能把鼻子、眼睛都变成嘴一样。”
当人们提到沙尘暴、谈到要治理沙漠的时候，刘书润会对你说“沙漠并不可怕”。“多样孕育美好，丰富带来多彩，上天造就了干旱区，它就产生了灿烂的游牧文化。上天运用沙尘暴，就推动了祖国大地从戈壁、草原、沙漠到黄土高原的土地格局。沙漠和沙地是干旱区的地下水库和油库，它埋藏着大地的血液，是众多河流湖泊的源头，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沙漠和沙地具有复杂的地形，具有时空多变的地貌，它是干旱区生物多样性表现最充分之地；沙地和沙漠是牧民、牲畜、野生动、植物冬季最温暖的家；它也同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游牧文化的避难所，它还是世界几大宗教文化的发源地。满族人说：上天呀，您为什么不给我们沙漠？如果您赐予我们浩瀚的沙漠，我们不会没落。蒙古人感谢上天，感谢沙漠，沙漠和沙地一次次拯救了蒙古人。农耕民族特别惧怕沙漠，因为沙漠不能够永久耕种。而牧民都特别喜爱沙地。西苏、东苏、阿巴嘎、锡林浩特市的地域都是南北狭长，都争一块浑善达克沙地。南部的白旗、蓝旗、黄旗也如此。锡盟种畜场十二个分场也都是尽量围绕着一块沙地划分的。元上都、应昌路的建立也都与沙地有关。沙地一般不需要治理，干旱区有一定面积的沙地和沙漠、沙地有一定面积的裸沙，并不一定是坏事情。大面积正在流动的沙地的存在，是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的，由于植物种子被风吹走后，不能够落地，一般就需要人为帮忙，如设沙障、插黄柳等，需要因地置宜，循序渐进。当地的沙生先锋植物，如沙米、虫实等一年生植物应是首选。不可一步到位，直接种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沙地时空多变，沙丘阴坡、阳坡、沙脊、风蚀穴、落沙坡等，生态环境差异很大，不能够都采取统一的做法，种植林带的做法更不可取。为什么近年来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多了，主要原因是草原大面积退化、沙化，耕地的扩大、湿地的破坏、湖泊的干枯等。核心是游牧文化被同化的速度加快了，基本实现了定居。这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西部移民垦荒、60年代中亚开荒、北非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引起的沙尘暴如出一辙。因此治理减缓沙尘暴的根本出路，在于体现游牧文化的作用，而不是一再削弱。”
刘书润对当前保护草原的一些政策也写下了批评性的“导游词”。他认为春季禁牧绝对是坏主意，“野生植物不象农作物那样都同样春季发芽、夏秋开花结实。它们各有不同的生育期。即使同种植物，依天气变化，生育期常不固定。从3月中旬的顶冰花、星毛委陵菜，直到秋后白露的肋柱花，中间都有鲜花陆续开放。牲畜吃草并非一扫光，是挑着吃，随走随吃，有时为了防治羊羔痢，春季也常移场。只要不过牧，没那么严重，有时适当采食对草场还有利。”
他又说：“围封禁牧不如减低放牧强度”，因为“过牧的退化草原，由于粪便的积累过多，围封当年，或在二、三年内，植物常出现猛长。特别是湿地、沙丘间低地、畜盘周围。若赶上雨水充足，简直是疯长，常常超过正常的天然草原。这就成了夸大围封作用的理由。其实长势最好的多为一、二年生或少年生牧草及喜氮植物。超常生长对草场恢复并非都是好事，过分地消耗也是一种变相强压，反而延长了恢复时间。对这种超常生长的草原应适当‘减肥’。正如长跑运动员到达终点后应慢慢停下来。退化草原应逐渐减少放牧强度，或进行季节性休牧。家畜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没有家畜和野生有蹄类的草原，同样生产力降低，当然太多也不行。应维持一定的草畜平衡，进行游牧。轻牧比完全围封更有利于草场恢复。”
刘书润小传
刘书润，著名植物学家和草原生态学家，1938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生物系生态地植物专业。先后在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教育学院等单位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近年来主要从事保护区建设、游牧文化等领域的教学和实践工作；退休后才发现自由研究、自由导游、自由写作、自由言说的可贵，不再想写学术论文，不再想去主持什么科研项目，一心只想当导游，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情感，通通倒给所有愿意驻足旁听的人们。
刘书润是一个在草原上行走出来的学者，因为长年与牧民、与草原生活在一起，他的“学术元气”永远是那样的充足，他对草原文化的认知总是让人无法辩驳，无论你是一个草原专家还是一个过路游客，你都会涌起一个愿望，想多听他讲一些，想更多的人来听。但奇怪的是，中国似乎是一个不尊重实践出真知的专家的社会，刘书润以前是被人忽视的，现在也仍旧是被人忽视的。刘书润的声音像菜市场上讲价的声音一样被其他的声音稀释，被一座座沉重的屋顶遮蔽。刘书润的手稿至今没人帮助进行彻底的整理，甚至输入电脑的工作都没完成，网络上传播的零星的文章，显得颇为凌乱。刘书润认草原植物的本事，似乎也没有几个人想去传承。72岁的生态学家刘书润，一辈子似乎都处在边缘化的状态中。当年他当教授的时候，有许多人看不上他；如今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仍旧有许多人不知珍惜他的存在。
（本文作者系光明日报记者，自然大学负责人）
